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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敌人往往是想象出来的，世上再也没有多少人比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更有深切体会了，这位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的美国国防部长，亲身制定了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国防和战略政策，他所指挥运筹的这场战争,长期被人们称作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为期近十年的越南战争，最后是以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体面”撤出越南而告终结了，麦克纳马拉在战争尚在进行、国防部长任尚未期满之际，即已辞去显职而另谋他就。作为事件的在场者、当事人，作为一个亲眼目睹战争一步步陷入了泥潭的政策导演者，他在当时的煎熬心情，大概只有自己才清楚，而他在事隔近三十年后对往事的重述、反思，大概才道出了他真切的心声。三十年后的麦克纳马拉一再说越南战争错了，如朝鲜战争一样是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发动的错误的战争。他在三十年后对越南战争所作出的追思、评价，因此可能是他一生经验和智慧的总结。请注意，那是曾经有过辉煌、有过高峰体验的人在经历深深的人生失败后吐出的肺腑之音。
朝花夕拾时的麦克纳马拉对越南战争充满了感慨，他的感慨不是战争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取得胜利，而是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然而，战争发生的事实业已存在，是永远也没有办法从历史进程中抹掉，麦克纳马拉的痛苦总结因此要与战争的事理有缘。三十年后的他对当时物事细致爬梳，认为战争的失败主要在于两点：其一，当时的美国政治家们误解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世界形势，对亚洲局势发展也没有很好把握，苏联要谋求世界霸权，中国要搞地区霸权，中苏乃为一体的见识，其实统统是歇斯底里的胡猜乱测；其二，当时的美国决策者过于迷信武力，以为靠轰炸、地面军事行动乃至全面战争可以实现现实政治目标，这种对于武力的盲从和滥用其实根本无助于解决问题。
麦克纳马拉的意思显然是“敌人”乃美国自身所制造。越南战争的错误因此不是选错了“敌人”而是生产了“敌人”。“敌人”是如何生产的呢？话题似乎要从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说起。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向美国公众解释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时，引证了“一倒都倒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印度支那的陷落将导致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陷落；那时印度将为共产主义所包围，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日本和台湾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印度支那落入共产主义者的手中在艾森豪威尔的眼中是不可想象的，那就意味着亚洲绝大部分、整个澳洲、乃至西太平洋——即世界的大部都为共产主义所掌控。艾森豪威尔的恐惧无外是共产主义，而对印度支那局势的悲观性看法，则无非是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了现实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考量。美国的越南政策和越南战争，因是不能不放到冷战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北越成为美国的“敌人”乃是因为共产主义是美国的“敌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其实至少应该溯至杜鲁门，这位美国前总统在1947年3月的国会演讲即“杜鲁门主义”奠定了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调。自此之后“自由世界”与“极权世界”的划分，共产主义正式成为了美国的“敌人”。消灭和控制共产主义的蔓延因此成为杜鲁门——以及后来的几任美国总统的最高律令，杜鲁门们的政治选择是建立“自由世界”的联盟，压缩“极权世界”的战略活动空间，同时竭尽全力扩张军力，谋求以实力压垮共产主义。
如果当时的最高决策者不是林登·B.约翰逊，而换成了约翰·F.肯尼迪——假如他没有被刺杀的话，“敌人”想象的歇斯底里是否可能缓解、越南战争的悲剧就可以避免呢？依照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良好表现，麦克纳马拉对此表示了些许乐观：“我认为，如果约翰·F.肯尼迪不死，他极有可能会把我们拖出越南的深渊。他将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南越人是无力保卫自己的，西贡当局在政治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而试图以大规模增派美军作战部队来弥补南越军力不足的举动，那是一个极不明智的行动……约翰·F.肯尼迪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撤离将会造成‘多米诺’式倒塌的连锁反应，然而，他仍然会相信，在付出了鲜血的惨重代价后，坚守在那里最终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5〕不过，他的悲观又是极度审慎、不确定的，故人已经去了，他的心思是无法清楚捉摸的，尚" 未遇刺时的肯尼迪似乎也没有深刻认识到越南问题的复杂性。在麦克纳马拉眼里，肯尼迪的越南政策同样充满着含混晦涩：“贯穿整个约翰·F.