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哲学，其含义是指欧洲中世纪，即从大约 500 年或更早一些时候至1 500年左右，源于古希腊思想的哲学传统。虽然我个人认为这些限定太过狭隘，但为了这次演讲，我仍然遵循通常的界定。从地理位置和语言上来看，这一哲学传统是非常宽泛的，包括拜占庭帝国的希腊语文本，西欧的拉丁语文本( 偶尔还有一些方言文本) ，伊斯兰的穆斯林、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用阿拉伯语传统向东已经延伸到中世纪最著名的评注者之一阿维森纳的出生地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但很明显它和中国的哲学传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像为什么当代需要研究中世纪哲学?一样简单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固然需要回答，但我还要提出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人应当考虑研究这种不仅属于遥远的过去，而且与自己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中世纪哲学? 我将在本次演讲的最后一部分中回答这个问题。
就研究中世纪哲学本身的价值来说，这个首要的、一般性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一个甚至更一般性问题的回答: 为什么今天要研究过去的哲学?我们必须要从这一个问题开始。非常奇怪的是，这是一个很少被明确提出的问题。在欧洲大陆，通常研究哲学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阅读过去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而且常常没有理由地想当然认为理应如此。相比较而言，在英语世界的分析哲学传统中这是我主要关心的关注的焦点则是当代的哲学问题。哲学确实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思考的，因而，除了关于一个最近问题的历史之外的任何知识都是从创新研究中派生出来的。然而，几乎在所有分析传统的哲学系中，哲学史都占有一席之地或许是一小块地方( 通常提供一个被剪裁很多、漫画式的历史) ，但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分析传统的哲学家们似乎也感觉到他们的主题与自然科学并不完全相似，并且认为学生们至少应当用一点时间来掌握哲学的历史。但他们通常并不停下来反思这样做的原因。即使当他们进行反思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时，但没有一个原因是完全令人信服的①。
所给出的、最平常的原因就是过去哲学中的论证与观点直接有助于促进当代的讨论。事实上，由于对过去论证与观点的直接研究几乎并没有在实质上促进今天的讨论，所以这一答案是不充分的。虽然提及过去可以为某个主题提供一个十分吸引人的导论，或者是给出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主题，但这与实际上有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是不同的。我并不是在否认，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累积的，以至于每位过去的哲学家都做出了可以被其后的哲学家所继承的永久性贡献。但这些贡献恰恰就是被充分吸收到这一哲学传统中的东西，以至于学生们要了解这些永久性的贡献并不需要研读那些过去最初形成的文本。不可否认，这就像物理学家们仍然依赖于牛顿的工作及其成果，但很少阅读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样。例如，有一些当代哲学家们无耻地宣称自己是康德主义者，或者是彻头彻尾的托马斯主义者，但这些哲学家们只是一般性地继承了他们所认为的康德或阿奎那的观点，并用来指导他们参加当代的讨论，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从事对过去哲学进行认真研究的工作。
某些对过去哲学有着浓厚兴趣的、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通过提及哲学史直接有助于促进目前的讨论来证明哲学史研究的合理性是不充分的。有两位哲学家已经提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合理性证明。在安东尼肯尼看来，为了对付哲学，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哲学体系整体开始的方式，并追踪每一个简单论证的各种后果。但建构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则是全部哲学史中非常少数的伟大思想家才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评判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那么我们就有义务研究过去的哲学家们。即使承认肯尼关于那些伟大思想家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所证明的是研究某些过去哲学家们的合理性，而不是研究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史的合理性。理解过去的哲学要求不仅仅只聚焦于这一位或那一位孤立的伟大思想家。但根据肯尼的观点，只聚焦于那些伟大的、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最容易理解的哲学家们，并且应当忽略过去的许多时期( 当然包括中世纪) ，才是明智的做法。
伯纳德威廉姆斯提出一种不同的合理性证明。他看到哲学史所起的作用: 使熟悉的变成陌生的。威廉姆斯说，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哲学史必须要和现在保持着历史距离，而且为了维持其作为哲学的身份，必须如此。只有达到这种程度，它才能真正是有用的，因为正是达到这种程度，它才能帮助我们去运用过去的思想来理解我们自己的思想。威廉姆斯的看法十分具有吸引力，但是就他所遗留的未完成的形式而言，它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仅仅向当代哲学家们展示各种论证与思想观点，而不研究它们，是几乎不可能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的。
