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时，随公主进藏的还有很多杰出的汉族艺术家。这样，也把汉式艺术风格融入了西藏艺术。当时主持大昭寺事务的察巴止奔委托艺术家们根据中原汉族艺术的传统为大昭寺塑造了一些佛像，例如寺内的松赞干布和他两位妃子的塑像以及佛祖释迦牟尼的塑像。
受汉族雕塑艺术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拉萨大昭寺里供奉的四大天王塑像。大昭寺的四大天王像供奉在通向正殿的过道两边，正殿供奉释加牟尼像。据说塑造四大天王的塑像所用的胶泥和建桑耶寺所用的胶泥是完全一样的，就四大天王塑像本身从各方面来说也和汉族雕塑家在内地塑制的佛像几乎完全一样。
后藏江孜的却伦措巴寺所藏的最著名的圣物是两面战旗。人们传说当年王子穆尼赞普（或穆赤赞普）取道雅姆塘前往康区作战的时候，他持有一面战旗，上面绘有护法神朗斯赛钦和八位伴神骑士的画像，这面旗子就是著名的朗斯姜域玛旗。另一位护法神是朗托斯，穆尼赞普可以化作朗托斯的化身。他命令艺术家在一面旗子上画上他的“化身”朗托斯，这面旗子就是朗斯姜产玛旗。意思是：旗面上用八位伴神骑士和各种姿势的武士衬托描绘护法神朗托斯，绘画方法则是采用汉式流派的手法②。
1、雕塑绘画艺术
敦煌石窟的开凿，是书写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最辉煌的一笔。它与吐蕃有密切关系。敦煌石窟艺术，从前秦起至吐蕃占领沙州之前，不断发展。占领沙州的吐蕃赞普均崇信佛教，因此沙州寺院经济得以空前发展，佛教也渗入沙州地区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敦煌石窟艺术不仅幸免于战祸，而且有了新的重大发展。正是在吐蕃占领沙州期间，敦煌又开凿了四十六个洞窟，而在艺术成就上，其壁画塑像在精致细腻方面，是盛唐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笔墨精湛、线描造型的准确生动，应是唐代艺术的深化。许多石窟艺术还反映了民族的特色，既有唐风，又有藏族特色，许多吐蕃装束的供养人物形象出现在壁画之中，有的壁画直接以吐蕃赞普为中心，如《吐蕃赞普礼佛图》。另外，159窟的《文殊变》、《普贤变》及《维摩诰变》等壁画，帐下听法的诸王子是以吐蕃赞普领先的。总之，在吐蕃近百年统治下的敦煌石窟艺术得以保存并有重大发展，这不能不归功于吐蕃人民。敦煌石窟艺术是无数汉藏劳动人民和艺匠的合作结晶，其间也有其它民族的心血。当然，不难想象，如此繁重浩大的艺术工程给汉藏人民所带来的沉重负担①。
“……至少是在墀松德赞统治之前的那段时期，桑耶寺、昌珠寺和耶巴寺的钟都仿造了中国的式样，他们可能是由生活在西藏的汉族工匠铸造的，因为钟上的铭文是藏文的，在阿里扎仓有一座佛塔，它无疑可以被确认为唐代佛干塔，有可能它是从中亚传入的，还有一幅来自中亚的唐卡，上面画着几个菩提萨垂，每一个菩提萨垂都有一个用汉文书写的名字。”②
杜齐在前藏山南琼结吐蕃赞普王蕃群考察后说：
HE黎吉生刊载了一张石狮像的照片，……这尊石像来自仁波切的墓地，无疑是仿照中国式样雕刻的，我们还见到了一只石雕乌龟，它来自一坐古墓……这种只乌龟雕刻艺术也体现出中国石雕艺术的启迪……我也注意到了桑耶寺西寺的庭院中有一只安放在龙嘴型笕嘴下面的石乌龟。这只乌龟为中国唐代样式，可能是从某个建筑物中移过来的，石碑上常常有一个四角向内折折的中国式塔形碑顶，通常在顶尖上还有圆形或近似圆形的珠子。③
普努沟墓地出土的铜、铁质带扣，据霍巍教授分析，是一种具有一定时代特点的器物，在拉萨澎波农场吐蕃墓地也有出土。普努沟墓地的铁带扣扣环为扁圆形，扣舌较长，以扣舌的后侧带轴“这种类型的带扣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时代从东汉一直延续到辽、金时期”。该墓地的铜带扣“扣环为椭圆形，扣舌为长条形，以扣环的一侧为抽，后接一牌饰形的扣身，此类带扣的流行时代亦为汉至唐代，在我国中原和北方地区都有发现”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