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是人们熟识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而作为演说家形象的蔡元培，则被世人关注得甚少。其实，蔡元培一生都与演说结缘。演说之于蔡元培，既是其民主革命和教育生涯的重要职业活动，也是成就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一大“利器”。
以演说开发民智
蔡元培高度重视演说，与其对演说价值的深刻认识和所处时代相关。晚清之际，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改良派戊戌变法失败，而近邻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日益强大，当时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便将目光转向西方寻求救亡兴国之道。蔡元培深感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黄世晖：《蔡孑民先生传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7页），认为要救亡图强，必先从开发民智、培养人才着手。“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日学校，二日报纸，三日演说。”（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于是，蔡元培等有识之士便积极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兴建学堂，竭力以演说开启民智，促进思想启蒙运动。
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秉持教育救国理念，利用其职位优势，以演说为重要手段，竭力倡导和推动社会教育。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蔡元培研究专家陈平原在《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一文中，对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组织的演说活动作了评述，他认为无论是辩论会，还是平民教育讲演团，都以“言说”为主攻方向，对于推动思想启蒙、社会动员和文化传播、学术普及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毛泽东为蔡元培演说作记录
作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义务到各种重要场合发表演讲，除了一些应景的、公务性的演说外，对于一些专业性强的演说，他总是先列出提纲，甚至基本成文，但有时也即兴现场演说，再由他人记录整理。周恩来、毛泽东就曾为蔡元培的演说作过4次记录。
蔡元培讲述德、智、体三育的重要性及其关系，特别希望“体育号称发达者”的南开学校，“始终勿怠”体育，“为国人倡焉”。同一天，蔡元培又以“思想自由”为主题，为该校敬业、励学、演说三会作演说。蔡元培首先对南开学校的思想自由大加赞赏，接着以人生、科学、学术为例说明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最后总结为：“凡物之评断力，均随其思想为定。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得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
这两篇讲稿分别刊于南开学校《校风》第67期（1917年5月30日）和《敬业学报》第6期（1917年6月）。刊发时都注明“周恩来笔录”，周恩来还在蔡元培以思想自由为主题的演说稿前特别加了“说明”：“蔡先生取思想自由为题，名言谠论，娓娓动人。记者于六年前，即获读先生著作，今日始得一瞻风采，私幸之余，用是不揣谫陋，随笔录之，归而略修其辞，宣吾报端，以审同好。”
这一年夏，周恩来从南开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但也许是这次“笔缘”，增进了他与蔡元培的某种联系。蔡元培逝世时，周恩来撰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上世纪20年代初，蔡元培还利用讲学社、北京大学这些平台，先后邀请美国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学者杜里舒、印度诗人泰戈尔等来华讲学，引起强烈反响，对推动“西学东渐”起了积极作用。
演说成就“领袖之功”
蔡元培的最伟大之处，在于通过改革北京大学，确立了北京大学的学术领袖和精神领袖地位，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诚如梁漱溟所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纪念蔡元培先生》）
在那个独特时代，蔡元培把演说作为主要的职业活动和思想构建方式，最终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和中国文化名人的旗帜。对此，著名学者叶隽说，“蔡校长之所以成为‘不可复制’的神话，其演说之功大焉，甚至说其居于核心地位恐怕也不过分”，“正是由于演说的‘利器’之功，成就了作为一代教育家与学界领袖的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