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文历法
据藏文史书载，吐蕃很早就特别重视历算，为建立本民族的历算体系，首先吸取汉地的历算方法。《五部遗教》说：“历算之术实由汉地传入，系那囊氏萨拉君译汉为藏文者”④。《红史》记载说：“其时（指囊日松赞时）从汉地得到历算与药物”⑤。成书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不仅指出朗日伦赞时期，由汉地传入历算“六十甲子”，而且明确地说“这是最早的历算”。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的松赞干布，又“自东方汉地及弭药获得工艺及历算之书。”⑥随着松赞干布与唐文成主的联姻，汉地的历算与卜算方法也陆续传入。据《汉藏文书》载：松赞干布认为“作为使世人消除疑虑愚昧的办法，若能将印度和汉地的历算在吐蕃推广，对社稷必定有益。”遂选派察达丹、朗措多勒、恰迦冬衮、达米达卡赴唐朝学习。并要求他们说：“你等前往汉地，学习有益于吐蕃之经典文籍……再者，生死之卜算、年月四时之法，因这些属于汉地，故此你等应向学者学习之。”此四人抵汉地后，随即向一位汉地精通历法的学者贾墀摩诃衍学习。贾墀摩诃衍者将三部中型手卷之历算书籍赠给四位吐蕃人，此三部书是：《明灯续》、《无上大无畏》及《天地寻踪》。这些吐蕃学生学会生死卜算及年月四时之区分法后，返回吐蕃。松赞干布又让他们将所了解的一切有关五行图表及历算之学问均译成藏文。
在文成公主带入汉地历算和松赞干布派人赴唐学习历算之前，汉地历算在吐蕃的传承是这样的，据载，最初是一位名叫帕巴强贝的人，他将汉地历算讲授给拉仓巴，以后此人又传给斯贝拉莫南杰玛，后人又依次相传：拉旺德珠吉杰布、鲁嘎波昌斯赛加、嘉达波切、航嘎、嘉多日及贾墀摩诃衍，而此贾墀摩诃衍正是松赞干时期向查达甸等吐蕃人传授历算的汉地学者。他所教的四位吐蕃人后来被誉为“吐蕃四学者”，其中恰嘎冬衮也有传承，其世系被称为嘎仁益西杰波仓，在汉地历算方面，这一世系特别精通“地学”①，所谓“地学”可能是勘舆之学。
关于汉地历算，以恰嘎冬衮最为精通，在四人献出他们所译的汉地历算样书之后，查达甸（又作芝达甸）曾对此做了详述，但恰嘎冬衮反驳查达甸的解释，此后朗措多勒又做了讲解，而恰嘎冬衮又找出朗措多勒的错误，并向赞普做了补述。他因亲自讲解，并将所讲的（历算）内容分成“三历算门”，因此被誉为学者，从而受到所有吐蕃王臣的敬重。恰嘎冬衮不仅本人精通汉地历算，而他的儿子恰嘎嘉措也精于此，由此恰嘎子孙世代担任了赞普的御前占卜历算师。达米达卡是仅次于恰嘎冬衮的历算家，他曾赞扬查达甸说：“查达甸君，唯您学得”八卦占卜之术，并可做其它生死卜算，遂使（此术）得以存在不失②。从上述记载看，松赞干布时从汉地学习了“区分年月四时之法”、生死卜算和八卦占卜，这些藏文总称之为汉地历算，简称之为“纳孜”。经过松赞干布的推动，从此“在吐蕃开始宏传汉地历算”③。
该时期，有一位名叫丁作的著名汉族学者曾两次来到吐蕃，传播内地的天文历算知识，第一次把内地算学译成藏文，第二次带去内地冬至夏至算法，翻译、撰写天文历算著作，考察吐蕃天象气候，培养吐蕃天文人才。此人在藏文文献中称为班智达钦体里，或叫土华那波。他与吐蕃藏族学者合作翻译了算学和五行算法，并着有《冬夏至图表》和《五行珍宝·密精明灯》、《珍宝明灯》等藏文著作，保存流传至今。另有《星算琉璃卷》《经典中心之意》《解释太阳之光》三部已失传。与其合作过的汉地和尚有马哈亚那（摩诃衍）、马哈惹乍帝瓦、比其赞巴希拉和藏人康巴·查吴、琼布·唐波、朗措车亚、藏玉谢、摩雷侃、加玉桑等。丁作为准确预报青藏高原各地不同的季节情况，曾赴各地实际观察。书中记载：“门域三域，秋季是秋春亦秋；藏北康区八地，冬季是冬夏亦冬。”
到了赤松德赞时期，也曾派遣朗措东亚等4名青年奔赴内地，向塔提里学习算学经典。因此，土观活佛在其所撰之《诸派源流及教义善说晶镜史》中指出：“西藏历算实自汉族传入，不用印度之地、水、火、风、空等五大，而用木、火、土、金、水等五行。”
2、五行算与星算术
在汉地历算方面，还有五种“大续”在吐蕃流传，即《集诸根木续》、《神灯火续》、《隐藏幻轮土续》、《黑犀铁续》及《甘露瓶水续》等。其它还有一些奇异的小续及论典秘诀等等④。上述所谓“五续”，看来很可能是关于金（铁）、木、水、火、土的五行算。
