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宗周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奏疏是刘宗周政治思想的基本文献，然而目前宗周学研究并未展开对宗周奏疏的专门考察。回到宗周的奏疏，通过对文字内容的梳理分类，以及相应奏章数量的比较，呈现了宗周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于治道建言，以及将治道归本于皇帝的治心。将宗周奏疏撰写时间与其理学思想形成时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宗周的政治主张与理学思想的进展是同步调的。
关键词：刘宗周；理学；奏疏
前代之亡，皆以国无人而致败。惟本晁不然。数十年间，虽如杨、左、高、赵、二周、黄、魏、袁、李诸公，为阉党所摧折，而踵起者若刘念台、黄石斋、李懋明、范质公、倪鸿宝、文湛持、史道邻、姜居之、高 斋诸先生，皆大僚也，使得行其志，当不仅如赵惟重、李伯纪之在建炎[3]628。
但是，遍览宗周学相关研究，对其奏疏情况的考察，并未专门著述。而宗周作为言官，奏疏是其政治思想的主要载体和基本文献，这就需要研究者回到其奏疏当中，了解其观点倾向、其政治主张与理学思想之间的关系。
一、奏疏倾向于治道
从上表可见，除了陈请、问安等并无实质内容的奏疏，刘宗周的论政奏疏中，治道所占数量最大，共有19封。
二、治道归本于治心
而关于治道的奏疏，基本上都将会把问题归结到“皇极”――劝谏崇祯帝如何改正心理症结方面的过失。
上表中，对于崇祯帝猜忌壅蔽的心理症结，从崇祯二年到崇祯十五年，刘宗周在每一任上，都是以之为劝谏崇祯、由此启发治道的根本点：
崇祯二年―三年，指出崇祯帝的心理症结在于猜忌壅蔽，与仁义背道而驰，并且是掊克聚敛之政的根源。针对崇祯帝极端不信任士人、施政均从私智私利出发所带来的政治危机，宗周提出了著名的质诘：“夫天下可以一人而理乎？”[4]
崇祯九年，宗周又一次反复警告崇祯帝，在目前外忧内患的严峻局势下，唯有端正治本，从治道之本的独体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详细向崇祯帝说明了如何做慎独功夫，从而根除猜忌壅蔽的心理症结，拨正与臣属的关系：“夫君臣一德之交，亦一身之腹心也”，以独体为用人行政之本，政出于公心，施政则不秉私智私利，而是君臣职分各自有定、君主以任贤为施政大要：“汉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今日皇上慎独以治天下之谓也。夫在在而择人，至劳也；慎独而求治，至逸也。在在求人，宜贤者遍朝堂，而实而按之，无一贤之可任；慎独求治，宜治之难致，而举而措之，实有效之可据。”[5]
崇祯十四年―十五年，内忧外患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崇祯帝的猜疑也累积了十余年，多次撤换内阁、前方将领，结果仍是军事的节节败退、经济凋敝不堪、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在不断削弱。危难之际，崇祯帝起用宗周，希望宗周的清正能够挽救一些政治腐败。宗周仍然从治道之本劝谏崇祯帝，希望他践履诚意功夫，并再次着重强调，“臣闻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治道不是君主事事具理，治本的端正在于看清自己的职分，在于“斯以天下之聪明为大聪明”、“以天下才任天下事”[6]。
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刘宗周系统论述了立足于此根本点的皇极（君主的心体），以及君臣职分、人事原则、地方行政与攻守策略等治国大要，分别见于上表所列的代表性奏疏中。
三、治道相资于理学
上表还将宗周奏疏按照其任官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京兆尹任上。崇祯二年―三年。
第二阶段：工部右侍郎任上。崇祯九年。
第三阶段：左都御史任上。崇祯十四年―十五年。
这三个阶段，与宗周道德形而上学思想发展的三个分期[7]有着时间上的相接：
第一时期：静坐悟心时期。万历四十二年―崇祯三年。
第二时期：慎独提出时期。崇祯四年―崇祯八年。
第三时期：诚意慎独时期。崇祯九年―弘光元年。
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刘宗周的学术思想发展的时候，也是他新的仕途生涯开始的期间：
崇祯九年，宗周正是在工部右侍郎任上，在北京官邸的这半年中，始以《大学》诚意、《中庸》已发未发之说示学者，他的《丙子京邸录》，或者说，丙子学言，否定了时位动静说。工夫只在略绰提撕间，自此专举立诚之旨，即慎独，姑置第二义。①
崇祯十年，与钱生书说，圣人之道，求诸其心，慎独即格致第一义。示金 鲍滨两生曰，学当求之慎独，其说终谬。又说诚意、已发未发等旨。②崇祯十一年，又以其诚意之旨重新解阳明，删定《阳明先生传信录》成。③诚意之旨确立后，宗周又将之推广到治道领域：在崇祯十二年，作《乡兵议》，主张“以保甲寓乡兵”。④崇祯十四年，辑《古小学通记》，以《集记》有体无用，此《通记》明治天下大经大法。⑤崇祯十四年，宗周又蒙起用，其在任上，阐扬了诚意的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