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前，中国社会崇尚门阀。原因是魏晋以后，国家推行门阀制度，朝廷注重在豪门世族中选用官员，豪门世族（士族）与皇族一起执掌政权，拥有极高地位与声望。南北朝时期，南北王朝虽然频繁更迭，但门阀士族仍有市场，依然是社会主导力量。
且不说为华夏文化嫡传的南朝，就是胡人统治的北朝，也吸取了门阀观念，重用汉人士族。北魏孝文帝更是仰慕华夏文化，积极推进大规模的汉化运动，让鲜卑人说汉语、写汉字，并将鲜卑贵族（包括皇族）改为汉姓元、长孙、宇文、于、陆等。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胡人或胡化汉人政权，汉人士族仍有几大“常春藤”，到了隋唐统一中国之后，这些“常春藤”士族依然备受尊崇。
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记载，贞观十二年（638年）春，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钡确蠲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开展工作，“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假，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最后进行排序，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门第为天下第一，“崔、卢、李、郑、王”五大氏族名列前茅。唐太宗看了初稿，颇为困惑、恼怒，冲高士廉等人发脾气：“崔氏早已衰微，凭什么列为第一？难道我李氏贵为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吗？”“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为了维护皇室荣耀，唐太宗利用政治权力干预，下令重新排序，“以皇族为首，外戚（长孙）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
的确，在当时士人心目中，“崔、卢、郑、王”四大名门颇为高贵，甚至超越皇族。诸如房玄龄、魏徵、李薜仍壮迹在为子弟选择配偶时，都优先考虑向上述四大名门求婚。与名门淑女结为连理，比娶公主做驸马更为荣耀。故而，那时民间流行“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嫁却愁”之说。
现在看来，高士廉等人当初未将皇族列为天下第一门第，真是不可思议。毕竟中国人向来崇拜权力，习惯于看权力脸色行事，唯权力马首是瞻。以世俗眼光看，帝制时代皇权至高无上，皇族理所当然为天下第一门第。唐朝是李家王朝，李氏理应名列榜首;宋朝是赵家王朝，当然以“赵钱孙李”排序;明朝是朱家王朝，朱姓必定天下第一。如此类推，只是基于权力崇拜的逻辑。但是，唐人毕竟是唐人，他们有他们的原则与自尊，并不是盲目崇拜与讨好权力。
其实，高士廉与唐太宗是亲戚，他是长孙皇后的亲舅舅，长孙无忌、长孙皇后就是他一手抚养成人的。高士廉领衔编撰《氏族志》，如果他一味崇拜权力，并考虑与皇族沾亲带故，恐怕会说服其他同僚，共同推举皇族名列第一。但高士廉没有那么做，自然有他的想法，并且其想法基本上代表当时社会主流意识，注重底蕴与血统，认为李唐皇族并非最高贵。
当然，李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也是当时名门望族。但就李唐皇族而言，其血统并不纯正。这个不纯正，主要来自母系方面。唐太宗的祖母孤独氏、母亲窦氏、元配长孙氏，都是鲜卑人，亦即胡族，而非汉族。那时候，中国人并不崇洋媚外，将汉族之外民族称为胡族，看作外国人。尽管当时胡人武力强盛，但汉人文明程度高，骨子里看不起他们。再者，李唐皇室自称陇西名门后裔，而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也有些来路不正。所以，唐人眼里最为高贵的门第未必就是皇室。
那么，博陵崔氏何以被列为天下第一？崔姓，来源于姜姓，始祖为姜太公。姜太公助周武王灭商，分封于齐国，成为齐国首任国君。数传至齐丁公时，有长子姜季子应即位，辞而不受，让位于胞弟叔乙。叔乙继位后，把崔邑（山东章丘一带）赏赐给季子作为食邑。从此，其子孙便在崔邑居住，后来又以崔为姓氏。崔氏得姓后，世代担任齐国要职，为卿大夫世家之一。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崔氏“自汉迄唐蜚声延誉，甚盛益兴，与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并为千年旧族……闻人达士先后相望也”。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博陵有个崔州平。在三顾茅庐故事中，有刘备偶遇博陵崔州平情节，司马徽向刘备举荐当时贤士时，就提到诸葛亮的四个贤达密友，亦即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和徐元直（徐庶）。博陵之所以有名，并非因为崔州平，而是博陵有着一个历经千年不衰的名门望族――博陵崔氏。这个家族自汉至宋，先后出了20多位宰相，将军、侍郎以上官员数以百计，诗人、文学家、书画家不可胜数。与此同时，位居前茅的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太原王氏等名门也是人才辈出，精英荟萃。可以想见，这些名门闺秀也很出类拔萃，富有教养，品貌俱佳。要不然，达官显贵何以争相与之联姻？！
