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吐蕃时期，藏族的民族认同得到了加强，此时期的民族关系也是颇为深厚。近些年来，随着文献史籍整理和翻译工作的深入，开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吐蕃历史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因鉴与此，文章就近十年来吐蕃与周边各民族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特此作出综述。
关键词：吐蕃；民族关系；研究；综述
一、近十年来吐蕃与南诏关系研究
二、近十年来吐蕃与蒙古、突厥、党项等民族关系研究
在史学界，对唐吐蕃关系研究、南诏与吐蕃关系研究等研究，近十年来出现了很多成果，然而对于吐蕃与蒙古、突厥、于滇等民族关系的研究却是鲜有提及。在吐蕃与蒙古关系研究方面，景虹雅在《试论蒙藏关系的开端――阔瑞与萨班凉州会谈》中，概述了阔瑞与萨班为蒙藏关系积极活动的史实，引出了蒙藏关系建立始于蒙古宗王阔瑞对吐蕃的招抚和经略，分析了蒙古贵族利用吐蕃宗教上层代理通知西藏的原因和凉州会谈的重要意义。陈得芝在《再论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的初期接触》中，针对关于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初期接触的年代、事件，晚近的历史著作列举或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对史料额利用和和辨析仍存在不足之处，对以上问题做出了辩证；在吐蕃与突厥关系研究方面，陆庆夫和陆离在《论吐蕃制度和突厥的关系》中，通过概述吐蕃王朝的行政建制如职官奎本、如本和贡论、囊论，吐蕃的实行的兵民合
一、刑罚的制定等史实，分析出吐蕃建国后陆续制定的各项制度都受到了突厥制度的很大影响，而并非全源于唐制的影响，这也进一步反映了吐蕃与突厥关系的密切；在吐蕃与党项关系研究方面，黄兆宏在《七至九世纪吐蕃与党项关系的论述》中，试论了七至九世纪，随着吐蕃的兴盛和衰落，吐蕃与党项发生了密切关系，这表现在吐蕃与被征服地区党项各部的关系、吐蕃与内迁党项部落，及九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之后，其统治的许多种族部落溶入党项的种族部落之中等方面的关系。张云在《党项、吐蕃关系杂议》中，讨论了西夏的“白高国”与藏文中的“白色董氏”有关，即而介绍了早期藏文史料中关于党项“董氏”的记载。文章指出，党项与吐蕃的关系十分密切，但部族不同，并非吐蕃的本土成分。他们是以“古羌人”为基础发展、融合而成的，存在许多方面的共同特征，并在此后的发展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保宏彪在《试论唐初唐蕃战争对党项羌的影响》中，以唐初唐蕃战争为史实依据，通过分析一部分党项羌收到吐蕃的控制和驱使，一部分不甘吐蕃的统治被迫向唐朝内徙，说明了党项羌与吐蕃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了党项羌的分布和历史进程；在吐蕃与于滇关系研究方面，朗措在《吐蕃与于滇关系考述――于滇和鄯善地区吐蕃部落的族属和特点》中，从于滇地区的吐蕃部落、鄯善地区的吐蕃部落、西域吐蕃的族属和特点等方面，运用史料，以小见大考证了吐蕃与于滇的关系，并且做了探讨分析。杨铭在《唐代吐蕃与于滇的交通路线考》中，考证了公园7-9世纪期间，吐蕃进出塔里木盆地期间，于滇成为其重要的控制区域，人员往来频繁，通过克利雅山口，经过于滇，北至麻扎塔格的路线，成为了主要路线之一。文章在已有的基础上，又对其走向、来往军旅、僧众事件进行了探讨，以交通路线的重要性，揭示了唐代吐蕃与于滇的密切关系。
三、总结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研究成果不断创新，但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第一，整体而言，表现出失重的迹象，多数研究集中在吐蕃和南诏的研究方面，吐蕃与蒙古、突厥等研究相对薄弱；第二，多数研究集中在使用汉文文献上，而对于藏文文献的使用则甚少，造成了史料的缺乏，论证不充足；第三，研究性专题著作出版甚少等等。为解决现有现有现状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以后研究时应该在一下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应当对历史史料进行深入挖掘，将其综合利用，加大原始藏文文献与外文文献的使用，做到论证充实。
其次，在有限的史料基础上，借鉴二重证据法、统计法，等帮助研究者系统地、综合地进行研究。
再次，拓宽吐蕃民族关系研究领域，深化吐蕃民族关系研究的研究主题，拓宽研究思路。尽量避免文章论述的单一性和重复性，从而丰富研究内容。
最后，加强考古发面的发掘，学会运用考古史料来论证观点，避免论证史料单薄的弊端，才能突破现有的研究现状，丰富其学术研究。
以上仅是笔者的个人浅见，由于笔者学术和能力有限，错误和遗漏之处必不可免，不但之处敬请大家学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