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便利的首要条件是商路通畅，把这些商路放大了，就是沟通和强化区域经济板块内部外部经济联系的经济孔道与经济走廊，我们也可以命之为“微丝路”。这种经济孔道和经济走廊犹如人体的经络与血脉，运送着经济躯体各个部位各个器官必需的市场生产要素。
经济孔道和经济走廊，不是要想形成就会形成的。首先与自然地理的形成过程有关。太古远的大陆板块漂移形成地球陆地海洋相对位置不说，从上亿年前的燕山造山运动和更早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我们今天所在大陆就开始形成目前的山河纵横的地形结构。燕山造山运动和更早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一个是南北纵向运动，一个是东西横向运动，结果是山脉走向有东西也有南北，在中国，前者如燕山山脉、阴山山脉、秦岭山脉、祁连山山脉、昆仑山脉等等，后者如大兴安岭山脉、太行山甚至地震频繁的龙门山脉等等，纵横走向的山脉在宏观地理中形成陆地板块的挤压破碎，既为江河在对山体沟谷的切割中“规定”了总体流向，也为后来人类迁徙和经济活动迁延留下寻找落脚点的孔道与走廊。这些孔道有宽有窄，有大有小，串起了盆地与平原，串起了最早的居民点与后来的城市乡村，并在经济开发中形成越来越大的经济区域与次区域。一般地讲，河谷地带是人类进入文明的较早地区，而舟船的发明与较大半径的使用，让河流与河谷两岸成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原始“高速路”，也为诸如西南丝路的开拓串起了无数的“坝子经济”，为绿洲丝路的开拓串出了“绿洲经济”。
在或大或小的经济区块的共同生活共同发展中，人们互通有无的要求愈强烈，道路就伸得愈远愈长。在这种从古至今就开始的经济追求和经济竞走的长河里，他们不断地发现和建设赖以沟通经济生活的区域间的交通走廊、商业走廊与多种经济功能的市场走廊。今天，这些交通走廊、商业走廊和经济走廊，不仅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成为商品流通的集散流转通道和市场信息的交换节点，同时也成为区域经济板块之间的最敏感的经络，最有传导辐射功能的经济神经束。这其实也是经济一体化下的微观经济地缘结构，是人们区域经济发展中必须重视的一种线型与带型的微观经济区域或者次区域。在这些线型带型的区域里，出现了许多沿线、沿路、沿江、沿山、沿海的长长短短的经济发展带，连接着重要的城市、重要的港口、重要的核心经济区域，形成了区域经济战略的整体的棋盘。
有些“微丝路”居于经济区块连通的要津，本身就是主干丝路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有的则处于旁枝末梢但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商业功能。有一些是内向市场为主，有一些是外向经济发展的必经之地，特别是陆地边贸口岸和沿海的港口，常常是经济战略要地。
从中亚绿洲丝绸之路方向看，世界遗产申遗大会已经定格的长安―天山路网，无疑是最重要的。无论是从东向西，还是从西向东，这是丝绸之路的主轴线。这条主轴线可以分割成几个“标段”，在中国国内目前最重要的是“陇海经济走廊”包括“关天走廊”、“河西经济走廊”、“天山南经济走廊”、“天山北经济走廊”。
陇海经济走廊经过苏豫陕甘四省，是在上世纪中已经出现的“陇海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延长线上，这是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先声，也是20世纪90年代建设“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的东段落。目前，“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的东段落正在分别“高铁化”，主要是郑州到西安、西安到宝鸡、宝鸡到兰州。2014年底开通“兰西新”高铁，“第二座欧亚大陆桥”东段落正在迎来高铁时代。
由于近代现代交通技术的演化，“陇海经济走廊”的古代结点与现代结点是不完全一样的，在隋唐时期，必然是长安与“东都”洛阳为中心，古凉州（武威）、古扬州为两翼。现在则是西安、兰州为中心，哈密与郑州、徐州为两翼。隋唐时期，“旌旗十万家”的古凉州也即武威，同另一个核心城市也即“烟花三月”中的古扬州，一居西一居东，既是唐代诗人必游必吟之地，也是那时处于陆上丝路交通和海上丝路交通的两端并相对应的内陆开放和临海开放的主要国际贸易城市。这条东向西太平洋西通地中海的丝路主轴线，其实是今日“陇海兰新”陆路走向变化的古代版。隋唐运河以东西向为主，扬州既是运河的枢纽城市，也同长江与东海相邻，是无可替代的东部经济中心，随着东西运河的湮没，南北大运河延伸发育，加上近代经济中心向海岸一线移动，扬州也就成为北向元大都，南接苏、杭的另一座功能不减但作用不同的以漕运盐运为主的重要城市，这也使她与草原丝路发生了新的联系。水陆交通格局的变化，同时成就了陇海一线西向西安、兰州的主干线地位，而兰州的区位之所以又在今天进一步凸显，不仅是缘于“陇海经济走廊”包括“关天走廊”，与“河西经济走廊”在兰州相连接，更重要的是历史丝绸之路的三条干线已经和即将交会于此：向北，经由银川或阿拉善草原通向北方草原丝路;向南，通过甘南走廊和陇南走廊分别连接成都和重庆，继而通向西南丝绸之路。哈密和吐鲁番一线位于东天山末梢，既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绿洲丝绸之路的交叉点，也是“天山南经济走廊”和“天山北经济走廊”的“分路标”，当然也会是未来“泛亚铁路”北上西行的最便捷的又一个中转点，即“泛亚铁路”经由正在修建的兰成线与兰渝线在兰州交会，有可能出现“第四座欧亚大陆桥”。在郑州、徐州则通过京广、京九、京沪铁路连接大江南北，覆盖了华北、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形成了东西南北联通一气的现代陆上丝路网和东部的多条海上丝路线。
