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区自治的法律基础及其完善
一、社区自治法律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社区自治的全称是社区居民自治，其来源于早期的居民自治形式——居民委员会。1950年，xx市成立我国第一个城市居民委员会。
之后，武汉、成都市也相继成立了居民委员会。1951年，上海市将20xx多具有自治性质的联防服务队改为居民委员会，并明确居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
1953年，彭真向中央提交《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建立城市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性组织的必要性。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性质，即群众性的居民组织。
1954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对推进我国居民自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到1958年，基本上每个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
但是，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荡然无存，许多居民委员会被改名为“革命居民委员会”，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违背了居民自治的原则。这一状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得到纠正。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公布了1954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82年《宪法》正式在国家根本大法的层面上确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从此我国社区居民自治的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社区居民自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
二、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重要性社区自治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在强调社区自治的同时，不能忽视社区法治。社区“依法自治”的概念已经为我国政府所采纳，并被写入民政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示范活动指导纲要》（20xx年7月27日）的附件《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基本标准》之中。
社区自治与社区法治的关系是：社区自治与社区法治同时并存，社区自治必须建立在社区法治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社区法治才能最终达到社区（依法）自治的目标。社区自治作为基层民主的表现形式，同样适用于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社区法治是实现社区自治的手段和保障。
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社区自治的目标，则社区自治仅限于空洞的口号；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社区自治的具体内容，则社区自治必然缺乏必要的手段和资源。本文重点研究我国社区自治的法律基础，并对现行社区法律中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
必须指出的是，社区自治的法律基础并不是社区法治的全部内涵，而仅仅是社区法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区法治的起点。社区自治的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为基础和保障，虽然其最初的诞生是自发性的，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持，这一自治组织将缺少立法的保护，其组织形式、组织结构、运作程序、工作经费等都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从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依法保障自治权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依法保障社区自治权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方面。
三、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现状本文按照法律效力等级，逐一研究我国现行有效的关于居民自治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从效力等级上看，包含居民自治内容的法律依次为：《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订）、国务院的有关行政法规（条例）、全国性的其它规范性文件、地区性的规范性文件，共五个等级。
1.《宪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颁布四部宪法，分别是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宪法》。在前三部《宪法》中没有规定居民委员会及居民自治的内容。
居民自治在当时没有被列入国家根本大法之中。为了适应新时期发展基层群众自治的需要，1982年《宪法》第111条规定了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和作用。
也就是说，居民自治已经获得《宪法》的认可，社区居民自治具有《宪法》的法律保障。2.《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一性质决定了《宪法》的条文比较原则，即法理上所谓的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和概括性。
《宪法》不可能详细规定居民委员会的具体运作内容，这就需要另行制订法律法规来规范居民自治。同时，根据《宪法》第111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关系由“法律”另行规定。
笔者认为，这里的“法律”，应该是狭义上的法律概念，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的法律。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自1990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取代了1954年《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条例》。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确定居民委员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性质，并提出“三自”，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该法第6条至15条是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设立和组织结构。
第16条、17条是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费用来源及办公用房来源。第19条规定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组织与所在地居民委员会的关系。
第20条规定政府有关部门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3.国务院的有关行政法规根据《居民委员 会民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可以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
1989年国务院发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国务院第37号令），该《条例》第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由此可见，人民调解委员会也是群众性组织，是基层居民行使自治权自我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方式。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该条例早于1954年《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条例》，所以没有规定居民委员会可以设治安保卫委员会。然而在实践中，居民委员会普遍设有治安保卫委员会，同时1982年《宪法》第111条第二款、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3条均规定居民委员会设立治安保卫委员会。
在新的行政法规出台前，1952年《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仍然适用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安保卫工作。4.全国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20xx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xx〕第23号文件）。