既然这两种来自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的合理性证明都令人十分不满意，那就应当考虑分析哲学家们不可能提出来的其他证明。哲学的历史完全可以被当作一种类型的历史来对待，而且像其他各种类型的历史一样来论证其合理性。我们天然就对过去感兴趣，而且那时被书写下来的哲学是过去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这种合理性证明都会引出这个学科应当如何被研究的问题。如果哲学的历史被作为历史而得到证明，那就需要我们像研究其他类型的历史一样来研究它，并阐述其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将不得不充分考虑可以解释这些发展的所有原因政治和经济的变化、文化变迁和教育变革。不幸的是，当按照这种像思想史的方式来研究哲学的历史时，那些过去哲学家们的伟大著作通常都佚失了。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论证令人费解。为了使哲学家们适应一个更广泛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历史模式，纯粹的结论与其处境不得不被分离开来。
然而，这种反驳暗示着，有一种方式可以把这种合理性证明修改为充分的合理性证明。当像思想史一样来研究过去的哲学，而没有注意其细节和论证时，这一失败不是哲学的失败，而是历史的失败。即使从一种纯粹的历史观点来看，过去的哲学也需要被理解为哲学也就是说，理解为论证的结构: 若没有说服力和逻辑性，这种论证的结构是很难被理解的。完全有理由把对过去文本的谨慎而恰当的哲学分析与对更广泛处境的适当描述结合起来，并把它放置在一种因果关系之中，正如评价其他类型的历史一样去评价它。然而，考虑到专业性的程度以及对它所要求的问题的研究，这种哲学历史的读者主要限于哲学家们( 或那些对这个学科有着浓厚兴趣的人) 。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哲学的历史感兴趣仅仅对于那些恰好对历史也有兴趣的哲学家们来说才是合理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有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点。即使当代的哲学家对历史没有专门的兴趣，但他们也应当研究哲学的历史，因为通过这样做，他们将使他们自己成为更好的哲学家。哲学家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要提出和解决各种哲学问题。然而，对一个主要问题的收集不同于对其他问题的收集，因为它包含着二阶而不是一阶的问题: 对哲学家最初活动的反思。这种对问题的收集是由一个简单的问题提出来的，即，何谓哲学? 这个问题进而还包括着其他的问题，诸如: 哪种问题是哲学问题?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通过研究它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如果有目的的话? 以及这种研究是如何与其他思想的、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联系起来的? 掌握哲学的历史对于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提供了所需要的经验证据。这些问题都不是通过概念分析所能解决的。因为哲学不是自然的物种，哲学是人类的实践，确切地说，是人类实践的家族相似，所以，理解它是什么不只是它恰好此时是什么取决于它在历史中是如何被实践的( 我将在后面从地理的角度进行解释) 、( 在对它的理解中) 什么已经成为它的常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还会出现何种变化的理解。
鉴于这种为研究过去的哲学而做出的一般性证明，似乎没有必要为研究中世纪哲学而做出特殊的合理性证明。然而，看一看在英语世界的大学中讲授何种哲学的历史将很快发现得出这一结论是多么的草率。大多数学生不得不或至少被允许去学习古希腊哲学和从 1720世纪的欧洲哲学。相比较而言，中世纪哲学的学习经常完全被忽略，或者被非专家们迅速地一带而过。对于这种忽略通常也没有明确地合理性的证明。一个未被明言的理由或许是觉得，把 17 世纪哲学，特别是 18 和 19 世纪哲学整合到当代讨论之中比较容易，因为一种论证常常能够从现在追溯到那时。一旦承认过去的哲学文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直接为哲学问题的解决做出了一阶贡献，而在于为反思那种活动提供了二阶方式，那么就没有理由把中世纪哲学排除在外。
但是，我怀疑，忽视中世纪哲学更强烈的原因是与此完全不同的。中世纪哲学被认为是以一种限定或削弱其作为哲学价值的方式而与宗教混合在一起。对这种态度的一个反应就是指出，古代和近代早期的哲学也和宗教交织在一起。另一个反应则是注意到中世纪哲学的广阔领域，包括以一种审慎地把哲学家们与其宗教信仰分离开来的方式进行研究的领域: 在西方拉丁语世界，从 1200 年左右开始，所有大学艺学院的著作和整个逻辑传统; 阿拉伯语世界中的许多哲学传统( falsafa) ; 拜占庭世界中评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然而，中世纪许多最著名的哲学理论仍与宗教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一点确切无疑。例如，想一想从 13 到 15 世纪的阿奎那、司各脱、奥康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们对作为神学标准教科书的彼得伦巴德( Peter the Lombard) 《箴言录》所做的评注; 或者想一想阿尔加扎里 ( al -Ghazal) 和阿威罗伊( Averroes) 关于伊斯兰教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之间关系的争论; 或者想一想迈蒙尼德( Maimonides) 的《迷途指津》。中世纪哲学史家们没有必要为这些关联而辩解。正像我刚才所说的，哲学是人类实践的家族相似，而不是一个容易适于某种基本定义的自然物种。很明显，从其历史上看，哲学与宗教的讨论，确切地说是实践，在大多数时候和许多地方已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确，通常哲学中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其与宗教的关系。因此，没有理由因为大部分中世纪哲学都包含着来自于启示性宗教的前提，或者因为大部分中世纪哲学仅仅由信仰赞同的教义所限定而否定它们。相反，哲学家们应当认识到，正是通过研究这些特征，将有助于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他们此时正在研究的内容，不管宗教问题在他们所说的当代议程中所占的比重是多么微小。