“关天走廊”是“陇海走廊”的一部分，但有特殊经济战略意义。这里不仅有汉唐著名的丝路中心长安，也是现代丝路主要的客流“航空城”试验区，有欧亚经济论坛的永久会址。是著名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关天一线也是天山长安路网的重要丝路文化遗产，具有包括国际旅游、国际物流在内的多种经济价值。
人们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沿大陆桥发展的呼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里，呼声变为现实。物流系统纵横交错，三条丝路殊途同归。在中亚绿洲丝路主干线东部沿线，交通和经济同步变化：黄淮海经济带在隆起，中原经济在崛起，西安古都在复兴，兰州进入了经济发展能量的集聚辐射期，乌鲁木齐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在起飞。这些已经进入“万亿大省”发展行列的省区，加上河南全部、山东、江苏、安徽的一部，总面积大于欧洲，人口多于欧洲，经济总量也接近于欧洲，其所散发的能量应当有多大，已经不是一般经济走廊的概念所能概括，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就应运而生，成为更为准确的称呼与命名。 但是，正像长江的上游叫金沙江，下游叫扬子江，这样一条跨省跨国的超级经济带，所经地区的历史文化传承不同，经济形态也各不相同，地理和气候形态也不一样，因此分成相互连接的走廊和地理段落去讲述，或者会更清晰。比如著名的“河西走廊”，东接“陇海”，但有独立的经济文化意义。“河西走廊”从隋唐起就有“陇右富庶之地”之称，从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长达近千公里，加上八百里秦川，是中国汉唐时期仅次于中原的经济文化核心区的第二核心区域。按历史的重要性讲，古凉州武威是金，与它相距250公里的张掖是银，为什么会有“金张掖，银武威”的说法？这与武威在历史战乱中渐渐衰落有关系，也与环境变化与水资源不足有关系。武威北临巴丹吉林沙漠，生态原本脆弱，历史“旌旗十万家”的人口载荷和石羊河系水资源有限，是其持续发展的软肋，武威的民勤县，素来是人与沙漠抗争，甚至现在仍有“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危机感，这是个典型的例子。张掖的生态条件就好了许多，发源于祁连山的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也即古弱水贯穿其地，南有祁连山，北有龙首山、合黎山，沃野百里，几无流沙，是“河西走廊”的黄金地区。早在公元7世纪初，隋炀帝根据大臣裴矩的建议，于大业4年经略西域，在燕支山也即山丹大会西域高昌、伊吾等二十七国国王与使臣，“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每，周亘数十里”，誉为一时盛观。这位有争议的隋炀帝虽然在回程中遭遇“扁都口”的暴风雪，士卒伤亡近半，后来又因为开凿运河，为史家所垢病，但平心而论，丝路在盛唐全面再次开通，这位隋炀帝其实也是有功之人，至少是为后者作了铺垫。
“河西走廊”大体绿色，间或有干旱的荒野，多半是无水区域，面积并不很大，而且有许多荒野建设了大面积的光伏发电场站，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由于光热资源丰富，“河西走廊”农作物与水果不仅品质好，也是中国少有的大面积的优良种业基地。这里的旅游资源也丰富，虽然没有一步一景的更多的自然景观，却有一步一奇的震撼。特别是张掖的五彩丹霞地貌，被评为世界七大地质奇观，更别说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因此，说张掖是金张掖，敦煌是金敦煌，甚至说“河西走廊”是金走廊，也是实至名归的。
河西走廊廊中还有廊，这个廊中廊就是从张掖、临泽、高台沿着弱水北行，直达自古有名的居延海的瀚海胡杨之路。胡杨林带笔直如线，伴水而行，弱水中途分为东河西河，东河注入名为苏泊诺尔的居延东海，西河注入名为顺嘎诺尔的西海。由此北去，可以从中蒙边境的策克口岸走向阿尔泰山东麓，也可以向西翻越“黑戈壁”到达哈密。这条瀚海胡杨之路是河西走廊连接草原丝路的最近的廊道。西海南边是西夏王朝建立的“黑城”城堡遗址，在元代亦称为也集乃路，是草原丝路重镇。近代沙俄探险者盗掘的西夏文书与“字典”，不仅揭开了西夏文之谜，也揭示了居延海瀚海胡杨之路在古代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上世纪60年代，由于上游截水弱水断流，居延海几近干涸，胡杨大量死亡，生态急剧恶化，近年上游开始节水，居延东海重新碧波荡漾，胡杨树林面积也开始扩大。但是，曾经拥有3000平方公里湖面的西海依然干涸，水量不足仍然困扰着居延海。水，生命之水，是丝绸之路能否恢复旧时貌的最大生态制约因素。但干旱气候又是难以改变的，能变化的是节水意识和节水的科技手段，尽管弱水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水量相对丰沛，但经不起大水漫灌，节水农业最终决定了河西走廊、居延走廊乃至丝绸之路可持续发展的愿景与前景。目前，由于东风航天城和策克口岸的建设发展，公路、铁路与航空设备已具规模，沿水胡杨林面积持续扩大，下一步的发展，关键还在一个水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