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是明代思想上比较独立的儒者，他敢于正面批判正统化的程朱理学，对新兴起的陈白沙、王阳明一系的心学思潮，亦能保持审慎的态度。他以气论为营地，承接张载开创的气学一脉，故学界一般将其视为张载的继承者和明代气学的代表。浚川早年以诗文有名，文有英气，继进古文，诗赋雅畅用他本人的话说，即九龄赋诗句，十三慕文诀。他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相友善，为前七子之一。
作为诗人、文学家的王廷相，是如何对思想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形成其思想特点与理论主旨的这一重要论题，尚未被详细讨论。要使该问题有所解答，必须高度重视在四川任职时期的王廷相。该时期是其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不仅如此，他在该时期的所思所为，理论上与蜀学及其发展颇有关系。
一、在四川任职时期的前后界定与相关背景
王廷相在四川任职的时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正德十三年正月至正德十六年九月，时长三年半左右;后一阶段为嘉靖六年夏至嘉靖七年三月(1527-1528)，时长约为九个月。两个阶段相加起来为四年多，前后相隔有近十年之久，后一阶段比较短暂。
有关前一阶段据《浚川王公形状》的相关载述，可知正德十二年(1517)，王廷相是在松江府任职数月之后，被任命到四川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浚川勤于著述，在松江(今上海市西南)期间，辑有误中稿。在此之前，他曾在北京、安徽、山东、陕西等地任职，并已辑有《断身》、《台史》,《近海集》等。这些集子基本上是他利用闲暇创作并辑成的，从现有文献内容来看，大多是诗赋、文论或政论之类，并没有哲学思想的明确表达。王廷相四十岁督学北裴期间，有《四十述志》之作:人彩彩着朝衣，出入承明奉紫薇。窃禄寻常无寸补，年行四十觉前非。梦迷芳芷洲边路，身侍苍龙闲下扉。携手妻擎老耕稼，鹿门久矣羡知几。明明在京师为官，却称自己为野人(山野之人)，无疑有自嘲的意味，透露出王廷相此时的不如意。这种不如意，或与督学工作受到权贵干扰有关，或与抱负和才华受到压制、无法伸展有关。
四十不惑，王廷相必定有过深入的反思，觉前非似乎不是随兴所发，而是实有所步昆觉前非具体指什《寄孟望之》交代得比较清楚:予昔年中第之夜，梦一宿儒送书九峡，告曰:子得此当成名于世。启而视乞《杨炯集》也。觉甚不泽，以炯文人，又不竟其用世之志，故每恶之。入官以来，拂抑憾柯，与炯何殊?齿及半生，而宦情灰冷日甚，大道未闻，广业弗著，日复一日，情恋于词语之涯，或者终炯之流耳。此又所谓可与知者道也。该信将王廷相的心志，表露得明白坦荡。他不满足于仅仅成为杨炯那样的文人，而要做闻大道、见用于世的儒者。
显然，浚川对自己流连于词语之涯，已感到愤慨和悔悟。由此，便生发出由诗入思、由诗文到哲学的思想动机。有了这种意识和动机，不一定能立刻落实为相应的实际行动，特别是政务缠身之际，更是如此。王廷相曾感慨为官占用太多精力和时间:自有知以来，屡欲有所述作，绊于官守，时乘一暇，思虑徒致，首位颠错。况尔历事未稳，遴难述真，以示久远，故不能一言。今将入颓景也已，安所为以答此生邪政务的繁琐，一段时间内使得浚川无暇他顾。在这样的情形下，是不太可能进行深入的思想创作的。至此，最能代表其思想特点的论辩性著述还没有出现，这意味着作为思想家的王廷相，尚未真正形成。不过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浚川要成为儒家之道担当者的意识，已经越来越强烈。
