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市场基础设施的缺陷会诱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在交易对手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以及市场透明度的缺乏成为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为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央对手方机制作为市场基础设施被引入到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中。从2009 年9 月G20 匹兹堡峰会，到美国《多德- 弗兰克法案》，再到欧盟的《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越来越多的国家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央对手方机制作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由中央对手方进行集中清算成为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重要环节。中央对手方机制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管理和防范有着积极作用，Koeppl 和Monnet(2010)指出合约替代和多边净额清算可以有效加强对交易对手违约风险的管理，强化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Acharya 和Bisin(2011)的研究表明保证金和违约基金要求等风险分担机制可以有效解决交易对手风险的外部性;K o e p p l 等(2012)的研究表明基于会员制的中央对手方清算还可以使清算成本最小化;Norman指出运转良好、抵押充足的中央对手方覆盖的交易越多，引发多米诺式违约传染的可能性就越小，就能更好地分散风险。一些实证研究，如Loon 和Zhong(2014)对CDS 价格与交易对手风险的分析表明中央对手方机制确实可以降低交易对手风险进而缓释系统性金融风险。然而，中央对手方机制并没有消除交易对手风险，只是由中央对手方进行集中管理，一旦中央对手方无法承担违约损失，同样会诱发系统性金融危机，而中央对手方机制内在的一些缺陷，如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激励问题、保证金与保障基金的顺周期性、集中清算市场的分割等，都可能会引发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对中央对手方机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在缺陷与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对手方机制的主要监管措施和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我国中央对手方机制及监管体系的完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中央对手方机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在缺陷
中央对手方机制的关键在于引入中央对手方，作为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买方的卖方与卖方的买方来集中管理交易对手风险，通过多边净额结算降低风险暴露和保证金要求，并通过对清算会员的保证金和违约保障基金要求来有效地管理违约风险，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以应对潜在的违约损失。通过对交易对手风险的有效管理以及提高市场效率和市场透明度，中央对手方机制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内在的一些缺陷会导致这些积极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甚至反而可能会引发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激励问题
1. 交易商和清算会员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首先，交易对手风险的转移会导致交易商和终端客户的道德风险问题，一方面风险暴露的转移必然会削弱其风险管理的激励，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对手方机制可以降低高风险交易商和终端客户的风险损失，这样就会促使其扩大交易规模，承担更大的风险，从而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保证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弱化这一影响，但由于保证金的计算更多是以衍生产品的风险为基础的，忽略了交易商自身风险的影响，这样，保证金要求就可能会低估高风险交易商的风险而促使其扩大交易规模。为此，中央对手方大多都明确了对清算会员风险的监控，但风险监控都是以特定标准以及可获得的信息为基础的，这样就决定了其不可能完全控制道德风险问题。
其次，引入中央对手方机制的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会具有较高的标准化程度，但交易双方还是会在合约设计上保留一定的灵活性，以便于其进行风险管理，这样一来，对于该衍生品交易的真实风险，交易双方无疑会掌握着比中央对手方更多的信息，特别是对于比较复杂或新出现的衍生产品交易更是如此。真实信息的缺乏可能会导致中央对手方对相关交易的保证金估计不足，低估了其实际风险，而对于这些衍生产品，交易商就可能会扩大交易规模以获取更多的收益，而对于那些中央对手方高估风险而实行更高保证金要求的衍生品，则相应地缩小交易规模，避免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
2. 中央对手方的道德风险问题
首先，在中央对手方机制下，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集中由中央对手方来管理，中央对手方与各主要金融机构之间就会形成复杂的交易网络，一旦某一主要金融机构出现违约，就可能会给中央对手方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各个金融机构带来重要影响。风险的高度集中使得中央对手方的系统重要性大大增强，一旦无法承担违约损失，就很可能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危机出现时监管当局就必须提高救助，以避免风险扩散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引发道德风险和大而不倒问题。
其次，中央对手方提供的集中清算服务具有无差异的特性，而政治和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会导致众多中央对手方的并存，清算市场的竞争会迫使中央对手方降低服务价格，或者改变风险管理策略来降低交易商和清算客户的抵押资产要求，以吸引更多的客户，提高市场份额，但这必然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膨胀到一定程度就很可能会诱发金融危机。
