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称，钟嵘“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1。而灵运更是其中着墨最多、寄情最深、意味最深长最长者。钟氏评说全面细致，对后世影响深远，须细细品读，下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述钟嵘对谢灵运的评价。
一
“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琨）、郭（璞），凌轹潘（岳）、左（思）。”钟嵘从才性的角度，高度赞扬谢康乐才华卓越，诗章崛起，风格富丽，远超刘、郭、潘、左等人。而“故知陈思（曹植）为建安之杰，公干（刘桢）、仲宣（王粲）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阳（张协）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则为钟梳理文人五言诗的发展脉络的结语，将曹植、陆机和谢灵运共同标举为重要代表人物。在谢灵运出现前“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幸而“元嘉之雄”谢客出，诗坛为之一变。
在这两条评论中共涉及诗人11人，但这十一位诗人地位不一，刘桢、王粲是曹植的辅弼，而潘岳、张协是陆机的伴随。而谢灵运，不仅凌驾于中品诗人刘琨、郭璞、颜延之之人，甚至超越上品诗人潘岳、左思。由此《诗品》把曹植、陆机和谢灵运列为自五言诗产生以来的三个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并以此为轴心建构起汉魏至南朝的诗歌发展史，他们分别标志着五言诗发展过程中建安、太康、元嘉三个不同的关键里程。
二
《诗品》中的“宋临川太守谢灵运”将近150个字，是上品诗人中字数最多的，论述具体而丰富：“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安）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仔细分析这段话，首先“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即认为康乐的诗渊源自曹植，而杂有张协等诸家诗作的熏陶。在钟嵘诗品全书中渊源自曹植的只有两人即陆机和谢灵运。《诗品・魏陈思王曹植》曰：“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钟将曹植的诗歌比喻成人伦中的周公、孔子，鳞虫羽虫中的龙凤，器乐中的琴笙，女工中的刺绣，又大赞其诗歌思想感情奇妙高超，文采华美丰富。《诗品》之崇曹植不言而喻。他又认为谢诗源自曹植，谢诗在钟心目中的地位也可见一斑。而从两者关系来看曹植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诗品・序》称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本条亦云康乐“兴多才高……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曲新声，络绎奔会。”也即是说钟嵘是从以下两种意义上把谢灵运和曹植联系到一起的：第一两人都为才气超群。第二，在诗歌创作中词彩丰茂，文采卓绝。
而“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这句话毋庸置疑并不是褒义之词。“尚巧似”在《诗品・晋黄门郎张协》中为：“文体华静，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可见钟是赞扬张协诗风华美干净，巧妙组织写景词句，惟妙惟肖的。到了谢灵运处则 “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因此，如果说“尚巧似”的说法还带有赞赏成分的话，那么“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则是直陈不足之处了。钟嵘指出大谢诗的最明显的缺点是“逸荡”、“繁芜”。齐高帝萧道成说：“康乐放荡作体，不辨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2梁简文帝萧纲也说：“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是为学谢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3齐高帝所谓“放荡作体”，梁简文帝所谓“时有不拘”的“冗长”，均是此意。可见这一点在当时几乎是公认的。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亦云：“谢灵运天资奇丽，运思精凿，虽格体创变，是潘、陆之余法也，其缛雅乃过之。”4可见，钟嵘虽然盛赞谢灵运，但还是客观地看到了其不足之处。
“丽典新声，络绎奔会”其中典字当解为“典故”或本为“典曲”5，本文此处不再争辩，取多数人赞同之用典意。从谢诗来看，大受前人精华滋养。他在诗歌里，大幅大量地引用前人，或赋予新意，或熔制出新的意境。现存谢灵运诗作中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用典故的。谢氏用典不仅多，而且技巧上可以经营，别出心裁得布置于诗中，遂成“富艳难踪”的风格。王世懋《艺圃撷馀》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语，然不能入经语。谢灵运出而易辞、庄语，无所不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为宗，又一变也。”6沈德潜《说诗语》卷上自注云：“曹子建善用史，谢康乐善用经，杜少陵经史并用。”7王、沈两者皆述谢诗善用经语之事，故谢氏用典诚为一大特色。
“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大致是谢诗中的一二清俊佳句出现在他那繁富典丽的篇什里，正是钟所谓“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