他在四川任职的后一阶段，虽然时间上不到一年，却诞生了王廷相的首部哲学著述，也是其思想代表作之《慎言》。不可否讥《慎言》的辑成，必定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仅为在川期间所作。后一次任职于四川前的一段时间，即嘉靖三年夏至嘉靖六年夏(1524-1527 )，王廷相待在老家河南仪封(今河南省兰考县)，为母亲守制。在这三年里，他撰有掖礼备纂》以及一些墓志铭、诗文之类，这些创作不必细说。要留意的是，没有政务的烦扰，王廷相势必会对以往的哲学思考进行集中阐发和完氰《慎言》的出现，或与此有直接关系。
二、王廷相任职四川时期的哲学创作与思想内涵
任职四川时期的前一阶段是王廷相思想形成关键中的关键，其一大表现形态，就是浚川与学友以及前贤之间的论辩。在此阶段，浚川辑成《华阳稿》(正德十六年)。正德十三年初春，浚川入蜀不久，许浩即赴川，与之讨论学术思想问题，其中明确涉及太极，河图，洛书等论题。《横渠理气辩》、《太极辩》、《数辩》、《先天图辩》以及《儒河图洛书辩》等，由此而先后撰成。
1. 《横渠理气辩》
《横渠理气辩》是王廷相援借张载之学，反抗正统化朱子学的首次发声:横渠此论，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而朱子独不以为然，乃论而非之，今请辩其惑。(朱子)又曰:气之已散者，既散而无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吁!此言也，窥测造化之不尽者也。理根于气，不能独存也，故曰神与性皆气所固有。若曰气根于理而生，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种子?便能生气?不然，不几于谈虚驾空之论乎?
王廷相认为张载之论阐明造化之秘、人性之源，足见浚川对他的推崇。然而，不只《太和篇》，就连《正蒙》全篇，都难见气与理直接联系起来的讨论。张载言说的重心在气，而不是理或天理。王廷相以横渠之名(张载又称张横渠、横渠先生)来辩理气，是典型的以回复到张载之学的方式，来反对朱子学的不合理性。与朱子学主张气根于理不同，王廷相认为理生于气、理根于气，不能独存也。浚川此论的一大思想依据在于，理生气的可能性首先就值得怀疑: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种子?便能生气?因此以《横渠理气辩》为逻辑开端，王廷相正式走上标举气学、反抗正统化理学的思想道路。
从理气论到气理论，王廷相对朱子学理气思想核心秩序进行倒转。既然主张以气为本，理或天理就不可能占据优先性地位，而是下降到具体的环节: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不朽?以其情实论之，揖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阶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制宜，逝者皆当狗矣，不亦朽敝乎哉?从《横渠理气辩》出发，到理因时制宜观念的提出，在反正统化理学方面，浚川创造性地表达了辩证的古今观和开放的历史观。在古今之争这个具有永恒性和时代精神的主题面前，浚川给出了富有启示性的回答。他的观点与儒家传统的三代观复古观不同，有肯定当前、面向未来的思想意味。
2.《太极辩》
为彻底批判程朱理学的理本体论，王廷相探究本源，对太极概念进行考辨。朱子及其学派均以理解太极，如: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在天地，统体一太极;在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王廷相认为:太极之说，始于《易》有太极之论。推极造化之源，不可名言，故曰太极。求其实，即天地未判之前，泰始浑沌清虚之气也。故有元气，即有元道。南宋以来，儒者独以理言太极而恶乎言气。暖乎!支离颠倒，岂其然耶?太极不过是天地未判之前的泰始浑沌清虚之气，只以理言太极，而不以气言太极，显然是有问题的。
