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元善，浙江上虞人，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作为晚清时期工商业界的一个重要人物，经元善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得到学界注意，其后更涌现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学界对经元善的定性可以归纳为两种取向。第一种取向侧重经元善身上趋新的一面，强调他是从旧式商人转化为近代绅商的代表，但往往忽略了其何以能够实现这种转化的问题。第二种取向则更为注重经元善身上对旧的传承，认为其活动中贯穿了中国本土商人的经世传统，却无力解释经元善如何能够将此种传统与外来的新生产力加以融合。因此，无论是喜新还是念旧，都不足以揭示经元善所蕴含的复杂性。而要把握这种复杂性，亦远非仅仅依靠那种在商言商的单一线索所能做到。
经元善是以旧式商人上层人物的面目跃上历史舞台的，不过，在关于他何以能够有此出身的问题上，以往学界多拘泥于从商业范围内来解释，而很少注意到其父经纬为之打下的其他社会基础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经氏家族的商贾背景始于经纬，经纬亦堪称其家族中第一位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商人。经氏一族自定居上虞后，数世皆以耕读为业，至经纬出生后，家境益贫，甚至宗祠基地一度都被族人出卖。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经纬年仅十五岁即贸迁上海，因性勤慎，言笑不苟，戚党交器之，举司会计日嬴，故而业愈廓。其经营最为成功的产业有二，其一为仁元钱庄，其二为经正记沙船行。仁元钱庄是当时上海北市的汇划庄即大钱庄之一，曾于咸丰六年（1856年）发行过清代上海最早的银币。经正记沙船行也颇具规模，为咸丰年间船商之最著者之一。经纬之商业经营最盛时，积财至四五十万之多，但因沙船业衰落和其他多方面因素，当经纬去世之时，其留下的财产数目，不过二十之一矣。也就是说，经元善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有形资产是十分有限的。
经元善除在少年时代因战乱而一度颠沛流离外，自十七岁开始跟随父亲正式学习经商以后，其生活是相当安稳的。而在经纬去世后的十余年中，经元善的生活之路可谓既平坦又平淡。称其平坦，是因其作为家中长子，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多方面遗产，除仁元钱庄外，也承袭了知府的官衔，以及同仁辅元堂的董事之职，从而顺利跻身上海绅商界的上层之列。说其平淡，则在于他在这一时期始终是一名中规中矩的普通商人和地方善士。直到年满32岁，他才尝试过一次自独立经商以来的最大手笔，即聚资五万两前往扬州，试图购买当时获利丰厚的盐票，最终却是一番徒劳。因此，直到年近不惑之际，他身上亦未显露出能够做出超过其父业绩的迹象。
事实上，义赈对于经元善发挥第一桶金的作用，还在丁戊奇荒后期就已开始展现。简言之，正是通过义赈活动提供的机会和渠道，经元善才得以跻身于另外一项具有超越意义的新事业，即洋务企业。
众所周知，以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为标志，洋务运动从19世纪70年代初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民用洋务企业的建设。然而，到70年代末，由于人员和资金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困境，民用洋务企业的建设陷入了一个瓶颈期，尤其是李鸿章主导下的许多计划项目都进展甚微。通过义赈活动而名声大噪的李金镛、谢家福、郑官应和经元善等人，既以实心实力的精神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任，也显示出了非凡的社会融资能力，这无疑为洋务企业建设提供了非常急需的资源。此外，也恰恰是通过赈务，他们又很快得到了加入洋务企业的机会。
光绪五年（1879年）夏，在上海广肇公所举行的一次义赈筹赈聚会上，经元善遇到了当时已经成为李鸿章手下洋务干将的盛宣怀。这是经元善初次结识盛宣怀，后来证明也是他得以进入洋务企业的最初机缘。次年春，经元善受义赈同人委托，亲自携款前往直隶办理散赈事务，再次与当时总办直隶筹赈局事宜的盛宣怀多有结交，并得到了晋见李鸿章的机会。此时，业已筹办数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正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在郑官应、李金镛等人的举荐下，到此次赈务告竣之际，李鸿章决定委派经元善进入织布局。经元善经过慎重考虑，接受了这项任命，从而在自己的不惑之年转变为一位新兴工商业的经理人。
甲午前后，虽然经元善的洋务生涯还在继续，与盛宣怀、张之洞等洋务要员的关系依然密切，其社会意识和社会角色却发生了重大转变。
这次转变的第一个契机，是他开始尝试着在义赈活动之外开辟新的社会公益事业。自光绪九年（1883年）之后，义赈活动已处于风气大开的局面，成为上海绅商界一项具有重大公共影响的社会事业，许多绅商都积极投身其中。特别是施善昌、李朝觐、陈竹坪等人，对于义赈活动的专注程度，在某种程度上都超过了经元善。在这种情况下，经元善因思宇内愿力，只有此数，沪上滨海一隅，似不必务名而多树帜，人取我弃，渐渐退舍。的确，大约从他作为主持人之一的最后一家赈所即文报局赈所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宣告撤止后，经元善即渐渐退居义赈活动的二线。而他尝试新事业的重要标志，则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上海县城南高昌庙附近创办经正书院，延请名师，招致俊秀，分授中西各学，这也成为他后来大力兴办新式学堂的预演。
可以说，在维新运动时期，经元善与康、梁等人固然算是同道，却不是声应气求的同志，所以经元善并未受到康、梁等人的牵连。但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将近一年半时间，经元善便因一场名播中外的惹祸之举，终于与康、梁等人堪为同志了。这个惹祸之举就是他领衔通电反对己亥立储一事。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颁布谕旨，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承同治帝之嗣。是举史称己亥建储，据传拟于光绪庚子年行废立，改元保庆。作为上海电报局总办的经元善，于二十五日（25日）下午接到立储电诏后，顿觉风云惨淡，遂于夜半致电时在京师的盛宣怀，请其联合朝士力诤。次日晨，盛复电称，大厦将倾，非竹头木屑所能支。元善以为大局垂危，乃于二十六日（26日）领衔与在沪绅商士民共1231人联名向总理衙门发出公电，声请王大臣等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以市井小民身份谏言帝位废立之举，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之事。
以往有关经元善的研究，大都采用条块分割式的做法，即将其活动按照商务、社会救济、教育等方面分别加以论述，其结果不免造成盲人摸象的局面，致使其面貌含糊不清。其实，所有这些活动并非各自独立、毫不相关。一旦破除惯常视野的约束，将经元善的社会实践活动统合起来观察，不难发现他从旧式商人到新兴绅商的转化之路，正是一条各种变与不变的因素在缠杂交织中发生新陈代谢的过程。这也从个人生活史的角度，具体而微地展示了近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新陈代谢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