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被公认为近代哲学之父，其我思故我在堪称近代哲学的第一命题。该命题中的我被规定为一个思维实体，它的活动即意味着它的存在。据此，纯粹的思维对自己存在的确认便成为一切认识活动的阿基米德点，成为一切哲学的绝对基础。该命题开启了一个用头立地的时代，各种被称作现代化的成就和被称作现代性的问题都跟该命题所表达的精神有关。
对笛卡尔的这一命题，从它甫一提出就争讼不已。旧哲学要想保住一席之地，必须回应笛卡尔的挑战;新哲学要想争得一席之地，必须挑战笛卡尔的权威。本文的工作属于后一种情况。
笛卡尔声称，他这个命题中的我作为一个正在思维着的能动者，是一个纯精神性的实体。本文拟采用一种新的哲学方法语用调查法，通过对笛卡尔著作文本的阅览、查证、例示和分析，表明他的这个立论并不成立，相反，在其文本中被大量使用的我其实指的就是笛卡尔自己一个活生生的人。也就是说，笛卡尔在语言实践中成功使用的我都是指笛卡尔本人，这个我乃实践之我而他在其哲学命题中所规定的我则从未在其语言实践中实际起过作用，这个我乃理论之我。在此分疏的基础上，本文将重新评估笛卡尔命题的意义与价值。
一、方法说明:语用调查法
本人在拙著《拯救实践》第一卷中详细阐发了一套名为异质性哲学的新理论，其中的分析方法叫作指谓意义分析法。这种方法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循名责实，即:拿着词语去查对它的对象，名副其实就没有间题，反之就有问题。该方法的基本操作步骤是:1.先确定一个思维活动的实例思维活动指使用符号的意识活动，其最简化的形式是用一个符号指出对象，再用一个符号述谓对象，二者组成一个主一谓词结构的句子;2.再考察充当主词的符号，先看它是个别词还是普遍词，或者说看它所意指的对象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再看它所意指的对象或对象的个例是否可以被直观到;3.又考察充当谓词的符号，先看它所表示的是主词所指对象的种类还是属性，再看对象是否属于这个种类或者是否具有这个属性，以及这样做是否有可直观的依据;4.最后判定这一思维活动的品质:若主词所指对象或其个例是可以直观的，则主词意指了一个实际存在的个别事物或一个包含着这样的个别事物的种类，反之则这个对象就不是实际存在的;若谓词所表示的种类经过直观认定确实包含了主词所指的对象，或者其所表示的属性确实为主词所指对象所具有，则谓词的述谓就是属实的，反之就不是属实的。当然，思维活动的实际情况纷繁复杂，上述规定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细化。
二、笛卡尔赋予我思故我在的含义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的完整形式在其主要著作中出现过三次，头两次出现在《谈谈方法》第四部分，第三次出现是在《哲学原理》第一章第七条。《谈谈方法》是用法文写的，初版于1637年，故而该命题的语句是法文，为Je pense , donc je suis。其中，是我(用作主语)的意思，pense是想，思想，思索，思考，思维的意思。《哲学原理》是用拉丁文写的，初版于1644年，该命题写成Ego cogito, ergosum。其中，ego是我，吾，余的意思，cogit的词典意思包括:1.思想，思念，领悟，领会，思维，思考，考虑，幻想，想像;2.沉思，熟思，(深想，默想)，退思，心思，经营，计划，隐谋;3.意思，意念，意愿，志愿，感想。根据拉丁语法，单是cogito这个动词在句子中就表达了我思的意思，可以省略，因此，该命题通常简化为Cogito , ergo sum。笛卡尔的这一命题也以此闻名，被称为笛卡尔的cogito(即笛卡尔的我思)。
对于这个命题，《谈谈方法》和《哲学原理》都有阐释，但阐释最多的还是出版于1641年、用拉丁文撰写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尽管其中没有出现该命题的完整形式。
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对该命题的解释是:既然我因此宁愿认为一切都是假的，那么，我那样想的时候，那个在想的我就必然应当是个东西。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在)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在该命题中，最关键的是确认我是什么，他说:因此我认识了我是一个本体(实体)，它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之所以是(在)，并不需要地点，并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这个使我成其为我的灵魂，是与形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形体容易认识，即使形体并不是(在)，它还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它。
三、笛卡尔使用我的情况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即使不是整个哲学史上最著名的命题，也一定是少数几个最著名的命题之一。不过，它的名气主要不是因为确如作者所言，它被大家公认为最无可置疑的第一原理，而是因为其原则的彻底性、论证的奇特性和思路的简明性。如果单看它被置疑的情况，则可以说，它即使不是哲学史最受争议的命题，也一定是少数几个最受争议的命题之一。
该命题的可争议点很多，本文的争议只针对我的所指究竟是纯粹的思维还是别的什么。因为该命题中的我充当的是主词，所以本文接下来的语用调查主要针对笛卡尔在其著述中使用我作主词的情况，兼及作其他成分的情况。考虑到《谈谈方法》和《第一哲学沉思集》都采取第一人称叙述方式，集中了笛卡尔对我的用法，因此，下面的调查只限于这两种文献。并且，为方便起见，这里不涉及其他语文的文本，仅使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汉译文本。
通过对笛卡尔这两个文本的语用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受其理论意图的影响，他对我的使用并非始终如一，而这一点一直为研究者们所忽视。大家关注的目光都集中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上，所追究的是其中那个我究竟是指一个精神性的东西还是指别的什么，包括是否指笛卡尔本人。这些争议十分复杂，甚至相当繁琐。可是，学者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应该转换目光，追究一下这样的问题:除了这个命题，笛卡尔在其他地方还大量使用过我，这些我所指为何?是否也同样难以确知其所指?如果做了这样的转换，那么事情一下子就清楚了:除了我思故我在中的我被硬性规定用来指作为实体的我思外，笛卡尔所使用过的其他所有作主词的我都指笛卡尔本人，对此，他自己没有疑问，读者也没有疑问。这是他的著作文本中最确定无疑的东西，其确定性程度是他从理论上刻意要确立的那个作为阿基米德点的我思所无法比拟的。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在笛卡尔那里存在两个不同的我，一是在他使用语言的实践中所用到的那个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二是他通过哲学论证所规定的那个我即我思前者可以称为实践之我，后者可以称为理论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