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河边有一幢苏联时期的“高干楼”，外墙上嵌有许多名人的头像和名字，标明他们在这里居住过。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住在这里的90%的干部被抓走、杀害，他们的家属也遭到牵连。现在人们把这座“高干楼”叫作“黑暗公寓”，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的标志。
“大清洗”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人民的敌人”的运动，西方多称之为“大恐怖”。它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被害案件，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才算告一段落。
大清洗的导火索
凶手尼古拉耶夫当场被捕。他曾因行刺被捕，不知为什么又被释放了，并且没有没收他的手枪。他是怎样钻进斯莫尔尼宫的，又是怎样接近基洛夫的，至今都不清楚。
基洛夫被刺后，斯大林亲自领导了案件的侦讯工作。在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准备审问基洛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夫。可是押解鲍里索夫的卡车在半路发生了车祸，鲍里索夫当场死亡。医疗鉴定书上认为鲍里索夫死于车祸。1959年，幸免于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物品击打头顶而死。
斯大林亲自审讯的结论是，刺杀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因为季诺维也夫长期在列宁格勒工作，正是在基洛夫的领导下彻底肃清了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地区的影响。所以季诺维也夫怀恨在心，策划了这场刺杀。
因为当初这起案件的知情者均被处死，所以有关基洛夫案件的真相仍是迷雾重重，但这个案件无疑为斯大林开展大规模的清洗提供了借口。一份拟定名单上的人很快被一一逮捕。其后，斯大林及其内务部的帮凶雅戈达、叶若夫等又进一步炮制出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
一场精心策划的审判
内务人民委员会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秘密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他们协助斯大林，制造了“大清洗”中的一桩桩冤案。
“大清洗”严重破坏了民主法治，斯大林为了蒙惑世人，对“托―季集团”却以公开审判的方式出现。为显示案件的公正性，还邀请了西方国家的记者出席。当然，斯大林与内务部的人员为策划和导演这场审判，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当然，这只是插曲，绝不会使斯大林放慢清洗的脚步，他觉得仅有格里茨曼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的供词，要把它办成“铁案”还不够，他们又挖出了三个“阴谋组织成员”，分别是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其中，奥利别尔格是内务部密探，赖因霍尔德是苏棉纺工业总会管理局局长，皮克尔曾主持过季诺维也夫秘书处的工作，被捕时任莫斯科室内剧院院长。
要同在内务部的奥利别尔格充当这个反面角色并对其他人检举揭发，叶若夫向他解释：因为他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表现出色，才选他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他应该在即将开庭的审判中，揭露托洛茨基是反苏联政府的阴谋组织者。同时，奥利别尔格还被告知，无论法庭给他判什么刑，他都将被释放，然后到远东地区去担任一个重要职务。奥利别尔格便在内务部认为有用的全部“审讯笔录”上签了名。他甚至签字承认：（他）奥利别尔格，是由谢多夫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派到苏联来组织谋杀斯大林的恐怖活动的。他已与苏国内的许多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他们计划在五一游行时，当斯大林站在列宁陵墓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用手枪或者是炸弹杀死他。为了使一切听起来更像是真的，叶若夫等人还给他准备了一对化学家兄弟。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制造刺杀斯大林的炸弹。 为了让被告招供，内务部还“因人而异，对症下药”。赖因霍尔德因为与加米涅夫等人有私交，因而要他承认参与后者组织的阴谋活动。因为赖氏很“抗打”，于是审讯他的莫尔恰诺夫便伪造了一份盖有内务部鲜红大印的特别会议决定，上面写着鉴于赖氏的罪行，决定将其枪毙，家属流放西伯利亚。然后莫尔恰诺夫以老朋友的身份劝他向叶若夫写一份赦免申请，以免家属受牵连。赖氏信以为真，便写了一份申请交了上去。他很快得到回复，叶若夫同意赦免他及他的家属，不过前提条件是他必须帮助党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罪行。赖氏为保险起见，提出需有一位党中央代表当面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没有犯任何罪行，只是党的利益需要他做出这样的招供。不久，叶若夫便来到狱中，以党中央书记的身份向他保证，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让他证明对党的无限忠诚。有了这个保证，赖氏便一反常态，对揭露托―季集团变得空前热心。他不但供认了自己是托―季联盟的一分子，而且供出了从加米涅夫到列宁逝世后曾担任过苏联政府首脑的李可夫，原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以及托姆斯基等一大串大人物，他说这些人都是托―季反党联盟的成员。其供词经斯大林审阅后，稍做增删，就发回内务部，随即便成为大审判和进一步抓捕的重要证词。
同样，另一名证人皮克尔也在软硬兼施下承认了“罪行”。其后，雅戈达等人又从各地挑选了一批“被告”来完善这些证词。接下来就是要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罪了。
为“革命事业”，
请当众自我诋毁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追随者，是苏联的缔造者和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家，要让他们低头认罪并非易事。
加米涅夫的“缺陷”是舐犊情深，两个儿子一个在空军服役，另一个正在读中学，都已年满12岁。负责与加米涅夫谈话的内务部人员奉斯大林之命告诉加米涅夫，如果他不认罪，他们就会把他的儿子也扯进“托―季恐怖中心”去，并且告诉加米涅夫，赖因霍尔德已供认，加米涅夫的儿子曾和他的儿子在某公路上追踪过苏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的汽车，企图杀害他们。当加米涅夫看到赖氏的供词后，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愤怒，竟然浑身发抖。而针对另一位老革命家季诺维也夫，瓦解他心理防线的则是党的最高利益。莫洛托夫曾劝告他：“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因此，不堪肉体和心理折磨的季诺维也夫终于提出与加米涅夫作一次单独的会面，之后俩人均同意出庭，但条件是斯大林必须亲自证实叶若夫以他的名义许下的诺言。而斯大林也同意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们直接对话。
