关键词：文学研究会 顾彭年 李君毅 杨敬慈
一、顾彭年的文学活动
顾彭年的文学和社会活动起步于沪江大学，当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上海亦成风暴中心。大学尚未毕业的顾彭年被裹挟其中，开始即醉心于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与文化批评，均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译作：英国奈尔英的（Nearing）《妇女之依托》，美国经济学兼政治学教授斯科特・聂尔宁ScottNearing的（1886-1985）《大家庭的恐慌》、《美国家庭底衰落》。
批评：《天性和社会生活》，《改良祭祖的商榷》。
其时，顾彭年还与“学灯”主笔李石岑有过通信，讨论时事和社会问题。李当时在上海多所大学任课，是著名的哲学、心理学教授。
《池旁》是一首格调清新的白话新诗，与胡适的《朋友》（后改为《蝴蝶》）颇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几个朋友静悄悄地坐在池旁的亭中，“听那黄莺儿的酣唱着，看那池中绿水的微动”，“蓦然听得工――东一声，只见池中起了几个泡沫，把那一湾的清水，激起无数的涟漪，变成碎玉般。黄莺儿呢，得魂不附体，张起它底两翼，立刻飞向到别处去了；清脆悦耳的歌儿呢，也被他带去了！”诗歌表现一种被粗暴惊扰了的自在和浪漫，抒发一种怅然的情怀，颇接近《蝴蝶》中友朋离散后的那种孤单和失落。
倪正芳的《拜伦与中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
秦弓的《二十世纪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熊辉的《简论（小说月报）的译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
骆寒超的《新诗成长期对域外资源的译介及其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无疑是“五四”后较早从“反战”角度来研究杜甫诗歌的专著，因为角度新颖，见解独特，1983年萧涤非、程千帆、周汝昌等编《唐诗鉴赏辞典》时，还把它列作了参考资料，可见是有学术价值的。近年有人对顾彭年进行研究，认为《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是有感于“文艺之园的荒芜，青年作家思想的浮泛，民族精神的衰萎颓唐”，不得不往溯杜甫，从其人格与作品中，获取“民族的精灵的知识”。研究者认为顾氏著作的基本观点是：杜甫之所以能“如太空间的星辰，煌煌垂晖千秋万代而不殒灭”，其艺术和诗品的超凡，固然是一种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杜甫能将所处时代的罪恶与弱点，从自己丰腴的经验与阅历中发现，用“高妙的艺术，真纯的感情，沉痛的语词”，果敢大胆地绘写出来，歌吟出来。而时代的罪恶与弱点，是“长久的战争，寇盗的充斥，镇将的专横，与兵制的腐败”，所以其诗作满载着社会崩坏的写真，尤其是关于战争所蔓延的遗毒。这个评价，我认为切中肯綮，比较恰当。需要补充的是：顾彭年的研究紧密结合着“五四”时的中国现实，不是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论述中处处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反思和批判，颇有“五四”新文学的思想锋芒。
二、顾彭年的婚姻、家庭和转向
碧天澄清，皓月一轮，
诗人，我窥见了、窥见了你的孤心；
水鸟惊飞，一声长鸣，
诗人，我听得了、听得了你的哀吟！
你又趁着江风而长啸，
你後假着怒涛而狂鸣；
你要呕尽你心中一切的不平，
然而诗人，谁是知音？
诗人，你生得既太潦倒，
你死亦太畸零；
呵，江流滚滚，谁能长伴你的吟魂？
除非一片孤云，几点疏星。
这首诗把对逝者的追悼，寄予长空明月和江流疏星，颇能激起读者的共鸣，足见作者的诗歌才艺。据顾朴光回忆，父亲顾彭年和母亲叶鸣之曾合编过一本《唐诗选》，30来万字，可惜手稿后来遗失了。
三、文学研究会的另外两位贵州人
其他综合性的文学译述与文学评论文章：
杨敬慈的文学立场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显然是一致的。《从有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剧场（苏俄的剧场）》是一篇连载的综合性译介论述，文章的立论，是替戏剧集中于大都会，冷落乡村而鸣不平。选择翻译日本剧作家与儿童文学作家秋田雨雀的作品，也是因为此人的社会主义倾向十分鲜明。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美国作家兰敦笔下的“义贼”等，在对现实的批判性上亦具有某种相似性。至于德国的施园女士（von Elisabeth・Schoyen）的作品，首先吸引译者的同样亦是主题和题材。施园本是德国不太知名的作家，但她的《人世地狱》却尖锐地揭露了欧洲社会买卖妇女的罪恶。这本书原名《白奴隶》（Die Wesse Sklavin），翻译时杨敬慈用了“人世地狱”的书名，这说明他所看重的，并不像学些学者所论，是什么女权或女性主义立场，而是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西方文明世界利用新闻事业的发达，借广告坑蒙拐骗妇女的那些勾当，令人触目惊心。在译序中，杨敬慈明确说：“我们觉得这本书不但揭破欧洲社会的黑幕，并且也可以当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看”，“我们希望国内谈妇女问题的人们，看了这书，发奋起来，替已堕入或将堕入黑暗深渊的女子，谋一个救济和预防的方法，这是我们译印的微意。
