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伊策有本叫做《神话学》的著作，其第一部分中对象征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在对象征进行了一番陈旧的说教之后，结合实际例证进行了一些较有新意的说明，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他本人所认同的程度。他认为符号和寓言不同，前者具有转瞬即逝、总体表达、神秘莫测、必定如此四个特点。转瞬即逝的特点乃是这样一种特质那个搅动人心的、偶尔令人惊奇的性质与另一个性质相关，即简洁、这就仿佛突然出现的一个鬼魂，或是突然照亮黑夜的一道闪电。那是抓住我们整个存在的一股力量由于其卓有成效的简洁，他们【古代人】特别将其与精炼相比较在生活中的重要场合，当每一个时刻都隐藏着具有丰富结果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又在致命的时刻把灵魂终止之时，古代人也准备好服从神的信号，他们称之为象征。象征具有精炼直接的特性，它作为一种动作仿佛是神的启示一般电光火石间突然而至，让我们感受到一瞬间的光明、在我们面前突然呈现出未来的一点影子后，它就挟带着理性之光消失了，一如它突然出现一样。
在书的另外一处，当对可塑性象征与神秘性象征进行对比时，我们可以从中见到温克尔曼对于克罗伊策的影响、克罗伊策在研究了温克尔曼关于古希腊雕塑的种种理论后，认为艺术作品中存在两种象征，即可塑性象征与神秘性象征。决定后者、驱动后者的是一种无以言表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寻求表达自身的过程中最终突破可见的形式(艺术品)蓬勃而出，留给人们的是惊奇和一丝不知所云的神秘感觉、驱动前者的是一种较为内敛的力量，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和形式(艺术品)结合，并赋予形式以生气。如此一来，因为这种内敛的力量愿意低声下气地和形式达成和解，它们之间的冲突便消解了，于是产生出自然而然的融合了无限和具体的完美艺术形象。
在对象征进行了一番定性之后，克罗伊策认为对于象征的问题己经阐述得非常清楚，下面就可以展开对象征和寓言的比较了、象征性再现与寓言式再现之间的区别后者不过指一个一般概念，或与自身相区别的一个理念;前者是这个理念的化身和体现。在前者中发生的是替代的过程在后者中，概念本身己经下降到我们的物质世界，我们直接在形象中看到它本身因此，两种模式之间的区别将在寓言所缺乏的瞬间性中找到在那里【象征】，我们拥有瞬间的总体性;在这里【寓言】，我们有一系列时刻的连续。由于这个原因，接纳神话的才是寓言而不是象征神话的本质在史诗的发展中得到了最充分地表达。寓言和本质是两种不同的再现方式，寓言比象征更接近本质或者说就是本质，是理念，象征则是对理念的外显。象征意味着用一种新东西指代理念，寓言则意味理念自身屈尊到物质的世界通过艺术品显示自己。因此，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象征具有寓言不具备的瞬间总体性，可以对理念进行一次性的完整却短暂的指代，寓言则是一种连续的展示。由于神话具有史诗的历时的性质，因此它更适合于用寓言来再现。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比如说对于寓言的接近理念、类似于理念的性质的肯定，和本雅明的观点相符合。但是本雅明认为这还不够，还没有把象征和寓言的本质交代彻底。
的确如此，克罗伊策在谈到传奇的时候对象征的本质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象征木来是雕塑艺术中的专用术语，后来才因其适用性被广泛运用到其他艺术领域，从而取代了以前广泛运用的类似概念传奇，因为它能比传奇这个概念更准确、更根本、更全面地传达所要表达的理念或宗教领域的真理。格蕾斯进一步对象征和寓言做了比较，并表现出了对克罗伊策观点的修正。他指出，认为象征是存在而寓言是符号的观点是不对的。实际上，寓言具有自足性，象征具有能动性，它们的关系类似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本雅明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他指出:用以感受象征的时间单位是神秘的瞬间，在这个瞬间里，象征的意义采取其隐蔽的，也可以说是复杂莫测的内在形式。另一方面，寓言并非不受相对应的辩证法的束缚，它就是以这种思辨的冷静沉浸于把可见存在与意义相区别的深度之中，丝毫不具有显见于符号的相关意向之中的那种无利害关系的自足性。本雅明肯定了克罗伊策对象征的瞬间性的概括，并且指出象征的形式本身和理念不是一回事，而是对于理念的曲折隐蔽的表达。同时，他也指出，不应该把寓言看成是类似于理念的绝对东西，寓言也是表达方式，也具有辩证的性质(从悲悼剧的领域来看，这一点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是对于存在本身的冷静深度的表达或显示，从而使它有别于象征也有别于符号，不是表达意义，不是进行自给自足的无功利的指示。他肯定了把时间范畴引入到关于寓言、象征的讨论之中，认为这样可以较规范而深刻地定义两者，因为在他看来两者的本质和时间的确联系紧密、但是和克罗伊策及格蕾斯把寓言这种意向归结为和世俗的历史紧密相关的东西不同，本雅明则认为寓言这种意向是和辨证的自然史紧密相关的东西。
他指出，象征是在瞬间对于自然被改变了这一事实的祈救性揭示，寓言则是对濒临死亡的历史和僵死的世俗社会的无情展示，从而表明人类的历史从来就是悲剧性的、有缺陷的、无价值的。这种叫做寓言的表达方式当然和象征不同，不具有象征的那种自由度，因为象征毕竟只是瞬间的揭示，不具有深刻性和本质性，可以在揭示之后转身走开、寓言不一样，它不追求占典美学所追求的对称美，不追求文艺复兴艺术家所追求的人性美，而只是表达事实，表现人屈服于、服从于自然这一事实，从而在更深的程度上指出了人的生存本质:人的造物性人的历史局限性和生理局限性。
这就是对寓言的核心性的理解，是在本雅明看来通行的、普遍的解释和看待事物的方法论。按照这种方法论，人类的历史就是要演示耶稣受难并祈祷救赎，人就是要生而屈从于死亡，因为死亡是一条界线分明的边界，在这一边是卑微的存在，在彼岸是意义，是真正的目的和归宿，人类、历史都是铺垫。
正是由于自然与历史奇怪的结合，寓言的表达方式才得以诞生。寓言既是人类社会史，又是自然史。对于这一点，卡尔吉洛曾经在《文艺复兴时期寓言中的人文主义象形文字》一书中专门论述。其他许多理论家正是受到他的启发才开始对这点进行关注和研究、赫尔德曾经对他那个时代的文艺理论表达了不满，并显然期待新东西的出现，并正确地指出这种东西可能就是寓言。当然，他的相关言论还有瑕疵，因为他认为寓言这种表达方式首先出现在模仿僧侣画作的现代画作中，这在本雅明看来显然和历史事实不符，因为寓言画并非主要模仿僧侣旧作而画。然而他的理论敏感度显然超出了浪漫主义的神话家们，对此克罗伊策也表示赞同。他指出，寓言这一概念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到16世纪初期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用途和意义。在16世纪的德国，人们倾向于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运用寓言概念、而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蓬勃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世纪当中被广泛运用的象征(用来表达神秘的宗教情感)这一概念己经不合时宜，需要新的概念取代它，于是寓言应运而生，并被广泛运用到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之中，并从中发现新的真理内容、这一新的表达方式被克罗伊策称赞为颇具日耳曼民族特色，而且己经在当时发展到成熟的地步，是需要郑重对待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