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汤斌集》，书中《功过定约》一文有这样一段话：
恐因缘陋习，不自觉察，开罪乡党，后悔何及？谨于功过，格外妄增数款，以自省戒，庶几少免愆尤云耳。
粗读，似乎文从字顺，并无不妥，然而细细品味，发现误置标点符号一处：“谨于功过，格外妄增数款”，“格外”二字当属上读，而误属下，应断作“谨于功过格外，妄增数款”。“功过格”是一个名词。
何谓功过格？“格”，《玉篇・木部》和《广韵・陌韵》均释日：“格，式也，度也，量也。”《字汇・木部》：“格，格样，法则也。”从字面上看，功过格即功绩与过错的法式和尺度，亦泛指有关功过的条文准则。收词37万余条、集古今汉语词汇之大成的巨型辞书《汉语大词典》，于此一词竟付阙如。《辞源》《辞海》虽载此词，然释义或溯未及源，或本末互置，有欠精审。移录如下：
功过格旧时崇奉封建礼教或佛家戒律之人，将自己所行之事分别善恶逐日登记，以考验功过，称为“功过格”。道教徒也有用功过格自记日常行为的善恶，作为权衡鬼神降与祸福的标准。（《辞海》，1999年）
功过格肇制于金代，明代袁黄持行功过格，乃四百年以后的事矣。《辞源》以流作源，不妥。功过格的创立者和主要施行者是道教，“崇奉封建礼教或佛家戒律之人”实乃效仿、借鉴道教的后起者，而《辞海》所述恰恰相反，将此二者颠倒过来。功过格这一词汇，之所以在《汤斌集》中被拦腰斩断，《汉语大词典》《辞源》《辞海》这三部最具权威的工具书，之所以漏收或误释，除了因典籍浩如烟海，修订难以穷尽所致外，亦与功过格随时间推移渐行渐远，淡出了人们的思维和生活，以致全然陌生有关。但作为中国信仰文化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上曾经流布数百年的故实，我们却不能一无所知。
功过格最初是道教的劝善书之一，是道士用来记录自己功过善恶的依据，后来逐渐扩展至社会各界，盛行于明清两朝，成为古人自勉自省、改恶从善、禳灾纳福的修身工具。与一般劝善书不同的是，功过格的着重点并非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大原则进行说教，而是将伦理道德细化、量化，全面而具体地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提供准确的道德评判。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以笔者所藏清代雍正年间现世、光绪五年重刊的《文昌帝君功过格》为例，作一简介，以见一斑。
赏善罚恶观念是功过格赖以产生的根源，这一观念由来已久，可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易・坤卦》中找到踪迹：“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而功过格则滥觞于东汉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据该经卷四十八说，人们要达到“易心为善”，成为善人，只要年复一年地将自己的善恶行为记录在“天券”上，与上天所记相符，并随时思过止恶即可。所谓“天券”，实乃后世的功过格与功过记录册合二而一的雏形。至于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道门科范大全集》中所言“善恶之二书”“功过之两簿”，宋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述赵康靖将黄黑二豆投入器皿，以作记录善恶的方法，以及宋苏轼《东坡志林》所载“昼日之所为，莫（暮）夜必记之”的修身法，等等，同“天券”一样，均属功过格的前身。
现存世最早的、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功过格，是成书于金代大定十一年（1171年）的《太微仙君功过格》，此格为道教中的净明道派所崇奉。据撰著人又玄子在序言中称，《太微仙君功过格》乃梦游紫府时由太微仙君所授，“忽然梦觉，遂思功过条目历历明了，寻乃披衣正坐，默而思之，知是高仙降临，不敢疏慢，遂整衣戴冠，涤砚挥笺走笔书之，不时而就”。此书功格36条，下设4门：救济门、教典门、焚修门、用事门；过格39条，下设4门：不仁门、不善门、不义门、不轨门。与《文昌帝君功过格》相较，前者是专为道士所创，而后者则是为社会各界信众所立，因而，其修持的侧重点自然有所差异，但改恶从善、禳灾纳福的宗旨是一致的。
《太微仙君功过格》的自我评判机制与功德积累体系，虽为首创，但已臻完备，其形式新颖、易于掌控和便于操作的特点，具有普遍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因而此后至清末的数百年间，功过格虽仍以道教为主线贯穿始终，但已不再是道教所独有的了，它逐渐向儒、释二教以至普通民众蔓延开来，成为道、儒、释三教融合的产物。多种多样的功过格也随之陆续问世，尤其清代，盛况空前。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元明清三朝共产生功过格29种，其中清代就有22种。在这些功过格中，影响较大的有断为元朝的、托名吕祖撰述的《十戒功过格》《警世功过格》，明万历进士袁黄托名云谷禅师传授的《功过格》，明净土宗祖师云栖和尚的《自知录》，清康熙进士陈锡嘏的《汇纂功过格》，等等。除以上大众通用的功过格外，还有专门为特定的人和事编撰的功过格，如清代的《当官功过格》《文昌帝君惜字律》等。至于根据自身特点，自订格目，独自持行的个人功过格，或人亡格毁，或隐迹于浩瀚的个人文集之中，其数量当然很可观，如明末理学家陆世仪的《格致篇》，又如本文开头所言汤斌文集中的《功过定约》，即是。
汤斌乃清初名臣，累官至工部尚书，曾三次入史馆撰修《明史》，两次担任史馆总裁，著述颇丰，有《汤子遗书》传世。他主要活动于顺治、康熙两代，为官一生，两袖清风，《功过定约》是他踏上仕途不久为自己所立。格目虽然不多，但从头至尾都围绕廉洁奉公、不徇私情这一主题展开。如“若因自己私事、亲友词讼，妄发片纸，及轻入公署者百过”，“远宗别派不遵乡约，嗜酒忿戾，触犯亲识田产贸易，希图自便，负债不还，起端争讼等事，断不敢护庇，以枉公道，违者百过”，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格目没有循例设立功项，只有过项，且每项竟罚一百过。这就是说，一旦违犯，是无功可折的，其惩戒可谓苛严极矣。由于汤斌为官数十年严于律己，守身持正，所到之处风清弊绝，政绩卓然。据说他辞世时，“惟竹笥内俸银八两，昆山徐大司寇赙以二十金，乃能成殡”（清纽琚：《觚剩续编》）。后人称誉他为“清朝第一清官”。
进入民国时期，这个历经金元明清四朝、风行七百余年的功过格渐次式微，最终落下了帷幕。虽然功过格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其忠孝、节义、等级和因果报应等价值观，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甚至反对的，但细品格中有关条文，多有扬正祛邪、博爱奉献、敬业爱岗、反腐倡廉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