王廷相还认为，既然太极本质上仍然是气，那么气就是第一性的，理只能寓于气之中。对于南宋以来儒者普遍依附程朱之说的行为，他给予严肃的批判。反言之，只要是有利于阐明儒家之道的思想，都要加以肯定和吸收:儒者之为学，归于明道而已。使论得乎道真，虽纬说稗官，亦可从信，况庄、列乎?使于道有背驰，虽程朱之论，亦可以正而救之。这里展现的开放的道统观和真理观，与王廷相开放的历史观，二者若合符气《太极辩》中的思想，也在价滇言》、《雅述》中不断得到申明。
3.《慎言》
通过《渠理气辩》、《太极辩》等论辩内容的分疏《慎言》的思想雏形逐渐显露出来。在王廷相的时代，佛老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儒者最需应对的课题，思想的重心已经转为对僵化的朱子学进行反思，即儒学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之上。正如浚川在价滇言自序中所言:冲尼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正义凿，斯道以之芜杂，其所由来渐矣。非异端能杂之，诸儒自杂之也。只有孔子才是儒家醇正之道的代表，近来诸儒(主要指朱子及其学派)使儒家之道变得芜杂不堪。这一发展儒学的思想意识，并非王廷相的臆想，而是彼时儒者的共见。
基于此共见，几乎在同一时间轴上，明代儒学开出三条径路:罗钦顺选择以理气关系为突破口，力图在朱子学内部对其进行局部改造;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思想方向，在与朱子学的对话中创出良知学说;王廷相则据张载气学为本营，重振起固有的气论传统，以价滇言道体篇为确立标志。道体问题是程朱之学的首要问题《近思录》将道体置于首位，在为学大要之前，足见道体在朱子等心目中的重要性。
王廷相也意识到道体问题的关键，故将《道体篇》置于《慎言》的开篇。王廷相一再强调:愚谓道体本有、本实，以元气而言也。元气之上无物，故曰太极，言推究于至极不可得而知，故论道体必以元气为始。道体自身本有、本实，是以元气而言论道体，则必以元气为始。可见元气之于道体，不仅指时间上的开始，更是逻辑上、价值上的开端。而且，作为天地造化的总过程，道体还以元气为宗枢。至此，王廷相气学的基本性质和思想主干宣告落定。
三、任职四川时期与蜀学的关系
从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来说，王廷相思想是中国传统气论的一部分，因此严格而言，似乎不能将之归为蜀学的范畴。然而，作为在蜀地任职有年的学者型官员，王廷相和蜀地人物有密切来往，对蜀地风物也比较熟悉。他在蜀地的创作，不可能不与当地思想文化发生影响。就这个层面而言，浚川在川期间的所思所作，至少可以说属于广义的蜀学范围。刘咸忻在雄蜀学论中曾指出，统观蜀学，大在文史，、蜀学崇实，这在一定程度揭示了蜀学的内容和特点，即蜀学的重点在于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和理论。蜀学的这些基本性质，与王廷相在四川时期的所思所作是相应的。
无论是《横渠理气辩》、《太极辩》等，还是作为代表作的价滇言》，都体现了浚川崇实、独立、明辨的思想品格。比如，在《数辩》一文中，浚川根据天文学知识和观察，对宋明以来流行的邵雍象数学进行批判。与此相关，他在易学方面主张义理易，反对象数易，成为明代义理学派反对象数之学的代表。这种思想品格在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思想氛围下是难得的，同时也是思想史要有所开展的必然要求。王廷相强调:学者于道，贵精心以察之，验诸天人，参诸事会，务得其实而行之，所谓自得也已。使不运吾之权度，逐逐焉惟前言之是信，几于拾果核而吠之者也，能知味也乎哉?
