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早期党员到托派分子，再到资深军统特务、铁杆反共分子，梁干乔的人生真够丰富多彩的。只可惜他是“弃明投暗”，选错了路。
梁干乔的人生，从投身黄埔时立下反攻先驱的宏愿，到最终走向反共先锋的结局，其间经历，鲜为人知。
从黄埔军校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梁干乔，本名梁昭桂，1903年9月出生在广东梅县松口镇大塘村一户殷实人家，中学毕业后，因家道中落失学做小工，后在一所小学做了5年教员（赵龙文辑、梁干乔遗著《火焰的人生》，中华书局1947年版）。
第二年春天，盘踞在粤东的陈炯明，趁孙中山前往北方的时机，准备对广州发动进攻，广州方面遂决定以黄埔校军为主力发动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东征首役淡水之战中，在排长、机枪手相继阵亡的情况下，梁干乔沉着指挥，并亲自用重机枪击退了敌军的反击，为攻克淡水做出了贡献。此战之后，梁干乔被调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
那时苏联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极力反对斯大林，在党内形成了被称为“托派”的小集团。而中大自校长拉狄克以下很多教员都是托派分子，他们把托派思想带到了学校里。梁干乔和陆渊最先接受了托派思想，开始在学校中积极活动起来，尤其是梁干乔，经常在各种会议上以高亢的声音发言，在同学中很快就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吸引了很多学员参与托派活动，中大副校长库秋莫夫还给他取了个“被压迫民族的领袖”绰号（李樵《徐以新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据陆渊回忆：“经过我们两人的宣传和煽动，不数月间，留俄学生之同情反对派者，几占全数之半。”（陆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1931年第3期）
“红场事件”使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极为震惊，责成中大校方彻底清查。很快，中大就作出了开除梁干乔等人党籍、学籍的决定，遣送回国。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托洛茨基秘密召见了梁干乔等人，向他们交待了回国后的任务，并说如果形势需要可以组建自己的组织。
中国最早的托派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梁干乔等人也成为中国最早的托派。第二年，他们开始编印一份名为《我们的话》的刊物，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其成员继续在党内隐瞒自己的托派观点和活动，并伺机扩大托派的组织和影响。梁干乔回到香港后，与在太古船厂担任中共支部书记的托派成员区芳一起，在船厂工人中建立了托派的一个支部和三个小组，梁干乔的托派身份随之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