肯尼迪执政的时期里，我们遵循着两个基本前提来进行工作，而事实最终也证明，这两点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台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将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威胁。另外一个前提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而美国则应该将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训练和后勤供应上。依据后者，在一九六三年，我们实际上已开始部署分阶段地撤离美军。这一行动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将极有可能导致越南甚至整个亚洲的丧失。”〔6〕肯尼迪如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其后的约翰逊相仿佛，都经历着“敌人”臆想的痛苦折磨，不同的是他看来并不完全崇拜武力，对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证明。这当然蕴含了他可能要以有别于约翰逊的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的玄机，然而这一点也只有上天才能知道了。
（二）
对政治家和民众的思维取向不管是如何假设或者不假设，最后的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越南战争。三十年后的麦克纳马拉感怀幽叹，终于意识到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几乎是无中生有，都来自于被“夸大了的恐惧”。
麦克纳马拉的一声叹息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当时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分明是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而真实情况其实要乐观得多。且不说苏联的整体力量一直处于美国下风，苏联与中国的联盟并非如美国所看到的那样是铁板一块，仅就当时亚洲的局势而论，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影响也与美国的观察大有出入。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乐此不疲地坚持在世界上散布“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输出威胁了“自由世界”的安全：“我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仍然把中国视为对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严重威胁。”〔7〕后来的麦克纳马拉无疑对此是感到无比奇怪的，越南战争前后的东南亚和南亚，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变故、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分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事态以及中国自身的“文化大革命”，已明显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输出遭受了严重挫折，东南亚和南亚受中国和苏联控制、越南“陷落”将使东南亚产生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可能性，其时业已微乎其微。然而这些明晰确定的事实竟然不为美国政府所意识，“现在回过头看，一九五六年秋亚洲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已大大改变了区域力量平衡，已严重影响了美国在越南的利益关系，然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8〕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分明已大大削弱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在叫嚷“中国威胁”论，而且这“反映了当时几乎所有美国政策制订者的观点”？麦克纳马拉把它归结为对亚洲事务“缺乏专门知识和历史知识”。我们不能说他的看法没有道理，不过更深层次的思考是不是应该为：为什么在缺乏对亚洲的了解的同时还不注意去观察分析当时东南亚和南亚所出现的明白可见的政治变动呢？歇斯底里的“敌人”的主观臆想压倒了客观事实，大概，现在的我们需要这样来理解。
此外，对北越的“敌人”想象也是没有看到越南内战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结果。约翰逊的美国对越南只有一种考虑：防止共产主义渗入越南，保持对越南的政治、军事干预和美国的影响力，而从来没有考虑过如果美国从越南抽身结果可能怎样。在约翰逊政府的设想中，无论北越统一越南，还是越南南北实现中立，它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前一种状态中，那就意味着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而后一种状态，麦克纳马拉说：“无论是那时还是以后的任何时间里，我们都从未认真探讨过，一个中立的越南——倘若这能取得成功的话——究竟可以在地缘政治上给美国带来何种影响。形成这一做法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南越绝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中立，它将会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而其结果则只能是，导致了艾森豪威尔展望的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9〕事过境迁才知道，美国对越南的考虑无庸置疑是过于悲观了，莫说在南越实现中立——越南南北分治并非没有可能性（法国其时正竭力促进于此），就是越南实现统一，结局也不会如美国所设想，毕竟，对胡志明和他的同志来说，对越南的追求更多是基于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而美国又怎么不能和一个以国家利益为圭臬的民族主义政府建立起合作关系呢！
