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朝代更替，文人面临着人生情感的多元选择。以遗民面目呈现的文人群体，更是学界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清初的明遗民群体，近年来受到空前的重视。他们本着朴素的民族感情、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自身经历的对照比较，宁可把自己置于极端痛苦的境地之下，倍受肉体的折磨与心灵的煎熬，也决不愿意屈膝与满清统治者合作和放弃对故国的情感。其中活跃于苏州地区的遗民诗人，尤为复杂而值得重视。他们多数人从事抗清活动，失败后相互关注，联络交游，并以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以抚慰伤痛的心灵。
关键词：清初；苏州；遗民；诗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明朝灭亡，清军南下，国家统一，江山易主，对民族文化的精神载体文人来说是严峻的考验。他们或拿起武器与清军作战，或逃逸深山隐居不出，或匿迹城乡以终此生，或自我了断不入新朝，在弘光二年（1645）的中国大地上，悲壮伤感令人唏嘘的惨剧一幕幕演绎着。清政权南下的过程中，不仅在军事上残酷打击南明政权的残余势力和民间的抵抗运动，更在精神上极力摧毁江南人民的反抗意识，推行了一系列高压政策。剃发易服，就是凌辱性的高压政策之一，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其结果是，大量可以成为顺民的底层读书人，在清初以遗民的出现。已经具有一定声望和影响力的文人，也自然地成为遗民而受到了时人的敬仰。遗民中的诗人群体，则不仅创作出了灿烂的文学作品，更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成果。文史家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对于遗民诗群有过一段经典的界定：“遗民诗群是诗史上的一种复合群体，是特定时代急剧的政治风云激漩盘转中聚汇而成的诗群形态。这是一群‘行洁’、‘志哀’、‘迹奇’，于风刀霜剑的险恶环境中栖身草野，以歌吟寄其幽隐郁结、枕戈泣血之志的悲怆诗人。”1清初的苏州遗民诗群，正是这样。
一、清初苏州明遗民诗群界定
清初的遗民诗人数量惊人，而在苏州地区活动的明遗民则是清初遗民中一支尤其不可小觑的力量群体。这里所说的苏州，指的是明代行政意义上的苏州，包括原苏州府治和长洲、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常熟等地。而苏州的明遗民诗群则包括苏州当地的诗人、长期寓居苏州的诗人和多次过往苏州并与苏州著名遗民交往密切的诗人。据《明史》、《明史列传》、《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学人列传》、《明诗纪事》、《清诗纪事初编》、《清诗纪事》等资料统计，苏州遗民诗群约有八十三人：
（二）寓居/为官（在明代为官）诗人（5人）：75.姜啤76.姜垓、77.李实、78.徐白、79.熊开元、
这些诗人由明入清，经历复杂，甚至事历难以稽考，呈现出易代之际诗人群体性的心灵涤荡的过程，如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流浪他乡的顾炎武，是遗民中的典型，也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具有坚定的民族气节， 终身不懈地进行抗清斗争的杰出的爱国志士， 同时又是一位开清朝一代学风、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
顾炎武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真正的爱国者，但直到南明福王政权建立，顾炎武方经地方当局推荐，获得兵部司务的职务。虽然官阶不高， 顾炎武还是接受了，于弘光二年（1645）五月取道镇江赴任。可是，未及到任，南京沦陷。随后清兵东进南下，攻破昆山城的时候， 死者枕籍， 一片惨象。继母绝食而死并临终告诫切毋事二姓，顾炎武终身谨记奉行。他来到苏州， 参加了当地的抗清斗争。在后来回忆当年的抗清斗争时，顾炎武感慨万千，写下杰作《精卫》以表明自己坚定不移、顽强抗清的决心：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2]
而在正面抵抗几乎已经没有获胜的希望后，顾炎武便潜踪息影， 从事秘密反清活动。他纠结豪杰， 团练乡兵， 一度有所起色。然而，到了顺治十二年（ 1655）， 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顾氏的一名家仆暗中与豪绅相勾结， 并扬言要去向当局举报。在这种情况下， 顾炎武只好潜回家乡，杀死了那个家仆。顾炎武因此而被捕入狱。出狱之后， 顾炎武又北上鲁、冀、晋、秦， 接纳志士， 观察形势， 以图恢复。不过， 随着清朝的政权一天天巩固， 抗清的势力也一天天衰微。顾炎武在北方的活动， 也只好逐渐转变重心， 最终集中在著述活动及其相关的实地考察之上了，最终在陕西华阴定居， 只有养子顾衍相随左右，直到他去世。