如《过始宁墅》：“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游南亭》：“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这些诗句清俊可嘉，故沈德潜说他：“大约经营惨湾，钩深索隐，而一归于自然。”
诚然在谢诗中，一个作品夹杂繁复和清俊颇为常见。《入彭蠡口》全篇之与“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是如此，《初去郡》之全篇之与“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也是如此，《登江中孤屿》全篇之与“云日相晖映，空水共呈鲜”仍然如此。此处钟嵘因爱惜谢氏才华，评价与后人大不相同。后人看此现象，多批谢氏“有句无篇”。胡适之更深入得批判灵运的短处：“谢灵运……受辞赋的影响太深了，用骈偶的句子来描写山水，故他的成绩并不算好……只能把自然界的景物，硬裁割成骈俪的对子，远不如陶潜真能欣赏自然的义。” 至于“高洁”一词更是契合康乐一生。王通《中说》：“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这个评论无疑充满贬义，但“傲”确实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谢氏承继建安诸子任性肆情、恃才傲物的个性，加之出身谢氏一族才高位尊，从而影响了其人物品格和诗歌创作。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曰：“谢客吐言天拔。”8《隋书》曰：“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9诸如此类的评语均直接或间接地提炼出了谢灵运诗歌超世绝俗特色的一面，这无疑是谢诗极突出，也极重要的一个艺术风貌。
三
以下为《诗品》中其他提到谢灵运之处，可辅证之。
《诗品・宋光禄大夫颜延之》：“汤惠休曰：“其他‘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南史・颜延之传》曰：“延之尝问鲍照：己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公诗如出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眼。’延年终身病之。”10谢灵运之所以能达到这种高妙的“自然”境界，关键在于“内无乏思、外无遗物”，而不是“文章殆同书抄”；在于“兴多才高博，寓目辄书”，而不是“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当然，这种“外无遗物”与“寓目辄书”的铺陈写法，如果运用不好，就可能形成“繁芜之累”如萧纲指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但钟嵘并不觉得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他认为“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主要是写作技巧上未处理好赋、比、兴“酌而用之”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此问题，是可以做到“繁富宜哉”的。《诗品・宋法曹参军谢惠连》：“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辙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 ‘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这个故事很能表现出灵运非同凡响的奇才，此后便有人以“有神行乎其间”11论谢诗，及时诗仙李白也大为叹服。
总之，才高卓绝的谢客，上承魏晋，后开宋齐梁陈的“元嘉之雄”让钟嵘在《诗品》中大发赞美之词。这些品读眼光独到精准，也并未因欣赏而忽略其不足之处，故结论中肯，后世多有沿袭之语。钟嵘不可不谓灵运的知音。南朝人好文，大赞其文，不大理会其品行。到了后世儒者出于忠君原则，根据他的“异志”断然否定其“文”，则太有失偏颇。
注释：
[1]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增订版.P93
[2]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卷四十三
[3]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卷四十九
[4]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P994
[5]宋代何汶则在 《竹庄诗话》 改“丽典”为“丽曲”。徐复 《诗品校记》 中说：“《御览》 引‘丽典’作‘妙曲’。盖‘曲’字讹为‘典’，因并改‘妙’为‘丽’字耳。”高松亨明 《钟嵘诗品校勘》 中认为“‘曲’字似是。”在曹旭的《诗品集注》 中认同并采纳了“典”为“曲”字的观点。认为此处“曲”字是可以入乐的韵文，此指五言诗。
[6]收入何文焕编《历代诗话》[M]，P774
[7]收入丁福保编《清诗话》[M]，P524
[8]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四九《庚肩吾传》
[9]魏征等.隋书・经籍志[M]《二十五史》影印元大德刊本
[10]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卷三十四
参考文献：
[1]赵仲邑. 钟嵘诗品译注[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
[2]葛晓音编选.谢灵运研究论集[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3]宋红编译.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4]李雁.谢灵运研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5]陈祖美编校.谢灵运年谱汇编[C].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