再次，中央对手方管理交易对手风险的主要措施在于对交易商和清算客户的保证金以及违约保障基金要求，这些抵押资产要求可以降低中央对手方承担的风险，但这无疑会削弱中央对手方强化风险管理的激励，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
最后，由于中央对手方机制的集中清算服务可以降低市场参与主体的交易对手风险，监管当局和清算客户会要求中央对手方扩大服务范围，为更多更复杂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提供集中清算服务，而清算市场竞争压力也会迫使中央对手方扩大集中清算的范围，而这同样会引发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交易的跨国性与中央对手方机制独立性的矛盾
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其跨国性，交易双方往往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但各国的中央对手方机制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会受到本国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交易的跨国性意味着全球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一个整体，但作为市场基础设施的中央对手方机制由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构建，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矛盾和冲突。
1. 清算市场分割与集中清算效率和市场基础设施独立性的矛盾
从理论上来讲，只有一个中央对手方的集中清算体系可以使交易对手风险和交易担保最小化，但随着各国中央对手方组织的建立，全球性的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形成了一个分割的集中清算体系，必然会降低净额结算的效率，提高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暴露和交易担保，同时引发了多个中央对手方之间的协调与互操作问题，I C E、L C H、C M E 等中央对手方可通过在不同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形成清算集团以缓解这一问题。互操作机制可以提高整个市场集中清算的效率，但也使得不同中央对手方之间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交易网络，单个中央对手方的危机很容易传染到与之相联系的其他中央对手方，诱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与此同时，中央对手方的设立需要得到该国监管当局的认可，还需要获得境内交易商和清算客户的支持，必然存在着很高的进入壁垒，这样中央对手方清算市场会成为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因而中央对手方与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Kenyon 和Green，2012)。由于欧美国家的中央对手方大多由历史相对更长的清算机构建立，具有更丰富的风险控制与管理经验，中央对手方机制相对更为完善，这样一来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集中清算业务都会通过为数不多的大型银行集团或交易商，由少数几个中央对手方完成，市场集中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清算效率，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市场过于集中于欧美中央对手方组织，无疑会削弱其他国家在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中的话语权，这样一来，如何在清算效率与确保中央对手方机制的独立性之间进行权衡是各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监管政策差异与监管套利
政治、经济、监管体制以及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各国在实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改革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在实施时间上，美国最先开始实施集中清算的强制义务，而欧盟要到2015 年才正式实施。而在实施范围上，各国对集中清算豁免范围的规定并不一致，如对外汇类衍生品，美国豁免了其集中清算义务，而欧盟则将其纳入了集中清算范围。在具体的监管政策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并逐步健全了对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体系，而有些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并不发达的国家则还没有开始或刚刚开始构建其监管体系，而且各国监管政策存在着 重复、冲突、不一致的地方，必然会导致一些市场参与者和基础设施提供者进行业务重组，以减少自身或其客户在某些国家和地区面临的监管要求，如一些客户要求交易商通过一些特定机构来进行交易以规避特定监管规则，一些有组织的交易平台对某些参与者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交易提供有限服务等。这些行为无疑会增加衍生品交易和交易结构的复杂性，加大风险管理与监管的难度。
3. 信息报告与数据共享困难重重
由于中央对手方只能集中清算标准化程度较高的衍生品交易，因而各国一般都要求未进行集中清算的衍生品交易应履行报告义务，将交易数据提交给交易信息储存机构，而这些数据是监管系统制定监管规则、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基础。然而，在实际实施时，哪怕是在一国境内，商业合同的保密条款、隐私权法、数据保护规定、信息封锁规则、银行保密法等各种法律规定都会成为信息报告义务正常履行以及监管当局获取这些数据的障碍，而对于跨国交易而言，这一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在一国境内，还可以通过明确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信息报告超越任何合约或其他立法、监管条款规定的方式来克服这一障碍，但很少有国家允许其他国家的监管当局来获取本国交易信息储存机构所储存的数据，而且各国监管当局对于信息报告的数据范围和格式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会给跨国的数据共享进一步带来障碍，无疑会削弱系统性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三)抵押资产要求的顺周期性