此外，钱澄之长期寄寓苏州，熊开元于苏州出家，这些都是明遗民的人生选择。其实，不论顾炎武还是徐枋，都只是清初遗民中的典型代表，清初苏州遗民诗人们大多默默，甘愿于无闻中终其一生。既然是诗人，自有诗人本色，写景状物、抒情言志、依托幽思等，乃是自然，前人阐述已多，毋须多论。
二、清初苏州遗民诗群的交游
生活在苏州的明遗民诗人数量多，相互之间也有较多的联系交往，形成了遗民界的常态。他们或以文社、诗社的形式活动，或书信往来，或访问交游，谈诗论文，交流学术，在文学创作和经史研究中取得惊人的成就。
（一）太湖环境与江南文化家族的兴盛
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的文化重镇，水陆交通便利。自明代中叶以来，文学、艺术、工艺、学术等方面可谓人才辈出，冠甲江南。[1]对于这一突出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作出阐释，美国学者博阿斯在其《原始艺术》一书中论述道：“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4]法国著名学者丹纳也在《艺术哲学》中强调了“种族”、“时代”、“环境”三者对艺术创作的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要理解苏州明末遗民诗群在文学上的创作成就绝不能忽视苏州的地理生态环境以及历代的家族文化传统。
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大海大河大江的孕育，环湖文化圈则兼得江海大河的优势，在世界上不乏其例。洞庭湖文化、鄱阳湖文化和美国密执安湖文化、日本琵琶湖文化都各具特色，而环太湖文化无疑是一个典型。[5]物质文化的动力是基本生存和发展，而非物质文化的动力是以适意生存和美感为境界的文明创造，文学、艺术、人文社会学术和园林等环境景观是其主要的精神产品。[6]太湖塑造了苏州的自然生态，支配了苏州的民生经济，也影响了苏州文人墨客的文学创作，明遗民诗人也不例外。
明代的苏州地区的家族文化以东吴惠氏、松陵沈氏、分湖叶氏、延陵吴氏、同里陈氏、灿溪周氏等许多大家族为代表，形成了“家族文学艺术链”。家族文化的兴盛，反映了江南知识阶层传承和发展文化的使命感和自觉性，使得姑苏“读书种子”的生根、发芽、成长有了良好条件和新的土壤，对家族人才培养有利，对苏州文化整体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更对苏州明末遗民诗人的成长和创作环境提供历史条件。
太湖周边的物质文化繁荣，与江南文化家族的人文性是相辅相成。太湖的自然生态、景观风貌与文化传统、文学精神是交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明末苏州的遗民诗群的交游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得以发展而来。
（二）文人结社蔚然成风
明清之际的文人结社之风甚盛。他们借文会之机，有的学习时艺，揣摩风气；有的择师取友，寻找同志；有的以此作为反清斗争的阵营；当然也有彰显风雅，争相取榜，同声引重，娱目游心。当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结社风起云涌之时，苏州遗民诗人结社亦融入了历史的洪流中，公开的和秘密的，不胜枚举。
（三）场所选择的心灵寄托
遗民诗人的创作活动，既是诗人情结的宣泄，也是特定时代的心灵寄托。而他们聚会的场所，一般承载着往日的记忆。顺治十四年（1657 年）惊隐社诸子有《丁酉腊月八日在韭溪草堂奉怀宁人道兄，联句三十二韵》，借社集怀念漂泊的顾炎武。次年，顾炎武有《酬归祚明、戴笠、王仍、潘柽章四子韭溪草堂联句见怀二十韵》。可见，遗民诗人相互间的唱和，是对彼此伤痛灵魂的抚慰。
顾樵《元夕后一日集通晖楼》：“灯火仍看满禁城，良朋尊酒岁时晴。柳条犹待东风发，月色还同同夜明。机横楼头离别恨，落梅帘外踏歌声。山阳旧侣虽无恙，逝水年华百感生。”通晖楼在哪？惊隐社中名流叶世侗之从子叶舒颖（一作“舒胤”）有《元夕后一日顾茂伦、樵水、陈鹤客、周长康、吴闻玮、沈茂宏同集建芳通晖楼，分赋》。（按：沈永馨，字建芳）又，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八著录沈永馨撰有《通晖楼诗稿》和《采芝堂诗稿》。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通晖楼是吴江沈永馨的住所或藏书楼 [7]。旧地、旧友，激发出来的是对往事的回忆，对故国的眷恋。 无论“惊隐”还是“逃”，都表明吴宗潜、宗汉、顾炎武、归庄、钱肃润等志士在抗清失败后，面对满清的严密搜捕，残酷杀戮，在高压血腥政策下，显示出惊恐惶乱、逃离恐怖气氛、隐匿山林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他们遁迹林泉，优游诗酒，竹杖芒鞋，青箬笠绿蓑衣，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内心如波涛汹涌，如火热一团，一刻也不曾熄灭。他们的志气抱负岂止仅仅作“隐士”，更愿意被人们视作旧人。特别是聚会在涧上草堂，堪称是遗民寻找契合精神需求最佳场所的结果。