毫无疑义，上述“五姓”豪门都是老牌贵族，在唐代始终是金字招牌，颇受世人青睐。唐太宗虽然以权谋私将李唐皇族列为天下第一，但并未对其他老牌贵族进行实质性打压。毕竟唐太宗出身贵族，为人行事颇有贵族风范，在治国上倚重两大贵族阵营。一是关陇贵族集团，它是指籍贯位于陕西关中与甘肃陇山周围的军事集团，起源于西魏八柱国大将军。八柱国成员分别为：宇文泰、元欣、李虎（李世民曾祖父）、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杨坚岳父），侯莫陈崇。这八大家族先后建立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王朝。八柱国大将军及其部属的后代，在唐初形成势力强大的关陇贵族集团。陈寅恪先生指出此集团成员有两大特征：“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唐初重用关陇贵族，被陈寅恪称为“关中本位政策”。二是以名门望族为代表的士族。唐初大臣，要么出自门第高贵的世家，要么出自气质高贵的文士。他们既富有聪明才智，又具有高尚品质。唐太宗是一个宽宏大度而又英武睿智的君主，正是他领导文武两大贵族集团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从而开创了政治清明、军事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贞观之治”，谱写了中国古代史上最为恢宏、华贵、强盛的篇章。
在古代宗法社会，光耀门庭是极大的荣誉。光耀门庭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通过自身努力提高门第，二是借助与名门联姻优化组合。“崔、卢、李、郑、王”五姓七宗乃历经千年形成的名门望族，在唐代备受世人尊崇，也是情理之中。 然而，世间没有长盛不衰的事物。随着时事变迁，盛极一时的关陇贵族集团与素负盛名的老牌贵族，都不能逃脱走向衰落的命运。
关陇贵族集团，“其兴也勃，其衰也忽”。进入唐高宗时期，关陇贵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曾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招致武则天记恨。武则天掌权后，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一一逐出朝廷，流放到边远地区。“自武字鞒种醒胝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关陇贵族集团（包括李唐宗室）几经武则天排斥与清洗，逐渐远离权力中心。“迄至唐玄宗之世，（关中本位政策）遂完全破坏无遗。”（同上）关陇军事贵族，已然淡出历史舞台。
同样，老牌贵族也遭到最高当局的打压。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宰相李义府为其子向老牌贵族求婚遭到拒绝，便怀恨在心，故而唆使高宗发布诏书，限制名门贵族相互通婚：“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尽管如此，并不能禁止名门相互为婚。关键在于，“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资治通鉴・唐纪十六》）
可见，那些老牌贵族并没屈服于皇权，依然恪守独立、矜持与自尊。与此同时，他们的傲然自尊也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同与羡慕。所以，皇帝的禁婚令，不仅没有让名门子女身价下跌，反而身价倍增。
不过，对老牌贵族冲击最大的乃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首创于隋炀帝，唐初沿用这一制度，作为选用官员的一种途径。武则天执政以后，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将进士科作为选用文官的主渠道。于是，大批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体制内任职，极大地改变了官员队伍的出身结构。“武后柄权，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成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之人民中，有虽工于文，但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总体看来，名门贵族在唐代始终引领风骚，颇受世人敬重，拥有大量粉丝。高宗、武后时宰相薛元超曾经感叹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娶上“五姓”中某个女子为妻。其实，薛家已属著名“关中四姓”（韦、裴、柳、薛）之一，也算是高级贵族，但仍然仰慕“五姓”顶级贵族。中晚唐时，唐文宗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他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郑覃却婉言谢绝，居然把孙女许配给仅为九品官的崔某。唐文宗碰了软钉子，感慨万千：“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中晚唐以后，地方节度使（藩镇）拥兵自重，形成军阀割据格局。军阀叛乱、黄巢造反，致使大唐王朝走向灭亡。从此，中国进入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一个极为黑暗的时代，“有枪便是草头王”，兵痞流氓轮流坐庄。整个社会彻底崩溃，文明大厦已然坍塌，一切依照丛林法则行事，杀人如切菜砍瓜。战乱使生灵涂炭，世家贵族也不能幸免。曾经显赫千年的“五姓”贵族受到沉重打击，不仅有大量人员伤亡，而且家园与产业均惨遭破坏，他们引以为傲的贯册谱系也流失或损毁。在这斯文扫地的时代，所有世家贵族都“无可奈何花落去”，与庶民一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从此，中华大地再没有傲然独立的世家贵族群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