忽视中世纪哲学还有最后一个理由，这是很难被否定的。中世纪哲学，至少大部分中世纪哲学，是令人非常难解的。它常常是非常专门化的，许多最伟大的著作都是由专家写给专家看的，很少注意简洁性和读者的接受性。一位当代的哲学家能够接受我截至目前所做的论证，并且同意，为了成为一名更好的哲学家，他或她应当研究过去的哲学，但然后就会接着说: 尽管如此，但我会撇开中世纪哲学，选择某一段比较容易的时期作为我的那一段历史。然而，这一回答并不能说明问题。如果哲学家们应当研究他们的学科的过去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了解哲学的本性，那么他们不应当对过去的领域挑三拣四: 他们需要把握整个传统的发展脉络。若仍像通常哲学史课程那样，从亚里士多德跳到笛卡尔，那就是不理会西方哲学传统的大多数，就是把 2500 年长的欧洲大陆简化为一个几百年的小岛和另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四百年长的岛屿。的确，所忽略的那个时代恰恰是哲学非常受尊敬、应用非常广泛、并达到了只是在最近才已经返回的水平非常高级的时代。但糟糕的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了解哲学的本性，而通过抓住一个小的、不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并把它看作是整体，那么证据就将遭到歪曲，结论就会变得不可靠。尽管中世纪哲学令人难以理解，但如果哲学家们要从历史中了解他们的学科本性，那忽略中世纪哲学就是一个不明智的做法。
由于这些原因，分析哲学传统下的哲学系应该给予哲学的历史比通常实际情况更多的空间，而且鉴于中世纪哲学传统时间上的长度和地理位置上的宽度以及解释的复杂性，也应当给其一席之地。但中国应当怎么办? 为什么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应当研究许多世纪以前用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或希伯来文撰写的哲学文本? 当然，中国的哲学家完全有理由仅仅专修中国哲学。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对哲学的历史价值所做的一般性评论就仍然是有效的。虽然根据有限的知识，我认为中国哲学没有忘记过去的危险，但恰恰有一个反面的问题。那些致力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学者认为他们自己是传统的一部分，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传统。从某些方面来说，虽然这种态度是令人钦佩和羡慕的，但也意味着对历史研究所引起的哲学本性的专门性二阶反思的缺失。然而，通过研究从地域上来说不同于自己的各种哲学传统也能激发这些二阶反思，无论这些传统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否十分久远。因此，那些正在中国哲学传统内部进行研究的学者也能通过研究欧洲哲学来帮助他们自己去思考哲学的本性。他们也许希望选择研究当代欧洲哲学，但是既然他们自己的研究路径是如此地根植于历史之中为什么不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欧洲哲学呢? 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许多哲学家的的确确研究了欧洲哲学历史中某一非常有限的领域康德、黑格尔，似乎还对海德格尔特别有兴趣。但是，从欧洲哲学这样一个狭小的碎片中获得的对历史的理解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同从古代晚期直到 17 世纪末期宏伟博大的哲学传统相比，这些哲学家所代表的传统也是非常狭隘的、缺乏专业能力的和乏味的。
尽管如此，但许多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已经决定研究广博的西方传统哲学。他们之所以应当研究中世纪哲学的原因恰恰和欧美哲学家们之所以应当研究中世纪哲学是一样的。如果我已经证明，如同一些学者所做的那样，中世纪哲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边缘领域，或者只对某些主题( 例如，宗教哲学) 特别感兴趣，或仅仅对于某些团体( 例如，当代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 来说非常有兴趣，那你就可以断言，在中国这里不应当研究中世纪哲学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但我已经证明，为了理解哲学学科的本性，哲学家们需要研究他们哲学传统的历史，而且，如果他们要想对证据有一个公正的看法，他们就需要看看那一历史的全貌，即包含中世纪在内更大的部分。所以，即使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课程中，中世纪哲学也应当起重要作用。
中国大学的哲学系现在是如此地适应变化和发展，或许能够避免英语国家中许多分析传统的哲学系所犯的错误，在那里哲学的历史已经被贬到边缘地位，中世纪哲学被推离中心地位甚至更远，直至它常常完全处于边缘之外。此外，在中国研究中世纪哲学有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正是中国完全不同的宗教传统提供了一个可能以不带偏见的、学者的方式去理解的视角，这对于那些出生在亚伯拉罕诸教( Abrahamic faiths) 所支配的文化中的学者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亚伯拉罕诸教是在哲学与启示性宗教相交织时期复杂而多样的情境下产生出来的。同时，中国的学术传统使中国学者比许多西方学者更精通于从古代晚期直到 17 世纪哲学，因为它以版本考据和评注为基础的特征。因此，我希望，中国大学哲学系关于中世纪哲学的研究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将会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