徐枋长期流徙于苏州西南山中，西临太湖，而以居住在邓尉山中的时间最长。面对复明无望，清初统治渐趋稳定的局面，经历多次搬迁之后，涧上草堂成为徐枋最后的定居之地，现为涧上村所在地。虽然清初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文人的政策，但难以抚平明遗民的内心伤痕。以徐枋为中心，不少遗民名流过往苏州，或苏州当地的遗民诗人，将徐枋的涧上草堂作为聚会的首要选址。据《居易堂集》卷三《书后》记载，康熙六年（1667）暮春，嘉兴巢鸣盛造访涧上草堂，同集者有曾灿、姜宇节等。徐枋与沈寿民、巢鸣盛合称“海内三遗民”，是明遗民界的标志性人物。隐逸旧地，旧友重逢，为诗作赋，为一时之盛。不仅是与会诗人的心灵慰藉，也是未曾与会诗友的心曲放送。
三、清初苏州遗民诗群的学术研究
赞叹湖光山色，抒发内心情结，固然是苏州遗民诗人的本色，而讨论学术研究经史，也是遗民诗人安放心绪寄托幽情的重要途径。
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清代学术之祖，既是由于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闻名于天下，也是因为他广博的学术体系为有清一代学术研究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亭林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内向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外向的、客观的学问。”“清初大师，如夏峰、犁洲、二曲辈，纯为明学余波；如船山、舜水辈，虽有反明学的倾向，而未有所新建设，或所建设未能影响社会。亭林一而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一而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亭林在清代学术史所以有特殊地位者在此。”后来的学者对梁启超先生这一论调虽然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驳斥，但都认可并维护了梁启超先生称亭林为“清学开山之祖”的说法，已有定评，无需论证。
清顺治十六年（1659），顾祖禹承先父反清复明遗志，抱经世致用之宗旨，于教学之余，着手编撰《读史方舆纪要》。他自题一副联句：“早起鸟啼处，夜眠人静后”，用以自勉；又以“含饥草传秋窗永，隐隐空山有哭声”，“江底可怜沉铁锁，掌中犹喜抚金瓯”的诗句，抒写出当时撰写《读史方舆纪要》时无限沉痛的心情。
据乾隆《苏州府志》卷五十七记载，苏州的遗民诗人郑敷教、朱隗等人，也是吟唱暗喻隔世情，学问寄托故国思。
郑敷教，字士敬，光宙子，湛深经术。天启中，吴中倡为文社，敷教与焉，崇祯庚午，与同社杨廷枢、张溥、陈子龙、夏允彝同举应天乡试。是时东南文士统会于吴，号为复社。敷教生徒之盛亚于廷枢，两人俱为乡里所宗，时人语曰：“前有朱、张，后有郑、杨。”丁丑，举贤良方正，以母老辞。晚岁隐居教授，著述甚富，尤深于《易》。
朱隗，字云子，治博士业，雅尚文藻。天启中，吴中复社聚四方积学之士，隗与张溥、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等分主五经，驰驱江表，为一时厨。明亡，隐居不出，著有《咫闻斋稿》。所为《明诗平论》，见收于续修四库全书中。
而陈济生编篡《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陈济生、徐崧共辑《诗南初集》，顾有孝选编《唐诗英华》、《明文英华》、《纪事诗钞》等，为保存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外，更寄托了难以言表的故国情怀。
徐枋不徒以名节行世，著书立说，弘扬民族文化，褒奖忠贞之士，也是徐枋尽力的事业，所成《居易堂集》二十卷、《通鉴纪事类聚》三百余卷、《廿一史文汇》数卷、《读史稗语》二十余卷、《读史杂钞》六卷、《建元同文录》一卷、《管见》十一篇等，不惟学术，亦且寄情。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些学术活动，凝聚了诗人们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文献价值之外，更有特定的历史情话寄寓，值得深思。
虽然顺治后期至康熙年间，遗民立场有所变化，但总体精神依旧。如归庄和清廷官员有所唱和，并没有放弃了自己的遗民立场。阅读归庄的《己斋记》可以知道，归庄在寻找坚持遗民气节与认同现有环境的两种思想的统一，他在寻找中庸的生活态度。遗民诗人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格力量、思想力量，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苏州，这座千年古城，也因有了他们而更加美丽，更加富有人文魅力！
参考文献：
[3]方良.评徐枋的“绝对命运观”[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第17页.
[4]【美】博阿斯.原始艺术中文第一版[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5]罗时进.太湖环境对江南文学家族演变及其创作的影响[J].社会科学，2011年第五期，第176页.
[6]罗时进.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