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人口质量高低和数量多寡都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由于不同的家庭人口结构，中西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路径。应用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对中西家庭人口变动对各自社会发展的影响做了 历史 考察，并进一步指出，自近代以来，由于“两种生产”的不断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应正确看待新时期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实现人口与 经济 、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人类社会主要有两种生产形式，一种是物的生产，另一种是人自身的生产。在恩格斯看来。两种生产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他们互相制约、互相联结、互为条件，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所起的作用是按照相反的作用发展的。这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图景。实际上两种生产理论是将人类自身生产放到人类社会生产中加以考察，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关系结合起来阐述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的。
1 家庭人口数量与古代社会的发展
家庭在社会发展中起着的异常重要的作用，中西家庭是沿着两个不同方向的轨迹发展的，在家庭的演化过程中，中西方家庭发挥出来的功能和效用是大相径庭的，这一不同效果的发挥对各自经济、社会与历史进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因，而家庭也还处于原始的阶段。因此，家庭不仅是人的生产的共同体。同时也是物的生产的共同体，这两种生产在原始的家庭内是融合在一起的。
在中国，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长期在家庭中紧密结合。然而在西方。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却较早的从家庭的“温室”中分离出来，即使有“黑暗的中世纪”。但是随着物的生产从家庭温室中的“解放”和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使得西方最早迈开了向 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过渡的步伐。特别是 工业 革命后。西方“促进人口增长的内在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农业 社会依靠简单的生产工具和设施进行生产，生产能力依靠劳动者的体力支出，劳动力的多少决定了财富量。工业社会 人力 资本成为生产能力提高的根本，人口增长不仅意味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还意味着人口质量的提高”。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种生产逐渐从原始的家庭中分离出来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家庭的规模却不断的缩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完全社会化了，而家庭也演进到核心家庭”。
从中外家庭人口结构变迁的历史来看。这“两种生产的分离，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东西方在社会形态发展上所表现出的一些差异，正是源于两种生产在分离过程中的差异”。在中国，由于两种生产长期未能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家庭内劳动力人口多，家庭的生产规模就大，加上古代重农抑商国策，这使得劳动力数量的多寡成了社会生产发展的衡量标准。“由中国封建家庭的特点决定，社会生产不是沿着劳动分工—生产工具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这样—条内涵式道路发展，而是走增加劳动力—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生产总量这样一条外延式发展道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清晰的记录了这条道路，秦汉的生产工具与明清相比，相差甚微”中国长期以来维持封建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家庭中紧密结合所形成的“小农经济”，而带动西方社会生产发展和前进的动力则是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离而产生的劳动工具的改进和社会劳动效率的不断提高。
在中国，由于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始终未能从家庭中分离出来，从而造成了中国的家庭只能以人口数量的增长来弥补由于缺乏工具革新所带来的农业发展潜力不足这一先天缺陷，“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业发展提高的潜力是长期存在的，这使人口增长的内在机制在微观及短期内难以改变。因为就家庭来说，存在着对劳动力增长的无限需求，这助长了早婚多育的生育行为，并在观念形态上推动了人口的不断增长。
但是，从长期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这种发展模式，“虽然使中国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由于限制了分工。不能为工业创造条件，终究会遭遇自己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可耕土地的增长是有极限的；没有新的生产工具，土地的单产也存在着天然极限。并且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劳动越多，土地产出的边际效益递减”。因此，唐宋以来，中国的人口却出现了巨量增长，此时人均的土地面积逐渐减少，而封建社会的劳动生产效率也开始降低了。尽管从总体上看来，劳动力的绝对总量还是在增加，可是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停滞的兆头。由于两种生产始终耦合在家庭生产的内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没能演进到近代社会。
2 近现代家庭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转型
西方家庭中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较早的从家庭中得以分离，西方社会主要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运行，社会发展潜力并不像中国那样严重的受到家庭的束缚。家庭功能发展的长期的停滞使得中国并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两种生产从家庭里分离的现象，家庭始终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分化，始终行使着作为两种生产共同体的功能。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新的社会动力发生作用，那么，从成对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这种新的动力已经产生并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就是生产工具的进步、社会财富的逐渐积累，人类个体独立生活能力的不断增强和群体在人类生活中意义的减弱，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已经日益的从家庭内部开始分离出来。
1840年的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后，在中国社会的家庭内部，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之间的分离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后，现在农村的家庭已经开始向核心家庭过渡，今天我们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四世同堂的盛况了。同时随着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两种生产也不再像封建社会那样的密不可分了。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农业将更加的融入到世界的生产体系中，和世界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将更加进一步的使中国传统家庭的生产功能发生更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