应该说在举世昏昏中，头脑清醒者还是有的。1964年1月，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应谋求建立一个中立的东南亚——既不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也不受中国人的控制，这可通过某种形式的停战或其他的方法来实现。但约翰逊、麦克纳马拉、腊斯克等都否决了这一建议，认为这将导致南越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麦克纳马拉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作出了两点反思，认为：其一，当时对越南政策的一个选项——中立化或撤离——分析和讨论得极为肤浅有限。其二，对中立和撤离的不加思索的反对，是因为当时对恐惧作了夸大，政府的态度已明显倾斜到直接运用美军作战部队解决上，“因为我们的担忧正在不断增加——事后来看，极为明显，这是一种夸大了的恐惧——担心如果我们不依此行事，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10〕也基于此，约翰逊政府基本没有作过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打算，他和他的谋士们把答案放在了轰炸机和重磅炸弹上。在战争进程中，当军事行动无法取得预期效果时，约翰逊也曾尝试政治解决，但武力思维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对枪炮的运用是如此之不能弃舍，约翰逊政府在有限战争阶段采取过的救人的三次外交活动——1966年春的朗宁使团和两次有代号的外交活动——1966年下半年的代号为“金盏花”、1997年初的代号为“向日葵”，最终都还是一次次丧失了赢得和平的时机。三次外交行动也许最终还是不会赢得和平，然而正如麦克纳马拉三十年后所反思的那样，如果约翰逊政府放弃对武力的迷信，真心实意于政治解决，另外的可能性却并不是不存在，可惜的是，每一次外交斡旋都被美国军队的轰炸机和炸弹破坏了。在第一次外交活动中，北越总理范文同委托加拿大退休外交官朗宁告诉美国，如果美国停止战争行动，北越愿意与美国进行和谈，但是美国“没有让朗宁进一步探寻范文同的真意”，也没有停止轰炸，第一次外交斡旋因此不果而终。其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则重复了第一次的模式，约翰逊政府屡屡让炸弹代言，使和谈无法取得成功。麦克纳马拉惋惜地写道：“我们在谋求结束战争时，没有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11〕
（三）
在越南战争结束三十余年和冷战结束十余年之际捧读麦克纳马拉的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麦克纳马拉的战争经历和他的感慨，都使人情不自禁想到西方国际政治学所说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破坏性。四分五裂、各为其利的国际社会现状当然容易产生罗尔斯所讲的“无知之幕”，对彼此状况和意图的无法精确预知难免就会生发出对彼此的许多猜测，而当这种不确定感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往往就要承受苏格拉底所说的“无知之罚”——因敌人臆想而带来的国家间关系恶化乃至爆发战争。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与约翰逊的战争政策，因此似乎也情有可原，毕竟政治恐惧性的生长乃是出于人类的政治现状和人类的本性。
然而反思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那我们又辜负了麦克纳马拉，这位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的愿望是人类应当超越政治恐惧和敌人想象。无政府状态下的敌人臆想乃至因此而发的战争自然是一种悲观主义，它对世界始终会是一个危险，会使人类丧失理性和常识，我们现在更需要的不是论证悲观主义的合理性，而是如何避免由此产生的悲剧性结局。
悲观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它的前提和假设是人性本恶，也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所说的“视他人为地狱”。这种“视他人为地狱”的心态及哲学乃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假定，在此假定下，国家是自私的，是倾向于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相互冲突和权力政治因此是国家交往的常态，而保持、发展和运用以武力为主的力量则是国家的正常行为。仔细想想，对国际关系的悲观主义假设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因为悲观主义的思维路径容易使政治决策者习惯于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假如一国在对它的外交与国际政治筹划中，恰如其分地认识与把握了潜在的冲突，那么，国家不就可以对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提早防止、进而对冲突化惊险于无形吗？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依据悲观主义思维路径所设想出来的冲突与紧张根本不存在或根本不值得重视，而该国却依然以自己的判断作为决策依据并因此悲观性实施相应行动，那么，将可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呢？越南战争的发生及其失败是一个完好答案。单纯的悲观主义比单纯的乐观主义有其优越之处，然而，它也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灾难——假如它对冲突发生误判的话。我们为什么仅仅从悲观的结果来思考问题而不去尝试也从乐观的结果来思考问题呢？越南战争结束二十年余后的麦克纳马拉反省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对于中立化的选择甚至没有进行过起码的探索，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如果当时有一位像戴高乐一样的社会活动家来倡议此事，那么，他至少会使我对此事认真地看两眼。”〔13〕任何事物在一定时空内都不会只有一种可能，假如我们能设想并尝试多种可能性，也许，事物的后来发展会大出我们事先所想象的。
