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政策越符合中国自身的激励机制及特殊的能源背景，越能有效发挥CCS在中国的积极作用。要在中国大规模发展CCS，国际气候制度必须考虑如何为其融资。
在中国发展CCS，除了面临成本过高和储存不确定的风险与障碍外，中国煤电结构也使得CCS的成本无法通过提高电价从而转嫁给终端用户，而且整个能源系统还将负担起由于能源损失增加的成本。CCS是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的必要手段。
煤炭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能源，煤炭燃烧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中国的能源消耗严重依赖煤炭。
虽然国家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仍难以改变。煤炭作为基础能源，对保障能源的供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煤炭燃烧释放的温室气体也给气候变化挑战带来了世界性的难题。
2008年，中国煤炭生产总量达27.2亿吨，电力生产的80%来自煤炭，全国CO2排放量达68亿吨，均居世界第一。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到2050年，CCS约可提供稳定气候所需要减排量的14%，而世界CCS减排量的20-25%将来自中国，这当中60%将依靠CCS在发电厂的应用。
目前，CCS在中国仍处于研究、开发和示范阶段。科技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CCS的研究课题。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国家863计划及973计划都把CCS作为研究和开发的重要内容。已有的示范项目包括探索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CCS技术路线的华能“绿色煤电”项目；探索煤制油(CTL)+CCS的技术路线的神华鄂尔多斯煤制油项目，以及探索燃烧后捕捉的技术路线的华能北京高碑店和上海石洞口碳捕获项目 等。
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展了广泛和深入的国际合作。如中英近零排放发电（NEZC）和中欧CCS合作项目（COACH）。
中国参加了美国主导的碳收集领导人论坛，并加入未来发电的计划。中日、中澳也在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
CCS对于中国能源战略的重要意义中国是一个“多煤少油少气”的国家。在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以上。
虽然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比重有所提高，但专家预测到2050年，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仍将占50%以上。据BP能源统计综合中国能源储量数据，中国约有1145亿吨煤炭储量，约占世界煤炭总储量的13.5%；而石油储量仅21亿吨，天然气储量仅665.4亿立方米，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1.3%和1.1%。
这种能源基础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在总体能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消耗的迅猛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也大量增长。
2008年，中国进口1.79亿吨原油，石油对外依存度达49.8%，进口金额达190亿美元，石油的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而煤制油（CTL）技术也随着2008年油价的攀升也一度受到了热捧。
专家预测，到2020年，煤制油技术预计可生产石油3500万吨，当前每年石油进口约为1亿吨，2020年石油进口将达到1.5亿吨，煤制油可替代进口石油的25%左右。虽然煤制油的前景仍受到石油价格、水资源、煤炭价格和技术风险及成本等因素的制约，但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与之同时，煤制油过程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相对集中的过程，在煤制油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必然要求，同时也为之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CTL+CCS因之也成为重要的发展技术路线。
2006年开始，国家提出“十一五”能源效率提高20%，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的目标，并采取强力措施推进“节能减排”战略，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电力、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节能目标的实现。其中之一就是发展清洁煤技术，提高发电效率并减少排放。
目前，IGCC技术的效率可达到40-43%，最高效率可达50%，虽然较超临界、超超临界技术成本要高，但如果把CCS的成本也考虑在内，IGCC将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而且IGCC在减少SOx、NOx等污染物上也具有较好的表现。
IGCC技术路线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从能源战略角度考虑仍占有重要地位。国家把技术创新作为能源发展的战略措施之一。
目前，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电技术已越来越多，但一些核心技术如气化炉、耐高温高压的材料等方面仍主要依赖进口。CCS是未来能源发展和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