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在夏、冬两季的季风助航下，从东南沿海出发，经今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等，抵达欧、非洲的海上通道。古代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输出丝绸、瓷器、糖、五金等，进口香料、药材、宝石等，是我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生命线。明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处于这一海上贸易通道上的海南岛，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自身的经济发展及郑和下西洋的推动
明代海南岛内贸易发达，经济繁荣，田赋、商税等地方财政收入显著增长。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设广东布政使司，将琼州府由原属广西改归广东管辖，下设崖州、檐州、万州3州13县。还废除了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对少数民族以安抚为主，整个明朝没有发生重大的民族冲突。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保证了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明代海南人丁兴旺，人口比元代增加近一倍。农业方面兴修水利，奖励垦荒，明初至正德时期全岛兴修水利81处，洪武二十四年(1391)海南的耕地面积由元朝的15500余顷，增加到19800余顷，万历四十三年(1615)达到38300余顷。手工业方面除纺织业外，还有银、铜、铁、木、皮、雕、藤、石、泥水等个体作坊。田赋从元代的16000余石，增加至洪武二十四年的96300石。商税钞额正德年间7409贯，嘉靖年间增至56500余贯，万历末年全岛墟市达到179个。明代造船术的提高和罗盘针的普遍使用，使航海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掌管船只航行的舟师都有秘不示人的海道针经，详细列出从广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针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将航路拓展到非洲东岸，使海上丝绸之路得到更彻底的贯通。海南所辖的西沙、中沙、南沙三群岛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航线。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郑和带着船员、士卒等二万多人对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古里、旧港等三十多个国家地区，进行友好访问和贸易通商，其中除第二次从广东出发外，其他都是从苏州刘家河出海，经福州、泉州、嘉禾千户所(厦门)、广东南澳山、大星尖，沿海南岛东岸一路南行。《郑和航海图》万州外海的独猪山旁，载独猪山丹良针五更船用良寅针+更船平大星，外罗山为过癸丑及单癸针二十更船平独猪山等，可见船队经过海南七洲列岛，以万宁独猪山、文昌铜鼓岭为登陆补给之地。马欢《赢崖胜览》记载，船队每次下西洋远程航行时，都在海南装载大量的淡水、水果、蔬菜上船，作为远洋航行的重要补充。费信《星搓胜览》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也是穿越南海诸岛的经验之谈。此后朝廷诏命使者前往南洋各国，多沿这条海路前行。
二、海上贸易的骤站
因海寇活动频繁，明朝大部分时间实行海禁，只有外国朝贡船只才能驶入国境，海南被指定为外国贡船进入广州的贡道。《明史外国列传》记载，逞罗、占城、满喇甲等国在洪武至正德年间，多次贡象、虎、鹦鹉、犀角等方物。《正德琼台志》也载，天顺间逞罗使臣黄坤普伦朝贡途中抵琼，在琼山县北五里官道建柔远亭。外国番商多利用来贡机会与中国展开贸易，或跟随贡使的航船，偷售货物，或冒称贡船以求通商，甚至直接走私，伺机交易，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舶商去来不定，多在海南州县走泄细货。
海上贸易的繁荣，吸引众多海南人做起了国际贸易。谢肇《五杂姐》载: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迎、逞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尤其日本大量进口丝绸，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如吴之苏、松，浙之宁、绍、温、台，闽之福、兴、泉、漳，广之惠、潮、琼、崖，狙脍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贸易，彼此无间。小叶田淳《海南岛史》亦载，明末一艘从海南出发的航船装载货物，驶入日本长崎。
