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是长期制约我国城乡均衡发展的瓶颈，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连同农民负担问题时常困扰地方政府。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之后，由于融资来源缺失，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状况更为普遍。虽然新农村建设目标提出了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国家随之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公共支出以及农民的各项补贴不断增多，但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形势依然严峻。在推行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新形势下，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显得越发重要。
二、城乡基础设施融资现状
1城市基础设施资金来源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主要由中央政府以及省级政府单位或部分国有企业担任，私营资本、国外资本及民间资本参与比例较小，政府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责任人。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城市公共品融资除了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主要还是借助发达的资本市场，政府债务为城市公共品供给提供了相当比例的发展资金。政府依靠相关的财产税、资源税等税收体系，并借助有偿使用所带来的收益，获得稳定的偿还来源。虽然我国并没有设立房产税等财产税税目，但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获得的债务资金达到了同样的政策效果。
2农村公共品融资现状
(1)农村公共品筹资方式
由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形成统一的融资机制，关于农村筹资方式多来自经验研究。在相同的政治体制下，农村的筹资方式相对集中在:
①以公共财政为基础。农村公共品的投资主要来自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国家财政对农村的公共支出主要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林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3项费用以及农业救济费等4个主要部分。
②集体与农民组织制度外筹资。通过农户集资的方式来筹集开展公益事业的资金是农村公共品融资的主要方式，回农业税取消后，国家要求基层增强财务运作监督中的参与程度，主推一事一议制度;农民组织因其良好的内部信任和资源动员能力在公共品融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转移支付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目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有3种形式:
①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的增长受到公式的限制，近年来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其相当于地方政府自有资金;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支付更多由中央政府决定，体现中央政府对地方资金分配的偏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后两项转移支付增速明显，2013年，我国地方财力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比例维持在40%左右。
三、城乡基础设施融资的约束条件
通过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可持续性分析，可知基础设施的融资主要受以下3项因素的影响。
1税收分权程度
财政收入向上集中，导致了地方预算内财力紧张，基础设施的财力约束增强。且所得税、增值税等税源易于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地方争夺税源的恶性竞争。这些均有可能对公共品的融资产生影响。对于城市部门来说，财政分权造成了财权上收，本应对基础设施建设产生负向影响，但是由于地方融资平台积累大量的地方债务，为项目融资创造了条件，使得地方政府愿意和有能力进行基本建设、房地产方而的投资，削弱甚至抵消了税收分权的影响。而对于农村部门来说，税费改革之前，我国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就已经长期不足，采取分税制度影响了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程度，但很难从本质上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机制。单纯地改革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因素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融资机制改革才是问题的关键。
2土地财政的债务融资效应
土地出让资金多数用于土地收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地开发与保护。2007年之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被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预算分开核算、专款专用。基于土地抵押担保，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更易获得债务融资。因此，土地出让而积越大、价格越高，地方财政的可支配收入越多，平台融资的可能性越大。2001年以来，我国土地财政对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出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持续的财政来源，融资平台债务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我国国有土地出让资金按内容和比例，用于农村耕地开发、土地整理、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支出、征地拆迁补偿，但是对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影响却十分有限，训一提的资金比例和支出效率可能影响了政策实施的效果。
3公共品资本化效应
资本化造成的周边资产溢价，使得人们更愿意为公共品付出一定经济成本，也利于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扩展公共品的融资来源。部门间公共品资本化均可通过土地的价格反应出来。例如，为城市居民提供地铁、学校、公园等公共品，引发周边房价上涨;为农村提供水利设施、耕作与良种补贴，提高了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城市公共品供给资本化效应增加了居民对付费型公共品的支出。
四、政策建议
基于城乡基础设施融资机制的内在机理，对比两部门的筹资特征，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基础设施筹资与建设存在着优化完善的空间。
1促成城乡一体化公共品供给市场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依靠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针对性供给维持了农村供给的现状。事实证明，单纯从农村部门内部寻找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办法难以奏效。将农村公共品供给置于城市公共品供给模式中，在城乡一体化视角下，可能寻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以往研究表明，城市公共品的溢出效应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有抑制作用，但也说明了如果能将农村部门公共品供给纳入到农民可及的城市范围(所在地县城)，处理好城乡公共品供给的匹配，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的尝试。
2释放农村土地资本活力
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解决公共品筹资的一事一议制度难以推广，集体筹资的渠道不通。加之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现状，农村公共品资本化效应自然缺失。城镇公共品的使用者付费机制的基础来自于土地增值效应。在农村地区，土地同样是农民潜在的最大资本。因此，只有释放出农村土地的资本活力，才能激活农村公共品资本化效应。
3妥善处理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问题
地方债务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方而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融资平台模式本质上是地方政府信用和市场化融资方式相结合的产物，但不可否认，其还款来源高度依赖于土地收入的现状。随着融资平台债务逐渐到期，其隐含的债务风险将对地方财政以及金融稳定带来一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