在会面时，斯大林提醒他们：“第一，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你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第二，既然在你们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我们没枪毙你们，那么在你们肯帮助中央与托洛茨基做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你们呢？第三，两位同志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的学生和后继者，我们不想让老党员流血，不管他们对党有多大的罪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的“真诚”打动，以他们两个人的名义声明，如果不枪毙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不迫害他们的亲人，并且今后也不再因为这些人加入过反对派而判他们死刑，那他们俩就将出庭。斯大林满口答应下来。
“看在上帝的面上，
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吧！”
审判于1936年8月19日开始，历时四天，每一个被告在出庭前都已被告知游戏规则：在庭审时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应该怎么说等，他们所扮演的只是提线木偶的角色。在法庭上，经过多次排演的被告们在维辛斯基的提示下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罪状全盘承认了。尤其是一班假被告（他们被许诺以党的信任和重用）表演得最为卖力。无论哪个被告人的陈诉与预先确定的台词稍有出入，他们就会站起来做一番纠正，恶狠狠地咬住对方不放。
8月22日上午，即开庭的第4天，被告们都做了“最后陈述”。他们怀着能使自己的家庭和同志免遭迫害的希望，在法庭上进行着自我诋毁，唯恐斯大林不满意而成为其撕毁许诺的理由。8月24日凌晨2点30分，经过7个小时会议的审判庭成员重新出现在审判席上。被告们面容呆板地听着审判长乌尔里希宣读判决书，虽然他们清楚地听到乌尔里希在一一数落了他们的罪行后宣布将他们全部判处死刑。但是直到此刻，他们还不相信自己真的会被处决，他们还在幻想着斯大林会兑现给他们的许诺。据说，生病的季诺维也夫是被抬到刑场的。就在临处决前的一瞬间，季诺维也夫还苦苦发出哀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吧！”而加米涅夫在被处决后，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也先后被处决……
斯大林精心导演的审判取得了成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而美国中情局直到20年后的50年代，仍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者是服用特殊毒品、药物加催眠术的复合办法，一度投入资金进行研究，试图破解所用的药剂。
“我将高呼着斯大林的名字
去死。”
支持斯大林清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敌人会更多地冒出来。对于不断冒出来的阶级敌人，当然就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大清洗”中，那些被无辜指控的革命斗士和革命领袖，居然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一直在进行叛党叛国的活动。这不禁让人想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曾提到的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难怪有人说，在搞迫害方面，斯大林的确是个天才，正是他导演了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多幕骗局。而内务部更是罗织罪名的高手，贝利亚曾有一句“名言”：“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
早在列宁时代，就有人批评“契卡”工作人员的“异化”：“他们已经完全和常人不同，他们冰冷无情，好像只对一件事有乐趣，就是欣赏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痕迹。”到了“大清洗”时期，内务部又摸索出一套获取犯人“配合”的经验，并取得了惊人的效果。通过这些冤案，斯大林不仅处死了自己的对手，还让他们备受难言的痛苦――为“革命事业”，当众自我诋毁，公开承认自己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让他们蒙受巨大羞辱――遭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声讨。在审讯前允许被告给斯大林写悔过书，让他们抱有幻想，以为这会帮助他们保全性命。被捕者都写了这种悔过书，得到的却是嘲弄。在亚基尔的悔过书上有如下的批语：“下流坯加娼妓。约・斯大林”“所下定义非常准确。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对这个恶棍、坏蛋只能严惩不贷――死刑。拉・卡冈诺维奇。”而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在临刑前都高呼：“斯大林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斯大林的这场漫无节制的清洗和镇压直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使苏联处于严重的战争威胁之后，才不得不控制和收缩。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大清洗”时期，不仅在人文领域，就是科技工作者也未能逃脱厄运。世界闻名的育种学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瓦维洛夫，植物学家米歇耶夫，著名外科医生科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等均被处死，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伊・贴・克列伊梅诺夫，“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实用矿物学创始人费多罗夫斯基也都被逮捕。
下面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大清洗”造成的恐惧和对科学家残害的程度。
一天夜里9点，苏联国家天文馆接到一个来自斯大林办公室的电话，要求迅速查明一个星座的名称。可是，当天的值班员里亚奇却不懂天文，他只不过是一个铁路工人，是被临时抽调到天文馆工作的。里亚奇赶紧给馆长马洛夫打电话。马洛夫也不懂天文，他是内务部的一名军官。一个月前，原馆长和几名天文学家被“清洗”了，他刚调到天文馆任馆长。他赶忙亲自驱车去找一个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他的好友兼同事――沃伦斯基。
沃伦斯基被惊醒的时候，已是深夜11点了。他听到汽车马达声，接着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沃伦斯基心脏病突发，死了。
马洛夫急忙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车到目的地时，已是凌晨一点。马洛夫这次很小心，车快到天文学家楼下时，熄火灭灯，上楼也尽量放轻脚步。谁知刚上楼，就听见“啪”的一声，夜空中一个黑影纵身飞向窗外，从五楼重重摔到楼下……
几经周折后，马洛夫终于在凌晨两点打听清楚星座的名称。这足足花了他五个小时，还白白搭上了两条性命。马洛夫自知罪责难逃，已做好了自尽的准备，但当他接通电话时，斯大林已经休息了，工作人员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昨晚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陪斯大林在花园夜宴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议。斯大林就说，这事容易，打电话问天文馆。
事情原来就是因为斯大林随口说的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