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士兵》（「中央公」1938？3）是石川达三以日本第16师团33连队参与南京大屠杀取材所作，而《武汉作战》（「中央公」1939？1）是他以1938年9月中旬到11月期间的武汉作战从军经历为题材描写的作品。两部作品虽然同是中日战争相关作品，但是内容中却反映出了作者对于战争截然不同的态度。
石川达三反战思想转变原因
一、创作背景不同
但是，在《活着的士兵》发表的次日，该作品就被指出含有反战思想而被禁止发行，作者石川氏以及《中央公论》杂志发行责任人也被指违反了报纸法而受到问责。石川氏于1938年9月5日被判刑监禁4个月以及执行缓刑3年。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石川氏于同年同月中旬，作为中央公论社特派员再次赴中国，参加了日方的武汉作战计划，并于1939年创作出了《武汉作战》。
很明显，石川氏前后两次创作的心境也就截然不同了。他在《活着的士兵》中如此写道：“あるがままの檎の姿を知らせることによって、倮に傲った|後の人々に大きな反省を求めようといふつもりであった。”（译文：我决心将真实的战争现状公诸于世，让那些拿着枪骄傲于战争胜利的人们好好反省一下。）体现了他强烈的反战思想。相反地，石川达三在受责之后，第二次赴中国时的心境却带着明显的“名誉挽回”意味。他在作品《结婚状态》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当时选择第二次赴中国是“名誉挽回”唯一的机会。
二、主题不一致
《活着的士兵》不仅将战争的残酷，南京沦陷后的悲惨现状以及中国老百姓的疾苦都描写得淋淋尽致，还站在人性的角度，生动地描述了战争中日方军队士兵在从军中的无奈心情，以及他们因战争而发生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甚至是人性的丧失。
与之相比较，在《武汉作战》里，石川氏主要真实地描述了日方军队在武汉作战中的战略计划以及作战过程。其中，还重点突出了日方军队在作战过程中的战略正确性，描述了日方士兵的英勇，以及日方士兵给与受难中国百姓的帮助，并对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战略方针以及国民党军队对于中国百姓的不良行为进行了指责和非议。
两部作品都采用写实的手段来进行作品描述，但是明显可以看出，《活着的士兵》侧重站在了人性的角度，主要描述了生命的价值、人的本性以及体现了作者对于战争的反省。
三、取材不一
《活着的士兵》作品，是从「支那人の青年への（译文：对于支那青年的拷问）」展开了描述，之后还通过「支那の死体のI理（译文：支那军队死尸的处理）」「女のスパイの惨（译文：女间谍的惨死）」「母Hが丸を食った娘の泣き声（译文：母亲中弹的女孩的哭声）」「砂糖を盗んだ支那人炊事の死（译文：偷了白糖而被处死的支那炊事员）」、以及「日本兵の檎への不安（译文：日本士兵对于战争的不安）」「加奈目少尉の死（中文：加奈目少尉的死）」等取材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通过这些战争的描述，不仅描述了日本士兵对于中国人进行的残忍虐杀和伤害，还体现了作者对于战争和生命的思索。
另外，《武汉作战》像一本从军日记一样，将日方军队根据武汉攻略从占领了九江开始，经历田家镇要塞的突破，再到武汉三镇的进攻等日方军队在武汉作战中各地的战略过程，战争实况，以及身处严峻战争中却很英勇杀敌的士兵，对友军的支援等等进行了描述。
除此之外，《武汉作战》中还描述了日方军队对于中国难民的善后问题，文中描述说英国和法国的教堂和天主堂之类的慈善团仅仅是以保护中国难民为幌子，并没有对中国难民进行妥当安置，这样的慈善团体成为了日方军队妥善安置中国难民的障碍物。文中还描述了国民党军队在战败之后，不顾中国难民的生死往喝水井里投毒。与中国军队的不良行为相对比的是，日本军医冒着生命危险来治愈难民们的霍乱，表达了日本士兵对于中国难民们的可怜与同情之情。另外，文章中还明确表示了中国人民还表现出来了“亲日”的倾向。
四、人物形像各异
《活着的士兵》作品中，以近藤一等兵、平尾一等兵、仓田少尉等为主人公展开了作品的故事情节。虽然他们出身、性格等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作品中都突显了他们作为战争中的杀人者这样角色的矛盾心情和残忍的行为。
与《活着的士兵》相比较，《武汉作战》中并没有固定的贯穿全文的主人公，而是根据每一场具体的战争的登场人物来进行描写，登场人物多而零散，人物形象不够清晰明确，描写也不够具体，没能给读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另外，《武汉作战》中，日方士兵多数以英雄式形象进行描写，日方士兵英勇向前的形象鲜明突出。比如，不能工作的士兵只关注武汉作战进程的急迫心情，即使战争环境再严峻恶劣都要冲向前线杀敌的身姿，负伤中的队长对战争无比担心的神情等等，通过这些描述充分体现了日方士兵对于武汉作战的决心，讴歌了士兵们的勇敢和智慧。另外，《武汉作战》中，还明确地将中方军队称之为“敌军”，中方军队士兵称之为“敌兵”，并将他们比喻成「逃げ物」（中文：“落荒逃跑者”）、「弱虫」（中文“懦弱的人”），还特别强调了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公场梗ㄖ形模骸肮敌”）。
五、结论
以上比较分析了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和《武汉作战》两部作品，分析中表明《武汉作战》是石川氏站在日方军队的立场上，赞美了日本军队的勇敢精神，鼓吹了日方军队在武汉作战中所取得的胜利。这与从人性视角出发，描述日方军队在战争中的矛盾心情和残忍行为的《活着的士兵》是大相径庭的。比较发现石川氏在创作中对于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活着的士兵》的反战思想转变为《武汉作战》中对战争的支持和鼓吹。发生这样转变的理由正如（背景创作不同）分析的那样，因为《活着的士兵》发表之后的次日就被禁止发行，石川氏也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为了“名誉挽回”有意识地创作了《武汉作战》。事实上，石川氏也正因为《武汉作战》一文得到了恩赦，监禁由4个月减刑到3个月，并恢复了其文学上的名誉和地位。另外，石川氏在小说《感情架桥》中生动刻画了石川氏参加武汉作战从军过程中的痛苦、孤单寂寞以及他想远离战场的各种复杂矛盾心情。从这个层面来看，《武汉作战》确实是石川氏带着目的意识而创作出来的作品。
参考文献：
[1]石川_三.生きてゐる兵.中央公，1938，3.
[2]石川_三.武h作.中央公，1939，1.
[3]石川_三.感情架.新潮社，19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