该《通知》的核心内容是：《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民政部意见》）已经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同意，要求各地区、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从《通知》的内容上看，贯彻执行《民政部意见》是各地区、部门的义务，而义务是规范性文件的本质特征，所以，从法律性质上分析，《通知》所转发《民政部意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意见，而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指导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
《民政部意见》对“社区”、“社区建设”下了定义，指出了社区建设的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居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一词频繁出现于《民政部意见》之中。
值得强调的是，《民政部意见》对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做出了新规定，以“社区居民委员会”取代了传统的“居民委员会”。5.地方性的规范性文件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在我国社区居民自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2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该法制定实施方法。据统计，全国有25个省市制定了适用于本省市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办法。
这些实施办法一方面重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内容，另一方面在某些环节制订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地方性规范性文件还包括各省市颁布的一些“意见”，例如，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苏办发〔20xx〕15号文件），继而，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宁委办发〔20xx〕20号文件）。
这些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在《民政部意见》的基础上，针对本地方制订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四、社区自治法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社区自治的法律已经构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整的框架，对我国社区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从狭义的法律层面上看，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条文仅有23条，条文偏少，内容比较简单、笼统，虽然确定了居民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框架结构，但是缺乏具体的规定，不易操作和实施。
第二，在行政法规的层面上，1952年《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的某些条文已经非常陈旧，应当做出适当修改。例如，根据《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第6条，治安保卫委员会的职权主要针对“反革命分子”，但是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反革命罪”已经在1997年被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1997年《刑法》第102条至113条），所谓“反革命分子”这一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法律概念，《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应该根据1997年《刑法》做出相应修改。
第三，对于全国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问题主要集中在《民政部意见》上。《民政部意见》实际上修改了1989年《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法》。
从法律修改的角度分析，民政部（甚至国务院）无权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的法律，严格地说，民政部对“居民委员会”名称的“修改”行为是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更进一步说，由于《宪法》第111条采用的名称也是“居民委员会”，民政部将其修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为，是不符合《宪法》的行为。
当然必须承认，社区自治是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宪法》制订的时期（1982年）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制订的时期（1989年），中国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现在的程度，社区的概念和地位还没有引起立法者的重视，所以《宪法》没有出现社区一词，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仅仅在第4条出现了“社区”一词，即“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这也说明《宪法》有关条款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当做出相应的修改。
然而，众所周知，修改法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修改《宪法》更是难上加难，而社区建设不可能坐等法律修改之后才能进行，所以《民政部意见》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其中涉及的一些内容虽然与现行法律相冲突，但是是可以理解的。从短期来看，《民政部意见》是合理的，但是民政部规定不能长期与现行法律相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最佳途径是将《民政部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上升为法律。
第四，地方性规范性文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规定，调整后的社区规模一般在1000户到3000户。
这一标准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6条规定的100户到700户大相径庭。从表面上看，江苏省的文件违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但是却符合现实社区规模的基本状况，这进一步反映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一些规定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应当修改。
此外，江苏省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还规定，要建立“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社区群众性民主决策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任期与居民委员会的任期相同，也是3年。
“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新的提法，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出现，《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9条、第10条只规定了“居民会议”，该“居民会议”既可能是“全体18周岁以上的居民”参加，也可以是“每户派代表”参加，还可以是“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参加。由此可见，《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居民会议”并不等同于“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前者既包括居民代表大会，也包括全体居民会议，而后者仅仅是居民代表大会。
所以，江苏省《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不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市《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也采取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提法（宁委办发〔20xx〕20号文件，第三节第1条第
