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角下的中非合作
中国一贯支持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的立场。一方面，中国强调在安理会改革时，一定要照顾到地区代表性，特别是强化非洲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另一方面，中国始终没有干涉非洲内部围绕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席位分歧，不就支持哪个/些非洲国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表意见。
地区视角下的中非合作
如果说全球层面的中非团结相对容易实现，那么在地区层次上，当非洲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合作时，由于其相对明显的阵营划分，其团结便可能更难以实现。尽管如此，中国仍努力推动非洲地区的团结，并进而促成中非团结。
自独立以来，非洲的内部团结长期存在问题。在多数非洲国家赢得独立之后，关于联邦主义的讨论逐渐兴起，其代表是加纳国父恩克努玛倡导的以“非洲必须团结”为口号的泛非主义。但其首轮尝试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事实上失败，泛非主义在1961年出现了事实上的分裂，即后来的蒙罗维亚集团与卡萨布兰卡集团之间的对立。
进入21世纪，非洲团结的激进派与温和派斗争再次兴起。导致这一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宏大的泛非主义计划，一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宏大却不现实的“非洲合众国”计划，二是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推动的非洲安全、稳定和发展合作大会，三是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提出的“新非洲倡议”即后来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最终，在以卡扎菲为代表的“新卡萨布兰卡集团”和由奥巴桑乔和姆贝基代表的不那么明显的“新蒙罗维亚集团”之间进行了大交易，铺平了创建非洲联盟的道路。
在2007年的非盟峰会上，非盟决定启动有关“非洲合众国”的“大讨论”，激进派与渐进派的矛盾再次凸显。随着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2011年西亚北非国家政治转型的启动，非洲统一的进程再次陷入停滞，有关联邦主义与非洲地区一体化的尝试又一次跌入低谷。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非洲的内部团结并非易事，但在对华关系时却体现出了一种合作。这是非洲自身有意识的努力，特别是在前四届中非合作论坛中，诸多非洲国家都呼吁非洲以“单一声音”面对中国。2012年，非盟正式加入中非合作论坛。
双边视角下的中非合作
就双边层次看，中非合作的最大问题在于，尽管很多非洲国家都从中非合作中获益良多，但对他们而言，真正重要的关系仍是与西方特别是其前殖民宗主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的合作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与西方特别是其前殖民宗主国讨价还价的工具。
尽管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5年来对促进中非合作有重大贡献，但在如何平衡集体性决策与双边性落实的关系上仍很微妙。一方面，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合作的集体性平台，每届论坛的成果均是集体性的。另一方面，中非合作论坛相关政策举措的具体落实仍是双边性的。由此而来的便是论坛集体决策后的双边性的蛋糕划分问题。这也是中国始终将中非关系，无论是整体的还是国别的，都称作“双边关系”的重要原因。
更为深层次的，随着中非利益共同体的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深化，中非之间迫切需要建设“责任共同体”。即中国与非洲，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双边国家性的，应该相互负责，共同推动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但当前的现状有两大特点：一是中国单方面对非洲做出承诺或单方面设定自身对非洲的责任，而非洲方面缺乏相应努力;二是中国对非洲的有限的责任要求都是积极责任，即如何配合中国自我设定的责任的兑现，但非洲方面对中国提出的责任要求往往更多是顺应西方或其殖民宗主国的思维而来的。
在这里，责任共同体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一方面，短期性的利益共同体和长期性的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既注重短期效应、也注重长期效应的责任共同体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无论是利益共同体还是命运共同体，都必然蕴含着共同体内部各方的相互责任和积极责任，而非单向责任和消极责任。因此，未来双方需要从相互责任和积极责任角度，打造中非关系升级版，为中非关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