悲观主义必须寻找出另外一条出路，否则在一个核武流行的时代人类将终有一日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从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存在冲突这样一个正常的设想出发，所要达成的结果，并不是要加剧冲突和对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冲突与冲突陈陈相因，只会仇冤越结越深，以致对抗双方皆陷入更深的恐怖之中，也就是说根本不再可能有安全感。国家间的信任可能是困难的，任一国家都会为利益与权力发生争执，其实正常的反应是，应该在认识冲突的可能性中想方设法防止冲突，并在对相互利益的了解与尊重中通过谈判、妥协达成谅解和合作。对国家自私的假设如果导向了后一种思维路径，那么，国家间减少冲突、赢得合作，还是大有可能的，而如果导向了前一种思维路径，那么，已有的冲突将可能进一步恶化，更多剧烈的冲突还可能不断涌现，此即国际关系中人们常说的“囚徒困境”。
因此，要超越敌人想象和悲观主义我们至少应该做到：
什么国家都可能患上政治歇斯底里症，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例外。因为害怕共产主义的渗透，美国人曾在国内充分感受到了政治恐怖，当年胡佛建立的公民忠诚档案、麦卡锡主义的泛滥，都使美国在国内外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事后看看可知，莫须有就是莫须有，国家对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处处杯弓蛇影。麦克纳马拉则是通过无果而终的越南战争明白了这一点。战争中无数无辜生命的死伤换取的是带血的启示，如果这样的启示能够改变未来人类对彼此间关系的认识，那未尝又不是一种功德。
只要把一个国家想象成敌人，那么真正的敌人就一定马上就会产生，这是臆想敌人最厉害凶险的地方。我们应该意识到，许多预言都是自我证实的，因此防止预言自我证实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去随便生产预言。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11月14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最后一次发表了他对越南问题的评论。他富于修辞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将放弃南越吗？”然后，他自问自答地说：“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以我之见，美国的军队并不一定非要留在那里。”〔15〕同是这个肯尼迪，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当他的将军们都磨刀霍霍准备不惜运用核武与苏联和古巴大战的时候，他所作出的选择却是想方设法从赫鲁晓夫和苏联的角度来衡量事态。对对手的准确理解和体谅终于彼此都找到了事件收场的台阶，一场核战因此得以幸免。假如此时的肯尼迪也如他的将军们一样马上把苏联的行为当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决定性颠覆，其后的事态进展将是如何将不难猜测。然而肯尼迪始终头脑清醒，一方的错估、误解以及逐步升级势必将引起对方作出再反应，当这样的因果循环到达顶点时自然就意味着战争的不可避免。而事实上对肯尼迪的美国和赫鲁晓夫的苏联来说，谁都不要战争，谁都不想进行战争，谁也赢不了战争。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肯尼迪无疑是理性的仁慈的，可惜，随后智者就长逝矣，这个世界便因此没有了解决越南问题的另一种可能性。
二、任何情况下国家之间都要坚持接触谈判，在相互妥协协商中解决彼此间的冲突或弱化冲突。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敌意加深往往来源于不接触、不交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加剧几出同理。麦克纳马拉反省美国敌人臆想的步步升级、越南战争的最后爆发，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当时的约翰逊政府根本没有作通过接触、谈判来解决越南问题的打算，或者说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切实际。其实约翰逊的思维又并不仅限于约翰逊，认真追究起来此乃冷战时代美国冷战政策制定者们的通识，而且冷战的最初形成也正导源于美国与苏联的拒绝接触谈判。美国旧金山《保垒》杂志副编辑戴维·霍罗威茨曾经在1965年写过《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披露杜鲁门总统以及他的后任者们如何迷信于“让实力说话”，而对耐心细致的谈判妥协毫无兴致。二" 战之后“轴心国”被制服后的乱局甫定的世界，马上面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如何与“共产主义”的苏联相处，杜鲁门的回答是，上任刚刚十一天即对来访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顿不客气地训斥，指责苏联有意破坏了雅尔塔协定。并且自日本投降以来，美国一直在不停顿地进行军事扩张，如增加军费、生产原子弹、在海外建立空军基地，还有后来杜鲁门干脆于1947年3月在国会发表演说，认为美苏乃属两极无法和解的冤家。当商务部长亨利·A.华莱士在1946年7月一份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的这些行动不能取信于俄国时，杜鲁门的反应是立即要他辞职。