中央对手方在集中管理交易对手风险时，为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违约损失，防范清算会员的道德风险，都会建立以交易保证金和违约保障基金为基础的损失分担机制，由清算会员和中央对手方共同承担可能的损失，而清算会员也会通过保证金的方式来降低所代理客户交易的风险。然而，交易保证金和违约保障基金都是以对清算会员和衍生品市场的风险评估为基础，必然会具有顺周期性的特征。当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价格出现不利变化时，中央对手方会要求交易商追加保证金，而后者则会要求清算客户追加保证金，这样交易商和终端用户不得不出售资产，减少场外金融衍生品的头寸，而这必然会加剧市场的波动。
中央对手方的保证金变化往往又具有一定的突然性。追加保证金的要求可以增强中央对手方的安全性，但会给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带来冲击，导致利率迅速提高，而对流动性的需求会导致资产变现的需求迅速增加，即使是那些并没有收到追加保证金要求的企业，在流动性成本提高、资金来源紧张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如此。反之，在市场价格变化有利的情况下，保证金要求的降低会促使交易商和清算客户增加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使得系统性风险进一步累积。由此可见，集中清算所带来的保证金要求会给市场流动性和资产价格带来极大的冲击，可能会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二、中央对手方机制有效监管的主要措施
一直以来，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都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中央对手方机制的引入实际上就建立了以中央对手方为主的行业自律体系，中央对手方可以通过清算会员资格、交易保证金、违约保障基金等措施来管理场外衍生品交易和中央对手方清算的风险。正如上文所述，单靠行业自律难以解决中央对手方机制内在的一些缺陷与问题，需要监管当局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具体来说，对中央对手方机制的监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都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可能会降低中央对手方机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性。
(一)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场外金融衍生品的准入，即：哪些场外金融衍生品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性，应纳入集中清算的范围;二是对市场主体的准入，即：明确进入中央对手方机制的市场主体所应具备的资质。
1. 衍生产品的准入
中央对手方可以作为衍生品交易双方共同的交易对手来管理交易对手风险，但并不是所有衍生品都可以进行集中清算，这就决定了中央对手方机制不能涵盖全部的衍生品交易，不能集中管理全部的交易对手风险。事实上，各国监管当局在确定适用范围时会综合考虑衍生品合约条款的标准化程度、市场稳定性、市场深度、价格信息的可获取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会同时采用两种方法：一是自下而上，如果中央对手方确定将为某一类衍生产品提供集中清算服务，应向监管当局申请以获得授权;二是自上而下，即：由监管当局来确定集中清算义务适用的衍生品种类，然后再授权给中央对手方。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因为主动权更多的掌握在中央对手方手上，中央对手方可根据自身利益有选择地忽视某些衍生品，即使监管当局认为这一类衍生品具有系统重要性，中央对手方也可以不具备条件的理由不提供集中清算服务。同时，从风险控制和管理的角度来看，适合中央对手方机制集中清算的只能是标准化程度更高的衍生品交易，对于终端用户而言，必然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选择标准化程度更高的产品进行集中清算以消除交易对手风险，但这就有可能降低风险对冲的效果，要么选择标准化程度更低的产品以更有效地对冲风险，但就必须承担交易对手风险。
由于各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各国在确定适用范围时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美国外汇远期和掉期市场透明度高、大部分交易都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完成而风险有限，故豁免了这些衍生品的集中清算义务，但日本和欧盟则依然将其纳入了中央对手方机制的适用范围;美国豁免了非金融机构或商业终端用户的清算义务，而欧盟则将衍生品交易达到一定限额的非金融机构同样纳入了清算范围;对于集团内交易以及退休基金管理机构、中央政府控制或提供担保的公共部门、多边发展银行、中央银行等特定类型机构的集中清算义务，各国的处理也有很大的差别。这样一来，就必然会给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参与主体带来监管套利的机会，市场参与主体更倾向于选择监管相对更为宽松的国家和中央对手方进行集中清算。
为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对于跨国交易适用哪一国中央对手方机制的问题，普遍适用的原则主要由两个：一是规则趋严(stricter-rule-applies)原则，即一方所在国豁免清算义务，但另一方所在国不豁免时应履行清算义务;二是等同监管原则，即认定第三国监管等同于本国或本地区的监管，此时可选择采用第三国的监管规则。
2. 市场主体的准入
中央对手方机制涉及的市场参与主体主要有两个：一是作为交易商和清算会员的各类金融机构，二是提供集中清算服务的中央对手方组织。通过设置准入规则，就可以确保进入中央对手方机制的市场参与主体具有更强的实力及更好的风险管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防范可能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对于交易商和清算会员，中央对手方机制可以降低其管理交易对手风险的成本，减少交易对手违约带来的损失，而且巴塞尔协议还要求对于非集中清算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实行更高的风险资本要求，因而会根据准入规则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欧盟、日本等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维持了原有的监管体系，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商和清算会员还是在原有的监管框架下进行管理，而美国则实行注册制，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负责对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所有交易商和清算会员需要向上述机构进行重新注册。
