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宗教等因素，决定了新疆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新疆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清代道、咸、同年间，新疆民族矛盾激化，同时帝国主义开始侵略新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和国家观念进一步升华。因此，对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关键词]道咸同；新疆；民族关系
一
何谓民族关系，即 “以民族因素为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交往联系的状态”[3]。新疆这片广大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不同种族的人群。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和人文环境造就了新疆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而这种特殊的文化内涵则孕育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4]。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长期的融合与冲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新疆民族在形成具有自己本民族、本地区特色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过程中，又统一于中华民族精神和心理之中。
二
在清朝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疆仍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历经了康、雍、乾三世，终于在1759年统一了天山南北。为了加强统治，清政府本着“因俗而治”的方针，在新疆实行了“军政合一，以军统政”[5]的军府制。同时，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在不同地区设置了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同时，在回疆地区，清政府还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另对回疆各旅，由于种族庞杂，除保持满族为其翔之地外，并采用牵制、隔离、怀柔、镇压诸种手段备至，目的系拒汉族出塞……回疆则查验印照”[6]“内地出关民人，请查明南北两路，分别禁止放行。嗣后内地出关民人，除南路各城，仍遵前旨饬禁外，其赴北路者，著照旧例由肃州觅保给票放行。如有出关后潜赴南路者，著吐鲁番领队大臣于托克逊地方设卡，派员严查。如验无照票者，即行解治罪”[7]。由此可见，清政府民族隔离政策的严密性。清廷的民族隔离政策旨在提防各族杂处，日久滋事，但是却没有意识到，隔离本质上削弱了回人对中央政权的认同感，造成这种认同缺乏文化基础，而缺乏文化基础的统治是难以长期稳固的[8]。
大小和卓之乱被平定后，和卓后裔仍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重新回到新疆，建立其统治政权。乾隆时期，清政府加强对新疆的统治，使其阴谋一直未能得逞。到了乾隆末嘉庆初，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力大大减弱，派往新疆的官吏多是碌碌无为之辈，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和伯克们上下其手，在当地作威作福。就连道光帝也不得不承认“近十余年来，历任参赞、办事大大贪淫暴虐，回子等忿恨忍受”[9]。这使得乾隆以来推行的民族政策招到了相当大的破坏，从而也为和卓后裔的叛乱提供了可能。
清统一新疆后，中亚浩罕成为清的藩属国，清廷同意它与回疆的维吾尔族相互贸易，并给予种种优惠政策。但是张格尔叛乱以后，清廷将部分责任归咎于浩罕，下令停止和浩罕的商贸活动。据钦差大臣那彦成等奏报：“驱逐南路各城流寓在十年以内之安集延回子出卡。查起囤积茶叶大黄入官。其余未经驱逐各外夷。一体编入回户。当差种地。如有犯禁令、及囤积违禁物件，即行驱逐”[13]。
清廷采取这项措施，目的是为了打击和驱逐浩罕的商人，但是，也同时影响到了清廷和布鲁特、巴达克山以及布哈拉之间的贸易。清廷规定：“布鲁特只准入卡贩卖羊马，易换粮布，如有别项货物，即恐代人销售。务当详查确实，照例惩办，永不准入卡通市。又稽查贸易出入人数，及私贩接济霍罕二款。嗣后无论他夷及布噜特，总由坐卡官员禀报，分别派令官兵点明人数进卡，事毕押送出卡”。“布噜特赴官购茶，不得过一斤。如有敢夹带私茶出卡者，即行入官，照例治罪”[14]。同时也规定，境内的商人也不得私自越境与布鲁特进行贸易，否则治罪。这就大大阻碍了清朝和布鲁特之间的贸易交往。由于清廷官吏腐败无能，对民族纠纷处理不当，更加深了布鲁特对清朝的误解，致使双方关系一度恶化。为了改善双方的关系，道光帝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筹办善后事宜。但是，那彦成提出的对布鲁特头人羁縻政策遭到道光帝的反对，清廷放松了对布鲁特的管理，使得浩罕有机可乘，强行向布鲁特征税。19世纪初，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我国大片领土，其中就包括布鲁特的游牧地。 三
统一新疆后，清廷采取措施，鼓励商人出关贸易。但是到了道咸同时期，新疆局势一片混乱，贸易状况急剧恶化。张格尔入卡作乱，杀害了许多商民汉回，据办抚恤事宜的御史豫益奏：“喀什噶尔等四城殉节各商民汉回等，前经降旨，一体赐恤”，“该商民等多系四方贸易之人，或一时流寓，或万里为商。其有无家属，并姓氏籍贯是否确真，必须详细查明，不得从中别有冒充假借”[18]。又因受到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切断了内地商人来新疆的通道，新疆和内地的贸易几乎断绝了。
四
五
鸦片战争以后，新疆也开始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开始成为新疆社会的主要矛盾。新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侮，使得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和国家观念进一步升华，从而为新疆民族关系增添了新血液。
同治六年（1867年），浩罕军官阿古柏在新疆建立“哲德沙尔”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面对严重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和外来侵略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855年，塔城人民为了捍卫雅尔噶图金矿的矿权，烧毁了沙俄驻塔城的贸易圈。同治十年（1871），沙俄霸占伊犁，伊犁各族人民同沙俄展开斗争。阿古柏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使人民摆脱民族仇杀，开始联合起来，共同反抗阿古柏政权。
道、咸、同时期，新疆各族人民受到来自清朝官吏和本民族上层的压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关系紧张。各族人民纷纷铤而走险，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虽然在起义过程中，曾发生过民族对立仇杀事件，但很快就因为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要求而转变了斗争的矛头。外国势力虎视眈眈，不断对新疆进行渗透和侵略。共同的命运使得新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侮，这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相一致的结果。“这种一致性，使得新疆各族人民的民族情感突破了某一民族的狭隘范围，从而扩大到整个中华民族；从单一本民族的认同上升到整个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高度”[21]。新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和国家观念进一步得到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