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张光年同志汇报了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和主要报告。
胡耀邦同志说，三个议题：一、主要报告；二、人事安排；三、谁去讲话。乔木同志从广东打来电话，说他赞同这个报告，这也是他的一家之言嘛。
作协报告不同于政府报告。不带框框。光年的报告很有激情，以个人身份这样写是可以的。问题是：一、以什么身份讲话。二、报告中举出了许多名字，不知是否公平，会不会议论纷纷，请很好斟酌一下。《水浒》一百零八将还有个排座次的问题，后来天上掉了一块石头才解决了问题。三、涉及党如何领导文艺要讲清楚。过去一直讲政治第一，社会主义重点要搞经济建设，毛主席犯了错误，邓小平同志说四化在社会主义时期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作家要反映现实的斗争、人民的意见。党领导文艺也有半个世纪了，但有三个不够正常：
1.对如何领导文艺不够正常，有时好些，有时坏些。过去忙于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对文艺比较生疏。一个文艺，一个科学，都比较生疏。过去党同文艺界有血肉联系没问题。许多同志与文艺界有私交，有友谊，很好。但长期以来干涉太多，棍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
2.党派到文艺界的干部与作家关系不正常。派不大懂文艺的同志去。对科学、教育也是如此。派人不适当。长期习惯于行政命令、长官意志。什么党组、书记，不懂行。
3 .作家与作家、党员与党员、地区与地区关系不正常。敏感太多，伤感情太多。要采取民主讨论，和风细雨的方法加以解决。
最近《宣传要闻》上有一篇文章，对社会主义文艺有不同看法。如果社会主义文艺订几条，画个框框，无形中又形成一个棍子。这些问题不能从概念出发。延安时也提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让人家搞文艺创作，难免有毛病，提意见就是了。抽象概念争来争去，还会形成许多棍子。要废除这些抽象讨论。如果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抽象概念，你几条，他几条，就改革不成了。报告中说“四人帮”制造了文艺的沙漠，无声的中国，还是有反抗、不满的声音。这个报告如果包括所有意见，就成了杂货摊了。总的是好报告，要听一听作家们的意见。
其他同志也说，执行行政命令写作就不成为文艺了。根据命令写作，就成了遵命文学，影响很坏。要允许有不同意见存在，现在还有不戴帽子的帽子，不上纲的上纲。文艺界不团结与打棍子分不开。
胡耀邦同志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人民分子，这样的概念不要用了。犯法就是犯法。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了许多蠢事，前一段打击经济犯罪，有人要加“反社会主义”，我说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经济犯罪，你能说他是反资本主义的犯罪分子吗？作品有问题，写了不健康的东西，编辑可以把把关，找他谈谈，不要提什么三反分子。作家应有广阔的天地，充分的自由，独立的个性，独特的风格，多样的题材。不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还没有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好像反我们的人很多，他们那里倒没事。社会主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拥护，资本主义为金钱所支配，他们的自由是虚伪的。
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这关系到是否还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问题。我国已到成熟时期，创作为什么不能自由？作家对领导进行批评，就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不能是这样的国家，还是要民主和法制。当然，自由不能没有限制，例如不能有妨碍别人的自由。
耀邦同志说，人事问题要区别两种情况，一是党委领导部门；一是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文联、作协要选什么人，根本不要去干预。即使未选好，他们作家自己负责。科学院将来有院士，难道也要党来定？文联、作协的领导由作家们自己来选，这方面要根本改革，党干预它干什么？民主党派，统战部去干预干什么？作协要选多少副主席，不要干预。如果名单是党定的，撤掉！这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无效性的！都要充分发扬民主，不要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
胡耀邦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很关心上海文艺界情况，指出要按民主程序解决问题。
耀邦同志说，文艺评论，第一不要去捧；第二不要打棍子，上纲上线；第三不要搞人身攻击，联系这个人那个人；第四尽可能采取平等的方式，使作家得到一些营养，受到一些启发，打棍子没意思。
其他领导同志说，文艺评论不要强迫人家听，可以保留意见，保留到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像过去那样，不是捧就是打棍子，十年内乱就把十个样板戏捧上天，再不就打棍子，可以置人于死地。现在当然没有了。作家要反映时代，反映全国人民的心声，老作家有个如何组织中青年作家的问题，扶植中青年是老作家的光荣。
请中央同志讲话，耀邦同志说，我的意见请几个同志介绍一下国家发展的情况，对了解国家大事有帮助。讲情况，讲事实，不要讲套套。一经济，二外事，三国防，四农业，五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六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情况。不要念稿子，漫谈国家大事。中央书记处写个贺词，启立去讲。讲：一、同志们创作许多好作品，反映时代，反映我们怎样发奋图强，出现许多好作家，应该感谢。二、当前和今后做什么事，希望作家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做出努力，国家的前途如何，希望给作家讲一讲。三、讲党如何领导文艺，引出根本准则，改变三个不正常。说明应有什么关系。作家与党的工作有许多不同，调查研究、深入生活，这一点相同，但有不同。如三中全会决议搞了四次，作家不一样，是个人创作，作家写作不希望人家改。曹植给杨修写信就说过，不希望别人改文章，好坏只有自己知道。创作有两种情况，一不大健康，这的确有；二错误的，社会效果极不好。不能说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没有。过去采取任意上纲的办法是不行的，最好的办法是写完后先请人看一看。发表时编辑把关，把不住搞文艺评论，充分说理。
第四，讲一讲现在作家的生活怎样，生活待遇、房子、入党问题怎样。提高和改善生活，还是是稿费多一些，关于收所得税，作家意见很多，这个要改过来，不一定收嘛！工农收入翻番，你们伤白衣秀才的心嘛，一共才几百万，伤知识分子的心嘛。
耀邦同志最后说，上次提出精神污染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正确，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嘛。后来由于我们工作上出了漏洞，扩大到社会上去；二是界限不清；三是一轰而起，造声势，后来发现较早就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万里同志说，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什么叫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胡耀邦同志说，以后都不要提了，可是也不要去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