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86年848年，敦煌完全处于吐蕃统治下。62年间，敦煌各地举行礼佛祈愿、两国通好、释放唐朝战俘等活动，在敦煌各地执行的各项制度模仿唐朝，敦煌的各级官员也因此接触到唐朝中央政权，使敦煌和唐朝中央政权间保持着一定的交流与联系。
一、敦煌对吐蕃的影响
唐朝时期的敦煌处于丝绸之路上，是古代中国与欧洲、中亚、西域进行商贸活动的交通要道，是河西地区的佛教圣地。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从此唐朝由鼎盛逐渐衰落。日益强盛的吐蕃趁机进攻河西走廊地区，先后攻陷了肃州、甘州、凉州等地。吐蕃赞普亲自率兵围攻敦煌，敦煌百姓和将士顽强抵抗了11年，终于抢尽粮绝，被迫以城降蕃。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吐蕃答应敦煌军民可以继续留在敦煌。敦煌军民保留了很多唐朝的礼俗和文化，唐朝敦煌内地的佛教流传到吐蕃，对吐蕃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吐蕃传统的信仰是苯教，融入了很多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等。唐朝佛教的流传促使吐蕃将天竺佛教、西域小乘佛教和本土苯教结合，形成藏传佛教，确定了佛教在吐蕃的国教地位。
二、敦煌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的通使关系
在吐蕃统治敦煌的62年内，敦煌地区的各级官员和唐朝中央政权保持着一定的交流和联系。
公元820824年，董勃藏在瓜州、敦煌担任军政职务，对唐朝文化典制了解较多。832年，董勃藏率领使团出使唐朝，晋见当时的唐朝皇帝文宗皇帝。
智照是落蕃唐人后裔，在敦煌接受过较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具有极丰富的汉文化修养，精通汉语，又是佛教僧人，在公元847年，智照担任负责唐朝与吐蕃外交联络机密事务的官员。
在吐蕃统治下，敦煌汉人索都督担任最高官员，索都督曾经托付僧人向唐朝文宗皇帝进献绣像，表达归国心切和对故国的思念之情。
三、敦煌社会对唐朝礼俗典制的吸收和保留
吐蕃对敦煌统治时期，为了更好地巩固、维护统治，推行各项制度时大量吸收模仿唐制。吐蕃推行的宗教、经济、军事、法律、职官等制度都吸收大量的唐制。比如赋役制度、僧官制度、市券制度、驿传制度，职官制度中文书官、将头、水官、十将、仓曹、营田官和税务官等的设置，都参照唐制编制。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仍将汉语作为通用语言。吐蕃官府的大部分牒状公文采用汉文，吐蕃官员批示时也用汉文[1]。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还保留了较多的唐朝礼仪。吐蕃吸收、学习唐朝中原汉地的干支纪年法，改造形成十二生肖纪年法，用此方法纪年。唐朝中原汉地的历法对吐蕃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还未在相关资料中发现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使用藏文具注历日，因此推测当时敦煌的民间和官方都使用汉文具注历日。吐蕃统治时期的汉文具注历日中明确记载了正月十二日癸亥实行始耕之礼。始耕之礼是模仿唐朝的藉田之礼。藉田之礼是帝王在正月亲自耕田，奉祀宗庙，意在劝农。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始耕之礼同样有劝农寓意。，祭祀的对象为后稷和神农。唐朝有释奠之礼，于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祭祀孔子。
自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就派遣子弟去唐朝学习汉文化、儒家文化和典章制度。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仍保留传统的释奠之礼，推崇儒家文化，在州县学校的各个孔庙举行祭祀孔子礼仪。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记载当时有国子监和太学。太学源于唐朝，是三学之一，推崇儒学教育。吐蕃国子监是接受儒家教育的教学机构，有可能设在敦煌，窦良骥在当时担任吐蕃国子监博士。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开元寺仍保留唐朝玄宗皇帝的塑像，吐蕃政权利用塑像来安抚敦煌居民。
四、归义军政权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
张议潮是归义军政权的创立者，吐蕃统治时期，唐朝在河西地区仍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从小在敦煌接受了唐朝中原内地文化的教育，加上吐蕃对唐朝典制礼仪的保留，使张议潮形成回归唐朝、驱逐吐蕃的思想[2]。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发生内乱。848年，张议潮趁吐蕃混乱之际，联合当地民众和豪族势力，建立归义军政权，驱逐吐蕃，回归唐朝。
结束语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与唐朝中央政权存在着一定的交流与联系。吐蕃对唐朝的典制、礼俗、文明等一直仰慕，在统治敦煌时期，举行礼佛祈愿、释放唐朝战俘等友好活动，制定的政策也大量模仿唐制，促使敦煌人民对唐朝存有极大的向心力，也就有了848年敦煌人张议潮聚众起义的壮举，归义军政权与唐朝中央政权也是密不可分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