务得其实而行之，才有可能造成自得之学。不然的话，只会人云亦云，无法体味到儒家之道。这种务得其实而行之的自得之学，与蜀学崇实的特点是相应的。王廷相反对只强调澄心静坐，忽视身体力行的做法。他将格物训解为物各得其当然之实，就是要实做其事、亲身践履。他斥责阳明心学带来的不良倾向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然而不知。
作为主管教育的官员，王廷相在川期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蜀地崇实学风的养成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甩《督学四川条约》的发布和实施，为其中重要一环。他在《譬学四川条约》中列出二十余条具体措施，内容涉及科举制度、文化教育、士风民俗等方面。这些具体的措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敦士节，振萎习，诸生翁然化之。学校作养贤士，正欲其重廉耻，修德行，以为齐民表率耳。
正德十六年春，王廷相与彭杰、张希贤、张世贤等人同游位于成都西南郊的青羊宫，并作《青羊宫二首》。诗中有台上方袍修秘检，风前灵籁散天机，间闲赢洲空想像，清江丽日澹忘归之句，表露出对道家的好感。众所周知，蜀地有好道家、道教的传统和丰饶资源，王廷相诗歌可能受此影响，自此更染上道家情节。同年秋，浚川由四川提学金事升任山东提学副使，赴济南途中，他咏诗道:欢回炯提龙剑，悠悠转使车。岱宗探日视，蓬岛觅仙查。世计舟藏壑，人情海变沙。素风能不厌，异代有光华。尽管王廷相时而表现出对道家境界的向往，其儒家本位意识却是不容置疑的。
作为富有强烈现实感和批判精神的儒者，浚川的这些思想特征，在与彭杰论辩儒家之道时有集中表现。在《彭宪长论学书》中，浚川不仅阐明儒家之道，还反对厚古薄今的历史观:古今人一也，后之视今，即今之视昔尔。若曰后世之人必不能及于古之儒者，是不知造化生人，古今一轨，中人以下，以已而论量天下者也，谓之诬人。王廷相对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往往渗透到其历史观中。他强调古今的变化性、迥异性，又指出古今的共通性、一致性，可见浚川的历史观是比较丰富、深刻的，它最大的特点，在于注重历史的现实合理性和当下致用性。也即是崇实精神的表现。
需注意的是，任职四川时期作为王廷相哲学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其诗文创作也并未搁置。此处仅详举一例，即《巴人竹枝歌》(十首)。竹枝歌又名竹枝词，由古代巴蜀民歌演变而来，经刘禹锡等人创作，后成为融合民歌传统和文人传统的文学体裁。竹枝词可以说是巴蜀文化独具特色的代表之一，是我国古代诗歌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刘禹锡著名的衍枝词以外，仅是巴蜀本土文人如苏轼、苏辙兄弟等，就有不少此类作品，逞论其他。
王廷相通过体察，发现巴蜀民歌中尚有粗俗、鄙陋的内容，他认为诗歌要发挥教化的作用，从而达到美其身、易其俗的目的。竹枝歌的创作，就应当秉持该原则，并且，诗言情和诗言志完全可以融于竹枝歌当中:郎在荆门妾在家，年年江山望归查。茶靡种得高如妾，纵有春风枉却花。郎上瞿唐侬自愁，生憎风水打船头。江灵若解渠侬意，郎若来时水不流。蒲子花开莲叶齐，闻郎船已过巴西。郎看明月是侬意，到处随郎郎不迷。王廷相的竹枝歌，充满巴蜀地区的生活气息，且不落诗歌体式的俗套，呈现出通俗、活泼、明快的韵味。它们与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等一道，共同构成和延续了竹枝词的优良传统。
我们之所以突出王廷相任职四川时期的哲学创作，是因为这方面以往比较受忽视。总起来看，无论是在思想创造，还是在诗文理论，任职四川时期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他甚至还对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边疆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救济问题等，有所讨论或提出建设性意见。彼时浚川在学问和政事上，可谓始终坚持崇实的思想道路: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他主张道体本有本实，反对空悬一个天理;在历史观方面，他认为古今有殊有同，古铸为今，今不离古;在易学方面，认为易应落实为具体实在的条理、义理，不应光凭象或数解易;在诗文方面，要重视其教化功能，使其之于人实有其养。至于政事领域，具体实例更不胜枚举。
学界一般认为，唐宋尤其是宋代，是古代蜀学的繁荣阶段;明中后期至清前期，是蜀学的低谷。后半部分观点的不准当性，渐为研究者所证实。若能充分注意到王廷相这样一批与蜀学有重要关系的学者，并挖掘出他们之于蜀学的多重意义，蜀学的研究和当代发展势必会有更值得期待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