三、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对外贸易带动了海外移民，促进了南海区域的民族迁徙。明代占城、阿拉伯人因避难、投诚、躲避风暴及经商等原因而移居海南的越来越多，琼州安抚司将他们安置在海口浦一带。万历《琼州府志》记载:海南在其外州者(指居住在海口浦之外的其他州的番人)，乃宋、元间，因乱挚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其人多蒲、方二姓，不食采肉，家不供先祖，共设佛堂，念经礼拜。其言语相貌与回回相似，今从民俗附版图，采鱼办课。。祀同时，海口有礼振寺在土城北街巷内，三亚有礼拜寺在(凿州东一百里番人村，檐州蕃俗，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挚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蕃浦。不与土人杂居，不食采肉，他性亦须自宰见血。家不供祖先，一村共设佛堂一所，早晚念经礼拜，每岁轮斋。张禽《(光缴崖州志》亦载: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间因乱挚家泛舟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后聚居所三亚里番村。初本姓蒲，今多改易。不食采肉，不供先祖，不祀诸神，惟建清真寺。白衣白帽，念经礼拜，信守其教，至死不移。吉凶疾病，亦必聚群念经。有能西至天方，拜教祖寺莹，教主名穆罕默德。归者群艳为荣。岁首每三年必退一月。本月朔见月吃斋，以次月朔见月次日开斋，为元旦。捕鱼办课，广植生产。婚不忌同姓，惟忌同族。不与汉人为婚。人亦无与婚者。另外，距崖州西五里处有蕃坊港，二十里处有番坊里，为番人聚居处，另属崖州的三亚里(即今回辉村、回新村)，也是海南回族聚居区。
在海南三亚和陵水发现的五十多处阿拉伯人墓葬群，也是明代南海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出于祈保平安和满足宗教信仰的需要，海南岛一些港口，尤其是南部港口都立有番神庙，奉祀忌食猪肉的番神。在万州(今万宁市)东北三十五里莲塘港门，建立了番神庙，其神曰舶主。另外，西沙群岛两次考古调查，都发现大量的明代青花瓷器和铜钱、铜锭等。这些铜钱很可能就是郑和船队中一艘在这里触礁沉没留下的遗物，或是明代沉船中的外销瓷器。广州东山明代太监韦眷墓出土三枚外国银币等等，这些都是南海区域民族文化交往的重要证据。
明代海南向东南亚移民较多。宋乾道八年(1 172)，占城人来海南买马，掠走一批海南人，这是最早的琼籍华侨定居占城。洪武二十三年(1391)文昌人口只有24203人，这年就有2000余人乘船到泰国。今天泰国初贝岛的华裔，还流行文昌话，并建有多处水尾圣娘庙。《明实录》卷二百十七载，成化十七年(1481)，遣礼部给事中、文昌人林荣赴满刺加(今马六甲)充正使。这是史书记载海南人前往马来半岛的最早资料。这些立身海外的琼侨们，有的在当地收购香料、药材、宝石等与其他商人交易，有些在当地开设商店，成为南洋华侨的先驱。
伴随民族迁徙的频繁，海洋文化也逐渐丰富起来，明代在海南兴建的众多天妃庙、天后宫就是海南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反映。屈大均《广东新语》:粤人事海神甚谨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闻者，祀二伏波。而二伏波将军者，专主琼海。海南最早的天后庙是元代在琼山建立的，洪武年间曾数次修葺。明代海南澄迈、文昌、临高、乐会等州县都建有天后宫、天妃庙，正德、嘉靖、万历年间多重修。随着海南人到海外经商或谋生又传播到了海外，妈祖信仰以海南为中转站，在海外形成了独特的华侨信仰文化。琼籍人士成立同乡会馆，供奉及祭祀妈祖，使之成为联络乡情、增进友谊、促进同乡团结的纽带。
四、海道发达，港日众多，便于商业贸易
在海南岛三千多里的海岸线上，散布着众多的港湾港口，对船只的航运、停泊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明朝规定前来朝贡的海外贡船必须先停泊海南，再由贡道进入广州。因此海南船只甚多，盛况空前，供贡船寄泊港口也明显增多。丘溶《学士庄记》如此描述:吾郡以海为疆界，自此北至海，道仅十里，所谓神应。海口是为港门，帆稿之聚，森如立竹。正德年间全岛可供停泊休息、航运或交易的港口有80处。其中，琼山神应港在县北十里，琼州白沙津，蕃舶所聚之地。厅招陵水桐栖港(今新村澎在县南十五里外，有南山商肛、番艇泊于此。如此多的良港和水道，为外国贡船的停泊提供了方便，商业贸易兴旺。同时，大陆潮州、福建、东莞、新会、番禺、北海等地的客商，也频繁往返于大陆与海南之间进行各种商业活动，经济交往和联系紧密。
海道四通八达，港湾多可泊舟。从海南出发，走内海一二日可到广西廉州，五六日达广州，八九日达福建，十四日达浙江。海外交通方面，从檐州西行二日可达交趾万宁县，三日可达云屯县。崖州南行三日抵占城，再南可达逞罗等南洋群岛与国家。《正德琼台志》卷二十记载:檐海之西与廉境相对，顺风一日可至，二日达交趾万宁县，三日可抵断山云屯县。崖之南，二日接占城外番。屈大均《广东新语》亦云:去崖州南六百里即占城，每南风顺，闻占城鸡声如洪钟，自海外悠扬而至，其近若斯。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联系着中国到东南亚和太平洋的交通。中国丝绸运往国外，国外的香料、宝石等货物从海上运往中国。海南岛港口平坦、宽广，扼航道之要冲，为往返的船只提供良好的停泊地点，还可以交易货物、换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