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轨迹―当代美国战略智囊系列之二
在冷战告终前后，布热津斯基对时局的分析，基于个人对国际政治学的深邃修为及其对地缘政治精髓的通盘掌握，预见性往往很强，即使在西方世界战略学巨擘中，也罕有其匹。
苏联一朝解体，终于让美国宣称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战略博弈中最重大的事件。苏联对外扩展势力，一度何等辉煌，曾几何时，迅即崩溃。就与苏联紧张对峙而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自身努力各有表现：卡特总统挖墙角致其根基松动，里根总统运足全力整体发功，老布什总统则旋紧了最后一颗螺丝而收其大成。
在卡特任内，针对苏联的全盘操作，布热津斯基实际上是发纵指示者。后人评断历史，布热津斯基诚可谓功不可没。
在另外两件事上，布热津斯基做出前瞻性的预言，尤见其功力：一是布热津斯基早就语出惊人，预言苏联将一朝崩溃，这个论断当年无人问津；二是苏联刚刚解体，布热津斯基即撰文强调，要吸取历史教训，决不容许一个超级大国再度崛起，哪怕是美国的盟国如德国和日本“亚太再平衡”政策的根由应溯自当年布热津斯基的论断。
本期特约点评顾问 美国斯坦福大学薛理泰
2015年3月，在乌克兰局势愈演愈烈之际，奥巴马政府面临左右为难的战略困局。美国智库发力，一场由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专门研讨会请来了两位专家为其解惑，其中一位就是87岁高龄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面对政坛重量级人物的不同见解，布热津斯基将目前局势的应对方案娓娓道来，为奥巴马政府支招解围。研讨会上，他年迈的声音略显沙哑，但眼神依然犀利。
美籍波兰人布热津斯基是当代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他曾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美苏冷战时期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过突出贡献。卸任之后，他在美国智库中继续进行外交政策咨询工作，现任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理事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曾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的他在学术界和政界的影响都颇为深远，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国防部长盖茨以及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都曾是他的门徒和旧部。
在布热津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出版后，《洛杉矶时报》毫不掩饰地评价到：“在当今多变的时代里，布热津斯基仍然是美国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那么，是什让年近九旬的布热津斯基依然活跃在政坛、学界？这位地缘战略领域的常青树又成就了怎样的伟业呢？
苏联解体的重要推手
布热津斯基最为辉煌的年代要数他出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四年。期间，美苏冷战局势悄然变化，布热津斯基也借此发力，成为了苏联解体的重要推手。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布热津斯基主张从三方面对苏联进行遏制：一是对苏联在全球的扩张行为进行谴责，夸大其战略意图，占领舆论制高点；二是在亚欧大陆的远西、远东和西南三条战线上展开对中间国家控制权的争夺；三是加强对苏联境内的广播宣传，进行“和平演变”。
布热津斯基在白宫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主张奔走，争取各方支持。通过卡特发表的那段后来被称作“卡特主义”的著名演讲，就可以很明显地窥见布热津斯基的影响。卡特不仅公开承认了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利益，还重新制定了在那里的新战略部署，这是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入驻白宫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建议卡特总统秘密支持喀布尔反苏派，诱使苏联出兵，使其陷入战争泥潭。事实证明，这种极具战略眼光的做法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成为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对苏联在阿富汗咄咄逼人的攻势，布热津斯基极力主张打中国牌，其具体实施方案就是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布热津斯基多次督促卡特政府放宽对中国出口的限制，特别是对军用敏感设备的限制。在布热津斯基的努力下，1980年底，五角大楼宣布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售包括防空雷达、运输直升机、车辆及电子检测设备在内的辅助性军用装备。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达成了契合，由此也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在东欧，布热津斯基推动美国以波兰为突破口，展开了对东欧国家的力量渗透，将遏制苏联之手伸到了苏联的家门口。美国在波兰国内遭受经济危机之际，给予了大笔的援助和贷款，以此帮助波兰独立解决国内困难，波兰逐渐脱离苏联并靠向西方。就在波兰国内形势一触即发之时，布热津斯基及时要求卡特政府联合欧洲四国商讨紧急应对措施，制定应对苏联军事干预波兰的惩罚措施；他还在苏联积极进行军事准备的紧要关头，建议卡特总统对苏联发出强硬警告：“对波兰的外来军事干预，将给东西方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造成最消极的后果。”随着卡特在随后的连任竞选中失利，这也成为了卡特任期内美国与苏联的最后一次正面较量，也是布热津斯基一手建构起来的卡特主义的绝唱。
20世纪70～80年代，以权力现实主义原则为核心的卡特政府外交政策，深深地打上了布热津斯基的烙印。正因如此，四年的白宫生涯也成为了布热津斯基人生中的辉煌岁月。以卡特主义的出炉为转折点，美国对待苏联的外交政策，从尼克松政府的缓和完全转变到了遏制和对抗。其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苏联的节节败退，直到90年代初宣告解体，持续40多年的冷战就此终结。
超级大国的冷眼观察者
四年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工作为布热津斯基的事业发展增色不少，在此之后，他还为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担任首席外交政策顾问。观点激进的新保守主义者受布热津斯基影响也非常大。以高学历和财团背景扎根于美国政坛的布热津斯基，是典型的美式“学而优则仕”的代表，同时也具有不可多得的先天优势。他对于美国自身实力的动态变化有他自己独特的领悟，既有“美国要抓住历史机遇领导世界”的大胆主张，也有“美国应避免与大国正面冲突”的鸽派言论。总的来说，布热津斯基能以冷静眼光看待美国在历史中的沉浮，这样的战略家并不多见。 布热津斯基在回顾美国参与的几场局部战争时言辞十分犀利：不管是在朝鲜、越南、阿富汗还是伊拉克，美国没有打赢过任何一场战争。他认为美国已无法重温独霸世界的“美国梦”了，甚至连20年前曾拥有的主导世界的地位都已失去，取而代之的是在无序和混乱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多边主义。美国必须“寻找更多的伙伴，而不是盟友来共享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最基本的利益”。