对于中央对手方组织，作为市场基础设施，对一国金融市场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各国都要求必须向监管当局进行注册以获得提供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集中清算服务的资格，如美国就要求中央对手方组织应同时或分别向C F T C 和S E C注册以成为清算机构。注册制可以确保本国中央对手方组织在境内提供集中清算服务的优势地位，其结果是形成分割的清算市场，降低了集中清算的效率。考虑到衍生品交易跨国性的特定，不少国家都给予外国中央对手方组织以有条件的豁免注册权，或要求其获得本国监管当局的认可，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样很可能丧失本国对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控制权。
(二)持续审慎监管
对于中央对手方机制的持续审慎监管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为确保清算会员和中央对手方的稳健经营，促使其强化风险管理，中央对手方对清算会员、监管当局对中央对手方和交易商都会实行最低资本、最低初始和维持保证金、流动性等方面的要求，要求其建立稳健和专业的风险管理体系，这些措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顺周期性，在金融市场出现不利变化的时候会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
其次，在中央对手方的集中清算中，清算会员负责管理所代理各类客户的交易保证金，许多交易商在作为清算会员的同时还会进行自营交易以获取收益，中央对手方则负责清算会员的交易保证金和违约保障基金，为避免因清算会员或中央对手方出现极端损失而给所代理客户的资金带来损失，应对清算会员、中央对手方的自有资金和所代理客户的资金进行严格的分离管理，如美国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资金分离的要求，要求至少应分别进行记账，欧盟则由客户在资金单独分离和混合分离中进行选择。为防止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美国还出台了沃尔克(V o l c k e r)规则，禁止银行利用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资金进行自营交易以进一步控制商业银行的风险，不过如何区分银行自营的投机行为、代理客户的投机行为或出于安全性考虑的对冲行为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再次，各国监管当局普遍强调对清算会员和中央对手方商业行为的监管，要求建立完善的披露和报告机制以及内控机制，建立合理的程序和安排以有效度量、监控和缓释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如及时确认衍生品合约条款，建立一系列稳健、灵活、可审计的程序以调整衍生品组合、管理相关风险、确认并解决交易双方争端、监控未结清衍生产品价值。
(三)危机救助机制
市场基础设施的地位决定了中央对手方具有系统重要性，某一中央对手方的危机很容易演变成整个金融市场的危机，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定的危机救助机制。由于危机救助机制无疑会提高中央对手方的道德风险，削弱其强化风险管理的激励，因此各国监管当局对中央对手方的风险分担机制都设置了一定的限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出现清算会员违约时，一般要求中央对手在动用非违约会员的违约保障基金前必须以自有资本来冲抵损失，并要求其股东承担相应的损失。在当前中央对手方普遍采用公司制组织形式的情况下，这种类似规定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央对手方的道德风险及避免大而不倒问题。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欧盟和美国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在特殊情况下救助具有系统重要性中央对手方组织的权力，但并没有规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救助以及救助的具体方式，表明各国尚未明确具体的救助机制。中央银行可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或注入流动性的方式为中央对手方提供援助，无疑都会引发中央对手方的道德风险和大为不倒问题，对于各国监管当局而言，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三、对我国完善中央对手方机制及监管体系的启示
(一)完善我国中央对手方机制的必要性
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始于2005 年6 月债券远期交易的推出，现交易种类已扩大到人民币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人民币外汇远期、人民币外汇掉期、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 R M)等多种产品，但市场规模还很小，如C R M 市场在2011 年底的名义本金总额仅为33.4 亿元，交易也不活跃，相对活跃的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在2013 年总共只发生了2.4 万笔交易，名义本金总额仅为2.7 万亿元，这与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现有场外金融衍生品主要为银行间市场自营交易有关。实际上，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外向型企业都在境外市场对冲经营中的利率和汇率风险。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对冲金融风险的需求会更大，基于人民币和境内资产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会迅速扩大。如果我国没有完善的中央对手方机制，大量的风险对冲交易和清算只能在国外中央对手方之间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国监管当局难以获取关于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削弱了监控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央对手方组织与信用评级机构的相似性会导致集中清算市场垄断于欧美国家的中央对手方组织，无疑会大大削弱我国对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并完善集中清算体系不仅是控制交易对手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提高市场透明度的需要，更是确保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独立性的需要。为此，2014 年2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建立场外金融衍生产品集中清算机制及开展人民币利率互换集中清算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银行间债券市场参与者达成的人民币利率互换等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应由上海清算所进行集中清算，随后又逐步推广到外汇远期和掉期、商品类衍生品交易，初步建立了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中央对手方机制。
