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胡塞尔;自我学;伦理学;仁学伦理学;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2014-04-05
作者简介：李幼蒸（1936-），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顾问，研究方向：比较哲学。
The Special Meaning of the publication of Chinese Edition
of Three Volumes of Husserl’s Ideen
Li You-zhe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5， China）
Abstract：The complet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ree volumes of Husserl’s Ideen implies a special mean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today.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translator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 of Husserl could have an implicit epistemolog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of subjectivity. The both indicate a similar psychological positivism although the western scientific-logical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Chinese pragmatic-intuitive way of thinking are formed in different modes and styles. This essay expresses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 and retrospec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or about this significant philosophy-publishing event.
Key words：Husserl; egoism; ethics; Chinese Ren-ethics; semiotics
在重新整理几天前完成初稿的本文时，才意识到今年（当然应该说是去年）正是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出版一百周年。该书中译本修订版将于下月出版，让我以此中译本新版的面世向胡塞尔这位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表示敬意，因为他真实地体现了人类“哲学致良知”的人生态度。
学界读者知道，本人那时克服种种外界困扰，最终将《通论》稿完成，并于1987年幸运地交付商务出版社，日后得以顺利出版，主要因为幸遇伍先生这位出版界正派负责人。在当时错纵复杂的条件下，他特许我在此书翻译编辑出版程序中“便宜行事”，以便迅速出现于中国学界面前。（后因“风波”延后了三年才出版。）于是，我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因陋就简，把在中国学界立即有效呈现“胡塞尔思维原生态”当作该计划的主要目的，而宁肯忽略（实际上当时也难以达成）该书翻译和编辑方面的技术性指标。同时，80年代我所有翻译工作差不多都是以这种“急就章”的态度进行的，因为那时不知道国内对西方理论思想的开放能延续多久，只求先将我认为当前国际上最重要的、却是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界尚未充分消化的现代欧洲哲学和理论思想呈现于中国学界，却根本不考虑中国读者对其接受的可能性（不仅考虑到文化学术彻底停顿的“文革”10年，而且考虑到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学界长期忽略现代欧洲理性主义哲学理论潮流的历史，以及长期以来忽略现代西方人文科学各科理论的知识）。一句话：将重要的、中国学界百年来不熟悉的人文科学新理论形态迅速引进中国。这样，我就主要选择了现象学、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以及历史理论、人类学理论和电影理论等。
不难理解，那时我本人也的确还没有任何理论性翻译工作的经验和判断力可言，但是和诸外语界出身的理论学者不同，我以对理论内容的理解弥补着外语能力和翻译经验的不足。因此，直至此次《通论》新版复校时才有机会对该初译本的一些错漏之处进行补正。没有料到（事实上我从来不对自己所计划的工作效果进行“逆料”，即一向本只问其义、不问其功的态度投入学术实践），《通论》一书在学术界的影响，二十年来，竟然会渐渐扩散开来。该书对那些将现象学当作自身职业的青年学者而言，用处自然不在话下。但最近几年来才得悉，许多“非专业”师生中间（特别是学科相距较远的学科如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史哲等“国学”部门的中青年学者中间），也不断出现胡塞尔学爱好者，他们尤其对抽象度甚高的《通论》一书产生兴趣。他们与几十年来文化学术界国内外习见的那种对“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跟风的所谓“理论爱好者”的志趣颇为不同。后者兴趣主要体现在追随现代西方“理论修辞学”时髦，胡塞尔学的爱好者则显然更加关注其理性主义的“理论思维”本身。我之所以对此现象非常好奇，不是出于关心我们大家都仅只是作为“初学者”，所实际掌握胡塞尔学的理论知识专深程度的问题，而是缘于认识到，来自“非职场专业”领域的学人对于胡塞尔学的兴趣，更加明确地反映学者治学的“向真态度”！我们今日最需要的岂非正是这种向真态度！而对胡塞尔学理论知识掌握是否专深倒在其次，因为就后者而言，必然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反之，对那些只是考虑职业利益而从事胡塞尔学的研究者，我们也不必按其在职场学术实践内的“体制内成绩记录”来估量其学术实践水平及品格高低。
读者也许注意到，本人一方面在2012年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作为大会学术议程规划的设计人之一，“破国际符号学大会惯例”，首次在国际符号学学会历史上倡言胡塞尔现象学对于符号学运动的重要意义，并不顾衰暮之年而在南京大会后立即着手翻译了爱尔兰莫兰的《胡塞尔学词典》;另一方面，本人又本着一贯“就学不就人”的态度同时提醒中国学者：绝对不能将本人长期推介胡塞尔学的工作（特别是独力承译了8卷本《胡塞尔著作集》的翻译工作），视为我在主张我们今后应该以胡塞尔现象学作为中国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换言之，我提倡对其“既研习宣扬又反省批评”的态度，根本上是要提醒人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关注学理价值本身，而不可仿效国内外学界以功利竟争心态去“吹捧权威”。不仅如是，为此我还特别指出，国外一般视为胡塞尔学最大成就的几个方面，如他晚年对西方文明自然科学化方向发展的具体批评方式和其伦理学逻辑基础论等，却并非我本人最看重的方面。这是我们不能盲目跟着西学中心主义走的另一个重要例子：因为我们的留学生文化可能导致学人将自己西方导师的意见，视为自身国内拓展学术事业的一种“助力”。因为导师的“西方籍”，在百年来国内学界一贯崇洋媚外的风气下，适足以成为学者“拉大旗”之工具，这将必然导致我们对中国现代学术理论发展史“一喜一忧”。须知，今日西方哲学家中人云亦云、拉帮结派者同样所在多有，岂能照单全收？
人们会反诘道：难道不是因为胡塞尔学的同一唯逻辑主义，在纳粹到来前的魏玛时代就已经“败给了”虚无主义的存在论哲学吗？但我们在此岂能以成败论英雄！在当前西方商业化大潮下形成的广义流行文化和学术思潮环境内，自然不时会出现西方哲学各派“此消必长”（海消胡长）的流行程度演变，我们中国学者当然不必同样跟风。我们今日提倡胡塞尔学，绝不是由于胡塞尔学当前在西方学术市场价值看长。所以我们才需要提出了这样的貌似自我矛盾的中国西学理论研究的态度口号：既要引介研习之，又要独立批评之！
参考文献：
[2] 胡塞尔. 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M].李幼蒸，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3] 胡塞尔. 现象学和科学基础：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3卷）[M].李幼蒸，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4] 李幼蒸. 胡塞尔[C]//杜任之. 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 北京： 三联书店， 1980.
[5] 李幼蒸. 论“重读胡塞尔”的意义[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3）：93-105.
[8] 李幼蒸. 仁学和符号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