有趣的是，布热津斯基一方面无奈地承认美国的力量正在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又为美国开出了远超出其实力的药方。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在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驱动下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虽然将美国的力量推入到了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但想收场并不容易。两国国内持续不断的安全问题使美式的民主与自由遭到质疑，而美国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也让国内怨声载道。内外交困之时，奥巴上台后才使美国从两场战争中真正抽身出来，但“重返亚太”的战略方向似乎又使美国陷入了另一种盲目乐观的自我定位。欧亚大陆本来就是一块太大太硬的骨头，任何尝试拥有这块骨头的国家都将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奥巴马的“亚太梦”与布热津斯基一直以来主张的“欧亚大棋局”观点几乎如出一辙。
血液中的理想主义因素让布热津斯基虽然不得不面对现实，但终归还是得出了“美国不会失败”这样的结论。退一步讲，“即使失败，也不会有大的赢家，却会有很多输家”。布热津斯基眼中的世界无疑是美国的世界，他对于美国掌控权的“冷静”也是建立在美国主导世界潮流的预设之下，区别只在多与少的问题。
中国通的“中国结”
无论从来访次数还是了解程度来说，布热津斯基都称得上是一个中国通。这位战略大师不仅在中美关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还在研究过程中时时关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这位中国通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中国情结。
和他的哈佛校友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公职生涯结束之后，依然保持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来访中国或者中国领导人去美国访问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都要去接见他，了解他对世界格局的见解。当布热津斯基访华时，与他见面的不但有政府领导人，也有军方高层将领。中美建交之后，布热津斯基不仅邀请邓小平到家里做客，还带领自己的孩子到青藏高原、泸定桥、大渡河等地，重温当年的历史风云，还到了中国农村，见证了中国大地发生的新变化。此外，这位学者型政治家还经常受邀参加中国举办的战略论坛，广为国内学者知晓。
与中国从领导人到学者再到平民的近距离接触，让布热津斯基对于中国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2010年，在接受BBC采访时，他坦陈：“今天的中国与我1978年前往北京商谈中美建交时的中国有天壤之别，中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虽然中国日益增长的软硬实力让两国的媒体在中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话题上乐此不疲，“中国威胁论”也在欧美世界大行其道，但布热津斯基一直强调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了地区性的地缘政治大国，但中美之间的差距仍然是客观的、全方位的―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政治环境上的。
中美关系是布热津斯基一直热衷的话题之一。在新时期，他的主张与我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有着相当程度的契合。他认为，在中国力量崛起和美国霸主地位动摇的过程中，双方产生危机的难度要大于化解危机的难度，但这并不代表双方将会任其发展成正面对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紧密的经贸关系让中美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两国的社会也对彼此十分开放，各基层各领域交往深入而频繁；同时，核武器的存在也使任何一方的胜利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对于中美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布津斯基指出：“对中美关系稳定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两国中任何一方的敌意，而在于一个复兴的亚洲可能滑入民族主义狂热，就像20世纪民族主义曾导致欧洲因资源、领土冲突一样。”而布热津斯基的解决方案也似乎有着某种理想主义的成分：中国成为地区头号强国的同时不称霸，美国“离岸”平衡的同时不介入地区冲突。
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布热津斯基有着较为平和的心态。他承认，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依然是和平的，并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将如此。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让布热津斯基较为担心的并非中国对外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而是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滥用。在布热津斯基看来，中国共产党能否带领中国人民在追求富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取决于能否让大众参与社会决策以激发民众的自豪感，但绝不能使其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对于中国崛起过程中军事力量的发展，布热津斯基态度更为保守。他认为，中国军力的发展速度与其实力的增长不仅是相匹配的，而且是有所控制的。就拥有核武器的策略来讲，布热津斯基眼中的“最小威慑力”政策是十分明智的，这并不会传递给他国不安的信息。布热津斯基虽然并不是“中国崛起论”的鼓吹者，但他至少能够较为理性地接受这一客观历史进程，与此同时，他也为遏制中国崛起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想法。
当戴维・史密斯的《龙象之争》将中国和印度视为世界的新重心之时，布热津斯基却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中国经济的脆弱一面。布热津斯基眼中的中国经济极其依赖海上通道，尤其是工业发展赖以生存的石油更是几乎完全依赖海运。他指出，只要在关键水道如马六甲海峡或者上海的港口布几颗磁性水雷，就可以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甚至使其陷入停滞。这种假设不道理，但显然大大低估了中国维护海上航运安全的能力。最近，中国多批次的远洋护航，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已很好地回应了布热津斯基的假设。
结 语
从《大失败》到《大失控与大混乱》再到《大棋局》，这位笔耕不辍的学者型政治家在其学术生涯中先后出版十几本著作，一生都在关注世界发展的大问题和大战略。经历了冷战期间国际风云的剧烈变幻，也承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赞誉和批评，这棵地缘战略的常青之树在耄耋之年竞愈发茂盛，依然用智慧荫蔽着为国家益奔走中的人们。人无完人，抛开其观点的偏激和片面之处我们会发现，布热津斯基本人就是一本经历了岁月考验的无字书，值得我们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