（2）款），可以说，如果按照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意见》，“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将取代《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居民大会”。可见，《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在事实上被民政部、各省市的规范性文件“修改”了，尽管这些“修改”本身违反法律程序。
上述社区自治法律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法律的滞后性所带来的问题。社区自治的法律已经落后于社区自治的发展，如果不及时修改，必将阻碍社区自治的进一步发展。
五、完善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建议笔者认为，完善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关键在于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一方面的原因是，《宪法》第111条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规定非常原则，即使修改，也不可能有详细的可操作性的规定，而且《宪法》的修改程序漫长，牵涉面广，短期之内，不易完成。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各部门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各地方的规范性文件，虽然修改或者制订起来相对容易，但是其法律位阶相对较低，严格地说，不能与高位阶的法律相抵触。如果不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而仅仅依赖于修改或者制订一些《条例》、《意见》或者《通知》，将使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长期处于“违法”的状态。
所以，当务之急是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已经落伍的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具体建议如下：第一，以“社区居民委员会”取代“居民委员会”，这是社区自治组织形式在名称上的变更，应该通过名称的修改来反映社区建设的潮流，同时促进社区概念在我国城市基层民主建设中的普及。
第二，确定划分社区区域的标准，同时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6条中的100户至700户的标准，按照当今城市发展的规模，制订较为合理的标准。可以授权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情况适当调整。
第三，确立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法人地位。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虽然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没有进一步规定其法人地位，这使得其在行使各项民事权利时缺少民法的保护。
根据《民法通则》第三章的规定，法人包括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联营法人。社区居民委员会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这使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民事法律地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否能够享有民法上的物权、债权的保护？更进一步说，社区居民委员会能否与其它民事主体签订有效的民事合同？居民委员会能够成为民事诉讼的主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9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第40条规定，所谓“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这似乎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但是第40条规定了9类“其他组织”，从中找不到社区居民委员会，唯一可能套上的是第9类，即“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社区居民委员会不确定的民事法律地位，必须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其法人地位。鉴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属于公法性质，所以从法理上分析，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人，应当归类于“公法人”，而非“私法人”。
第四，赋予外国国籍人士社区“居民”地位。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规定“居民”的范围。
笔者认为，“居民”不同于“公民”，我国公民必须具有中国国籍，而“居民”则没有必要一定具有中国国籍。换言之，合法居住在我国某一社区内的外国人士，也属于该社区的“居民”，具有参见居民会议或者社区代表大会的权力，对社区事务有投票权。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规定，年满18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条没有提到“国籍”，这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一个漏洞。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交往日益深入，外国人在中国合法居住的情况将日益普遍，我国社区法律应当考虑到这些人的社区利益和权利，不应当将他们拒之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门外。
第五，增加《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款的数量，制订更多可操作性的条款，尤其重要的是，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的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明确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独立性，从法律上排除前者对后者进行控制或者干预的可能性。同时，对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费用和用房，制订详细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
例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7条第二款仅就居民委员会的“办公用房”做出规定，而没有考虑到社区建设中的其他用房问题，为此，笔者建议将该款修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及其他用房，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解决。”总而言之，通过对我国社区自治法律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区自治法律的基本框架；第二，现行社区自治法律存在许多问题，核心问题是法律滞后于社区自治的发展和要求；第三，完善社区自治法律的关键是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六、建邺区在完善社区法律基础中的角色笔者认为，我国社区法律基础的完善虽然关键在于修改全国层面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但是这并不等于其仅仅与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关。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正确的途径应当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
基层的意见和建议应当是修改社区自治法律的基础，这样才能符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针对我国社区自治的法律和问题，结合建邺区社区法治建设的实践，笔者认为，建邺区在完善我国社区法律基础中可以而且应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首先，建邺区的社区建设工作必须遵守国家、江苏省、南京市的社区自治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这是建邺区依法治区的基本要求。其次，建邺区可以根据本区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订适用于本区的社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
第三，应当总结建邺区在依法建设社区中取得的经验和发现的问题，尤其是法律问题，向有关领导和部门提出这些问题，并且提出合理的建议，供中央、江苏省和南京市在制订社区法律及规范时参考，这方面，建邺区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我国社区自治法律的完善做出贡献。第四，在拟订建邺区社区法治规范性文件时，应当处理好合法与创新的关系。
一方面，建邺区的社区规范性文件必须注意与国家法律法规、省市规范性文件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基本符合国家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可以适当超前，大胆创新，不必因循守旧。争取开创具有建邺区特色的社区法治建设的新局面，为我国整个社区自治的法律基础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