而在同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当华莱士指出，“过去数月发生的事件已把苏联人推回到1939年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中去，使他们重新抱有那种错误的信念，认为整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不变地、一致地怀有敌意的”，并提出要与苏联人用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时，杜鲁门同样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理睬华莱士的这封信”。〔16〕杜鲁门的考虑再也简单不过，美国的实力举世无比，只要美国坚定不移地展示和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那么，苏联在与美国的“竞赛”中肯定将会实力不支而甘拜下风举手投降。悲观主义所导出的实力崇拜使杜鲁门无法相信通过和谈能使美苏和平相处，以致自美国1945年11月单方面中断三大国会议后美苏国家领导人之间十年没有举行会晤，虽然其间邱吉尔几次倡议美苏举行最高会谈，苏联方面也屡屡向美国表达出这样的意愿，然而杜鲁门和另一个有名的“冷战斗士”杜勒斯却始终不为所动。它后来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则是世人皆知，美苏不仅由原先时的盟国变成敌国，而且双方都投入了全力展开你死我活的军备竞赛和海外地缘争夺之中，最后的局面是两国所储存起来的核武器足够毁灭地球上百次，人类多次处于了核战争边缘的惊险而差一点“灰飞烟灭”。及至六十年代肯尼迪开始觉察到这乃是一个悖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是最有被战火化为废墟危险的两个国家”〔17〕时，他才因此呼吁人们把和平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课题”，而且认为这种和平不是依靠实力强加于人的和平，也不是由于苏联这一对手改变了信仰或放弃了它原来的立场而导致的和平。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接触，“铁幕”一旦存在和人为地建立起来，接触、交流和谈判的渠道一旦被堵死，那么，隔阂和分歧将因为彼此间的猜疑而越来越深，相互间发生敌对的可能性及其程度也将越来越高。1966年底，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制定一个十四点计划，邀请北越“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18〕，然而约翰逊总统对此丝毫不抱希望，腊斯克的计划最终自然没有很好贯彻执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也便逐步升级，越陷越深。深历战争的麦克纳马拉则从战争中体验到了武力之外因素的重要性，辞职后的他向美国公众和整个世界发出了另外的声音：“我强烈地呼吁，我们的行动应该基于这样的原则：多方协商决定，共同承担责任——这是从越南得到的又一个教训。”〔19〕
三、要想方设法在国际民主的前提下建设愿意共同遵守的国际制度。敌人想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于具体国家的思维方式上的偏执，一方面也在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囚徒困境”，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状况。有鉴于此，国家之间必须敞开对话、交流的大门，在冲突、谈判、妥协中建立起共同认可的用以规范彼此行为的国际制度，以有效达成更多合作，化解因政治封闭所造成的无谓紧张。当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人类社会一点点提高了全球治理的有序度的时候，国家之间将会有“法”可循而减少不少猜疑。越南战争后的麦克纳马拉对这样的道理感念至深，所以，他后来切切痛恶于核武甚至一般性的武力，而完全转向了制度主义式的国际政治诉求。进入古稀之年的麦克纳马拉是这样理解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的：“总之，我们应致力于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关系应建立在法律准则之上，国家安全将由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来保障，防止冲突、解决冲突和维护和平的任务必将由一个多边组织来承担，即一个重组的、强大的联合国，辅以一些新的、扩大的地区性组织。这就是我关于冷战后世界的观点。”〔21〕
老年的麦克纳马拉对对话、谈判、协商以及国际制度的呼吁，大概可以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经验主义思想上的政治智慧。我们今天的世界尤其需要这样的政治智慧，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人类间交往的增多，在便利了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可能更容易凸显和加剧差异和冲突，致力于化解差异减少冲突的国际性制度因此更不可或缺。实际上冷战初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也曾在口头上深明此理：“我们忠实地力图支持联合国，效忠于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世界，力图建立一个用行动而不是用空谈来争取和平的切实可行的制度。”〔22〕——虽然史氏出此语时言不由衷，不过，在国际民主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建立起超越国家的国际性制度，提高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组织化程度，无疑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大方向，虽然我们同时又要防止一些强势国家，会趁机以此建立起只对自己有利的制度性霸权。
注释：
〔14〕〔16〕〔17〕《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第30
4、40～
4
1、3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