三四十年代，杨敬慈译述不辍，虽逐渐远离了文学，但他对国际局势，尤其对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保持着密切地关注。主要译作或译述有：
《日本大陆政策之大进展》，《国闻周报》1933年10卷37期
《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论》，《国闻周报》1933年10卷16-17期
这其中特别要提到《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论》，这是“九一八”之后日本右翼分子中野正刚的言论。杨敬慈选择翻译这种言论，自有他自己的理由。在译文前面的“附识”中，杨敬慈说：“日本退出国联，确已陷于国际孤立的地位了。酝酿中的英法意德四国联盟，意在安定欧洲局面，匀出力量来对付远东问题，制止日本的暴行。日本人处于这种局面之下，尚没有些许觉悟，还同苏俄在北满边疆挑衅，可见日阀是存心在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了。究竟日本人何所恃而无恐呢？这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问题！这篇文章（指《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论》一引者），是日本有名的法西斯党――国民同盟中坚分子中野正刚，在四月份外交时报发表的，充满虚骄、狂傲、无理性，想用来麻醉日本民众，走笔译之，以觇日本极端派态度之一斑”。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尚且能够慷慨激昂的杨敬慈，却在“七七”华北沦陷后一度出任了伪职，与贵州籍的另一个留日学生文元模一样。文元模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兼伪华北观象台长，杨敬慈则出任伪教育部文化局第二科科长，兼观象台秘书，主持日常工作。这段经历虽谈不到大奸大恶，但毕竟不光彩。1939年秋季学期，伪教育部为视察其所辖各大学“实际状况”，向各地派出了“视察员”，杨敬慈赫然充列其中。其行径与顾彭年及文学研究会的另外两位贵州人谢六逸、蹇先艾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后者抗战时期都来到贵州，以清贫文人的民族操守相持，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谢六逸直至在贫病中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相比之下，杨敬慈的这段经历就要灰暗得多了，贵州乡帮文献中缺少他及文元模的资料，亦可能与此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杨敬慈一度在北京国家劳动部任职。1953年4月，劳动部劳动保护司和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决定合办内部定期刊物《劳动保护通讯》，杨敬慈任编辑。这以后，杨敬慈的行踪就不大为人所知了。
文学研究会另一位“贵州”籍会员李晋的情况有些扑朔迷离。他加入文学研究会的时间较早，成立时的20人照片中即有他的面影。“文学研究会读书各组名单”中，他的名字出现在“诗歌组”，按“所习之外国语”为日文推断，李晋应该是在日本留过学。由于丙辰学社为留日学生所创办，而这个学社的发起人中有好几位是贵州人，如周昌寿、文元模、杨梓林、陈文祥等，其中周昌寿、文元模还是学社的领袖级人物，他们对后来像杨敬慈、李晋这样更年轻的贵州学生的加入，应该是有影响的。中华学艺社1933年的会员统计中，贵州籍就已达59人。
麻烦的是，第一，在贵州的乡邦文献中或与贵州有关的其他文献资料中，找不到李晋的任何资料，无法追踪和确认他的“贵州”身份；第二，以李晋署名的著述，无论在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刊物还是在其他刊物都极少。李晋号君毅，而丙辰学社另一位领袖级人物吴永权（成都人），也号君毅。《学艺》发刊词的作者为“君毅”，其他各卷亦有不少同样署名的译文、论文、诗歌，如：德国作家Paul Heyse（今译保罗・海泽，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意难忘》，《晚近刑法之政治化》、《外交与庶民政治》、《丙辰年日本逗子海岸销夏诗》等。这些著述，有的署“君毅”，有的署“吴君毅”，到底署“君毅”的作者中，有无李晋？很难下判断。而吴永权显然是丙辰学社的领袖人物。同为丙辰学社领袖的曾天宇有一首《寄君毅》诗云：“若忆成都吴季子，当筵意气想无伦。繁花四座云屏暖，羡杀京华度好春”，可见其意气风发的活跃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