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八大家的形成，与明末清初天津的海运、粮业、盐务的发展具有直接关系。早在元、明两代，天津就成为漕粮北运的枢纽，并由此成为华北、东北的粮食集散地。到了清代，海运和粮食贩运业都有所发展，天津的经济地位也日显重要。明万历年间，在盐务上实行“纲法”，将宋代以来的商人凭盐引销盐的制度，改为盐商垄断的引岸专卖制度，并准许世袭经营。清初，又将长芦盐运使署从沧州移来天津，从而天津又成为长芦盐纲（芦纲公所）的基地。因此，在天津，海运、粮食尤其是盐务，就成为富商巨贾聚敛财富的主要手段。清人崔旭《津门百咏》云：“盐策长芦此要津，风天气色属商人。铜山金穴须臾事，大宅连云递旧新。”天津因“煮海之利”使盐商攫取了大量财富。致富的盐商常常拿出一些钱财从事慈善事业，为自己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清末年间，天津有两位称为“善人”者，一位是“粮店后街李善人”，一位是“冰窖胡同李善人”。二人皆为盐商起家。
“粮店后街李善人”是指李世珍。李家经营盐业及钱粮业，在直隶、河南等地有盐引，收入颇丰。李世珍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官至吏部主事，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一代宗师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一向热衷于慈善事业，为救荒济贫，他回归乡里后，纠合同志数人在粮店后街创立慈善团体备济社，集巨资备荒，尽心抚恤贫穷孤寡，每岁施放钱米、棉衣、医药、棺木及恤嫠。此外，还用备济社的一部分资金开办义学、种牛痘。天津人称他为“粮店后街李善人”。
李春城正妻吴氏，被称为“李八老太太”，平时好吃斋念佛，经常买些活鸟、活鱼“放生”；遇到家中喜寿大事，待客的酒席一律不上鸭子，不愿“杀生”。李家对各地庙宇，大事布施。各地逃往天津城里的难民到李家讨饭，均给予接济。李家先是在东南城角草厂庵建寄生所，每年冬天收留无依无靠贫民六七百人，哺之以粥，病则施医药，死亡则棺敛。其后又立保贞社，每月给嫠妇以钱米。设立御寒社，严冬发棉衣给贫民。年终，他还派人到僻巷中，接济穷乏之人。设立义塾五所，各有生徒二、三十人。别设大义塾，“俾向学者有所成就。”同治十年（1871年）天津大水，他筹赈恤灾，亲察受难之户，遇有饥饿不能待者，济以己财。因原来计生所只收男子，又设立保生所收留孤贫妇女。因李春城家在东门里冰窖胡同，津人称他为“冰窖胡同李善人”。
修建私家园林、收藏名人墨宝是当时天津盐商文化的风尚。李春城也未能免俗，修建了占地270多亩的私家园林“荣园”。据宋蕴璞编纂的1930年《天津志略》描述：荣园“为津人李善人家之别墅。李氏富而好义，勇于为善，建筑是园，聊为游憩之所。树木葱郁，丘壑幽秀，鸟语花香，颇饶逸趣，又有湖广数顷，植以芦苇，软红尘中得此水木明瑟之地，洵足助人佳兴。”园的四周以壕堑为界，以水景为特色，具有典型的北方园林特色，又在设计中吸纳江南园林构筑技法，南北交融，风景如画，吸引了大批文人骚客和游人前来游览，1917年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和同学就曾到此一游。
1937年侵华日军将荣园改为反动政治组织“新民会”的总部。1948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抵御人民解放军的进攻而构筑天津城防工事，又将荣园内的许多珍贵树木伐去充作战壕掩体，荣园变得愈加荒凉。
天津解放后，李氏后人李岐美向人民政府捐献荣园，1950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这座已颓破不堪的花园，并经重新整葺，于1951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