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下所谓“崛起”的问题，对此我一直是有所怀疑的。我认为我们不宜过多宣传这个东西。前两年谈了一阵“中国和平崛起”，我们本想给世界上各大国传递的信息是“和平”，而人家都把它理解为中国要“崛起”。2004年博鳌论坛上，美国代表当场给我们下不来台。人家对我们是有很深的戒心的。
关于电视片《大国崛起》，我接触的年轻人对这个片子有很多好评，我想这说明了一个问题，至少它在广大群众中间，用电视的形式，补充了过去向年轻人传授的多少有些片面的世界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有功劳的，而且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普及工作。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学者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对历史没有什么研究，但我认为，既然是学者，就要承担一个社会责任，就是说怎么样去传授正确的历史观，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鉴往知来，进一步深入地考虑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
我们是不是对国家当前发展的状态有正确的认识?这是值得考虑的。我感觉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政界，都有一种情绪，对我们十几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沾沾自喜。应该说改革开放20年来持续9%的增长速度，确实是一个经济奇迹，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史上都不曾有过的。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心理准备，就是说好事不可能永远摊在你头上，历史是波浪形前进的，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是这样。我们应该冷静地意识到我们当前所处的位置，我们走到了什么程度，把困难想的多一些，把已经取得的成绩看作是过去的事情，这是一个崛起中的民族应该有的心态，不要有点成绩就觉得了不得，天下第一了。
国际上对中国有两种心态，一种是怕你崛起，中国威胁论;一种是在无原则地夸奖你。我觉得不妨少谈“崛起”，多想想我们当前还面临着什么问题，这才是作为一个学者，作为政府应该有的健康心态。
我感觉一些学者的言论中，有过分乐观的情绪，好像我们的国家已经崛起了，已经是强者了，也有人因此认为，有条件“全方位”开放，有条件搞政治的彻底民主化。这是不是足够冷静?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GDP已经是世界第四，前面有美国，日本、德国。总量是很了不起的。高速增长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我们有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二是在开放中大量地吸收了外过投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高度地依赖世界市场，对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是不正常的经济结构。据有关部门测算，我们平均9%的增长率中间有2.7%的增长来源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这在一个短时期中是允许的，但是如果长期这么走下去，我们就可能把一些重要行业的控制权让了出去，其结果，就是使自己的国力和国家竞争力大大打了折扣，这是一个大问题。
其次是产业结构和科技竞争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们中讨论似乎不太多，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的弱项。我们的经济规模很大，但实际上是大而不强。我们的制造装备2/3依靠进口，自己的装备工业拿不到市场，技术上不去，惨淡经营，而装备工业是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东西。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90%被外资控制，自己的高科技产业可以说谈不上什么国际竞争力。在科技方面，我讲个数字，全世界各国每年大概一万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其中美国占43%，日本占20%，中国是多少呢?1.7%，这样的一种研发投入巨大差距，就意味着我们在科技的竞争上处于绝对的下风。在世界专利授权总量中，中国大概只有1%。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大国的竞争首先就取决于你的科技竞争力。所以，我们不是强国，只能说是一个大国。即使你将来GDP总量超过了美国，如果还是这样的结构，也不能说你就是强国。
从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五百年，可以说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全球扩张的历史，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在全世界传播的历史。今天的所谓全球化，本质上是这一历史运动的延伸。在这种状态之下，国际间的交往中，尽管文明秩序在不断进步，但是丛林法则仍然在起着最本质、最终的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仅仅陶醉于经济总量的进步，而缺乏科技竞争力和国防实力的话，这样的“崛起”是缺乏根基的。尽管最近媒体上报道几种新式武器投入使用，但离形成有战斗力的体系还有一段距离。中国和发达国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上，总体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不是容易消除的。因为人家也在不断进步，进步速度越来越快。如果我们以为可以沿着20年来的发展轨迹继续这样走下去，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我认为，这是作为对国家负责任的学者，在对待国家崛起和社会进步中间应该重视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自己国家的发展和崛起。我们中华民族为摆脱列强压迫，争取自由进步的历史，应该追溯到一百年以前，包括我们新中国这58年。我们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解决时代面临的紧迫问题，搬掉阻碍国家振兴的障碍。我们不能把什么好事都算在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头上。当然，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对国家经济的起飞功不可没。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认为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在关于国家的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如何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上，有几个大的问题要加以慎重权衡：
一是关于经济自由和发挥政府作用这两者如何平衡;二是关于对外开放和坚持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自主性如何平衡;三是如何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兼顾整体利益的关系;四是给个人以更多的自由和权利的时候，怎样保证社会价值观的完整性，使社会保持凝聚力;五是在民主化建设的进程中，怎样能够保持国家管理的集中统一性、中央的权威性的关系。
表面看，这些问题似乎都是矛盾的两方。但是要有效地管理一个国家，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是不能回避的，而且不能够只强调一面，否定另一面。我个人当然希望我们国家的制度更多一些民主，个人有更多一些的自由。但怎样引导我们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绕过可能的险滩暗礁，使我们的体制更加完善，大多数人在享受到更多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有更为宽松的环境和舒畅的心情?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国家的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还要考虑如何从我们的具体国情出发，站在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的立场，处理好这几个大的关系，这恐怕是在“中国的崛起”问题上，应该重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