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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仁”的区别
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高美德，其中“仁”是中心范畴，强调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和高层次的人格境界，它是人类最重要最根本的德。在孔子看来，如果每个人都能以真心对待家人和他人，就能达到仁，成为圣贤。
将政治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发挥仁的作用，这是中国“仁”的思想的一大特点。孔子认为，为政者必须是君子，时刻做到为民着想，克制私欲，将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奉行以德治国，并把修己治人看做是为政的根本原则。而日本则多认为政治与道德应当划清界限，日本古学派荻生徂徕的思想极具政治性，但他认为政治应从道德中独立出来，这与孔孟及朱子学根本不同。
在日本，儒学的传入要早于佛教等各种思想，其中“仁”的思想是最先传入日本，并被学者们广泛学习的。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的缺点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到了德川时代，统一的政治使日本迎来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日本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等思想家，都是倡导仁爱的。伊藤仁斎将《论语》视为“宇宙第一书”，通过精读论语，仁斎紧紧抓住了儒学的思想“仁者爱人”。同时，仁斎认为“诚”是仁爱的形成条件这与古代日本人的“清明心”相融合一致。但是随着儒学日本化的进程，仁爱思想出现了分支：
一支演化为“忠”的思想，成为武士道形成和发展的支柱思想。“忠”最早见于《论语·学而篇》，在中国儒学看来，“忠”是爱人的积极表现，是达到仁的方法;而日本则将忠推到了极致，并逐渐用忠代替了仁爱思想。山鹿素行从儒学中为武士道找到了理论依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把“忠于主君、不顾身家”规定为武士应尽的本分，向武士们灌输忠君思想。由于功利性因素，日本在继承儒学时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忽视心性之学，局限于政治文化层面。加之，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此种天命观不需要赋予道德的意蕴;而仁政思想对君主道德上的约束，正与这种天赋的绝对至上权威相悖，所以，仁于民的说法在后来越来越不受到重视。
另一支较接近于孔子主张的仁，但是后来被神圣化，即贵族化，也就是说日本并非不注重仁，但只有高贵的皇室、神甫才能成为仁，仁通常被用于天皇的名字及年号中。这一规矩出自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惟仁)，此后如后冷泉天皇(亲仁)、一条天皇(怀仁)、昭和天皇(裕仁)等，1000多年来除个别例外，大多遵循其例，正是因为长期受到儒家影响。从汉学文献中可以看出，在最先接触到“仁”思想的日本哲人看来，仁有着浓厚的思想文化内涵，既可以辅助政治，又可以安抚民心，稳定社会。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具有了“仁”的品性，则统治者的高贵地位就无法体现，甚至会受到威胁。因此，逐渐形成了“只有天皇才是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