(二)完善我国中央对手方机制及审慎监管体系的建议
1. 明确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集中清算与信息报告义务
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场外衍生品改革的关键在于提高市场透明度，强化交易对手风险管理，而上海清算所中央对手方组织地位的确立以及人民币利率互换集中清算体系的建立无疑为强化交易对手风险管理奠定了基础，但在中央对手方机制的适用范围上存在着明显不足，对场外衍生品交易的信息报告义务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首先，现有规定针对的还只是国内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主要是银行间市场的衍生品交易，没有涉及国内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在国外进行的衍生品交易，而这些交易对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会有显著的影响，与此同时，未明确对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信息报告要求，必然会导致监管当局难以获得有关这些交易的充分信息，无法及时了解国内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的风险状况，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自然会存在着严重不足。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通过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进行风险管理的需求会大大增加，通过国外市场进行的交易规模可能会迅速扩大，明确其通过中央对手方进行集中清算以及交易信息报告的义务无疑有助于监管当局获取充分信息，以有效地监控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
其次，在国内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中，中央对手方机制只能涵盖那些适合通过中央对手方进行集中清算的交易，而对于更多不适合集中清算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并没有明确其信息报告义务，这样一来，监管机构对于国内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以及相应机构的风险状况难以获得充分信息，也就难以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尽管目前国内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较小，影响还十分有限，但未来国内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明确交易信息报告要求有助于监管当局更好地把握国内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情况以及相应金融机构的交易风险状况，从而进行更有效的监管。
2. 明确对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参与主体的监管要求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由上海清算所对市场参与者的准入和风险进行监控，这样一种行业自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市场参与者的风险，但没有明确对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参与者进行监管的主体和责任。现有的分散监管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那么就应当在原有监管规则中加入对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监管规则。银监会在2013 年7 月发布了中央交易对手风险暴露资本计量规则，这对于强化商业银行集中清算风险的管理有着积极作用，但还没有实施巴塞尔委员会对未纳入集中清算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更高的资本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商业银行强化场外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的激励。
3. 加强国际合作，明确对跨国交易的监管要求
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全球性决定了许多衍生品交易都具有跨国的特点，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也将不断提升，这样一来，通过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强化风险管理的需求会不断扩大，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会促使国外交易商推出更多以人民币和境内资产为基础的场外衍生品交易，并不断扩大交易规模，必然会给我国中央对手方机制带来严峻挑战。
有必要明确跨国交易的监管原则，完善相应的监管政策，对跨国交易监管的缺失很可能会导致监管套利行为的出现，并使得我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大大提升。从中央对手方机制的市场基础设施地位和我国金融市场的主导权来看，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是在实行等同监管原则和监管趋严规则的同时，以人民币和境内资产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交易应通过境内中央对手方组织来完成，在此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建立一定的信息共享机制，并加强与欧美各国监管机构的合作;上海清算所有必要强化与国际金融市场各中央对手方组织的合作，为国内金融机构以及国外以境内资产为基础的衍生品交易提供更好的集中清算服务，提高清算效率，为此就需要建立一定的协调与互操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