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教授、休闲研究中心主任楼嘉军看来，去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7000美元。对比日本1985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日本的休假制度还是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那时的日本是全球过劳死最多的国家。与当年的日本相比，中国的情况还算不坏。如果带薪休假方面能够落实妥帖，将补齐中国休假制度的最后短板。
休闲是重要生产力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郑州某中学老师顾某某的辞职报告，一时走红网络，真有一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快意与豪情。然而，亦有网友将顾老师辞职信作为上联，对出了所谓“下联”――“钱包这样小，谁都走不了。”
也不见得都走不了，一些人索性自动“下岗”，自己给自己放大假。“20年财务工作，没计算出生命的本色。”这是某公司财务部员工的辞职原因。
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多数人职场压力增大。近日，网上票选京、沪、穗和深圳“最强加班楼”，成了一二线城市白领热议的话题。以上海为例，相关数据显示，恒隆广场写字楼、外滩中心、世纪商贸广场位居三鼎甲。“我们的工作是5+2、白加黑。”“反正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下班前做不完的工作就要自愿留下做完。” 职场人士已然对加班麻木了，甚至有白领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想出在外租房的“妙招”。
4月25日，上海交大城市社会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我们的城市”论坛，议题是《调休：被拼凑的生活》。在此论坛上，楼嘉军发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国也已进入‘休闲时代’，虽然较发达国家来说，我国还处在低层级的休闲时代，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休闲’的重要意义。”
“引擎”发动不畅
被楼嘉军视为发动经济引擎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7年来开启得并不顺畅。
一位股份制公司的高管在过去的3年中从未休假，乃至他的妻子临产，他都在外地出差。而他本人表示，因为自己一心工作，实在无心休假。
楼嘉军认为，尽管我国居民的法定休闲时间变多，但是居民的自主休闲时间却在变少。导致该问题的直接原因，则是工作压力增大。
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近年上海职工带薪休假情况调查显示，超过8成的上海职工近3年使用过带薪休假，但只有43.9%的受访职工全部休完，42%休掉部分。该项调查还显示，外资合资企业受访职工使用带薪休假的比例最高；其次为国有企业；相较之下，事业单位、私营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受访职工，过去3年内使用过带薪休假的比例都不足80%。
不同的职场环境，不同的企业文化，乃至不同的个人观念，导致了职工对年休假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除了企业文化的差异以外，还有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硬性“规定”。比如有的企业会对年休假进行统一安排――春节时多放5天，8月放5天，剩下天数再行请假；有的限制次数，如“连续休假不得超过X天”等。至于学校教师，因为有寒暑假的关系，更不可能另行自主安排休假。还有的公司要求休假的员工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以便工作遇到问题时能够得到及时处理。
记者最近了解到的劳动人事纠纷，则很能说明某些用人单位对职工休假的“终极态度”。某公司管理人员董某2014年没有申请过年休假，在其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他要求单位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单位答复说，董某虽然在当年没单独休年休假，但单位在4月已统一组织职工旅游5天，视为其享受了带薪年休假。董某则不认为旅游福利就是年休假待遇，而且单位也未提前特别说明，于是申请劳动仲裁。
上海交大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映芳教授告诉记者，中国现在大多数人的工资是结构工资，真正的底薪只有一部分，带薪休假之“薪”，却往往是底薪。由此，导致职场人不敢休假。休闲，这一重要生产力也就无法平稳迅捷地发动。
当然，中国人也不必悲观。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孙哲老师告诉记者，法国人对于休假，有一个概念叫“搭桥”。“法国的宗教节日经常会放在周四、周五。所谓‘搭桥’，就是将周四、五、六、日连起来，正好有四天，这样就变成了小长假。”这种休假方式，与中国小长假倒有几分相似。
休闲的价值在于自由
上海大学教授黄景春告诉记者：“如果带薪休假问题不解决，公共假期就不会完善，那么黄金周就会永远拥堵。”另一方面，黄金周的拥堵，并不能更多增加国民的幸福指数。
如何衡量国民幸福指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但现在，很多人却开始反思这样的价值观。有一种说法是，加班者伟大，因为他们奉献生命回馈社会以获取薄酬。会度假者更伟大，因为他们敬畏生命。
在“我们的城市”论坛上，有专家举例：“我们借鉴发达国家，可以看到两点。首先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体上开始进入所谓的休闲时代。在那个时期，发达国家基本上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进入这个阶段以后，相应的是收入增加，制度就跟着来了。居民的心态也发生变化了。到了这个阶段人们开始要吃喝玩乐。” 当然，这里的休闲主要在于――个人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合理安排和使用。1950年代法国人做了一个问卷――你要时间还是要工资？大多数法国人选择要工资。到了1980年代，同题问卷中，大多数法国人要求要时间，也就是要假期。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鲍宗豪教授认为，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对闲暇方式的选择是有限度的，而到了工业时代，只有通过设定的假日，人们才能调节心性、保持健康，延长劳动力的输出时间。他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适应闲暇时间增多的趋势，传统的电影、电视、音乐、旅游、主题游乐园等娱乐业加快发展，同时，新兴的网络化娱乐业迅速崛起。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已掀起了人类闲暇方式的革命。“网络时空，使我们的闲暇方式突破了现实时空的限制，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的闲暇方式的自由选择。”鲍宗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