关于五行算，又称汉地五行图经，文成公主就曾将此种方法传入吐蕃⑤。当时这类历算图书带进吐蕃约300部⑥。
历算和占卜术分属两种不同的领域，前者主要指天文历法和算学，后者则是以占卦等推断吉凶祸福的迷信方式。这些在唐代吐蕃碑铭文书及敦煌藏文文献中都有所反映。
占卜术或星算术，这些与八卦有关，也与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之说有联系。敦煌藏文文献中就有土命、金命、“金火不合、木火不合”及“土水相遇可合”⑦
等等记载，这种情况与汉地占卜术则有共同之处。
勘舆方法也与上述有关，有时不称这种方法为“汉地五行算”⑧，也就是汉地的所谓“看风水”。藏史中多处记载，文成公主精于此术，并传金城公主亦然；不仅文成公主勘定大、小昭寺寺址，桑耶寺的寺址也是汉地占卜者勘定的①。勘舆的“四象”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吐蕃时也已采用，敦煌藏文文献就记载了这“四象”名称②。《五部遗教》中的《神鬼遗教》，对此有详细叙述③。
关于汉地巫文化中占卜术对吐蕃的影响，麦克唐纳夫人对此作了详细缜密的考证，她说：
托玛斯先生在《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民间文学》第3篇著作第150-153页中作了一组统计，并且同伯和敦煌藏文写卷第1055和1056号进行了比较。在所有这些写本中，神是以汉人钱币——铜钱施行神力的。据其跋文来看，它的标题应该是《十二枚铜币占卜法》。神灵明显是根据从对十二枚带字铜币的反面而不是正面研究预兆的。铜币既可以由他投掷，也可以由求卜者抛出。正文之前五行的前言，如同跋文一样，前言中也把这种占卜方法归于孔子，但却把撰写该文书的功德归于孔子的弟子之一。此人的身份实在令人惊讶，“在第一个时代，孔子具有魔力的儿子总结了许多占卜文书，并且笔录成书”。孔夫子这位具有思想的儿子在下一个句子中是这样讲的：“具有魔力的国王李三郎在其坐骑之上写下这一占卜”④。
因此，这一手册可能是由一位唐朝皇帝所写。因为据822年的唐蕃会盟碑东侧第26行的碑文记载，“三郎”是唐玄宗（713——756年执政）别名，在大事年表第9节的一首歌谣中，“三郎”一名确实是指唐玄宗皇帝的。⑤
据晚期文献记载，吐蕃人把唐朝文成公主的“父亲”称为“孔子神幻之王”。例如，《拔协》一书在第2页中就宣称，松赞（干布）“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与唐朝皇帝孔子神幻之王具有联姻关系。后者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其女称为公主⑥。因为唐朝皇帝拥有360幅占卜星相表，所以人称之为唐朝占卜之王。”巴俄祖拉陈瓦在《贤者喜宴》第7卷第28页中也具体指出，唐朝皇帝被称为“唐太宗”或“孔子神幻之王”。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卷第127号1，第1-17行中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地支十二年吉凶预兆的情况，从鼠年一直到猪年。对于古代来说，墀松德赞和赛那来的诏令说明，圆梦术和通过卦而进行的占卜甚至在政府一级也出现了。它可以在王国的政治中引起明显的变化，或者是导致一些重要决策。诏令中似乎是证明存在有一大群附属于宫廷或政府的占卜专家队伍。
在吐蕃禁废修习佛教之诏令颁布之后又发现一系列令人莫名奇妙和不祥的现象。政府负责人当时就请教诸神有关天灾的起源和挽救办法的问题。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宣称：“因为在吐蕃到处都把由唐朝请来的神像埋在地下，所以唐朝的神都大动肝火了。卦中指出，如果把（佛陀的塑像）搬到靠近印度的芒城，那就会变得吉祥起来，因为汉地神的先祖是起源于印度的”。在释读第1287号写卷第4节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任命一位将军主持军务要在进入战争时进行，这一事实已由汉籍《唐书》①而得到证实，该书记载说：“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②。
3、算学及九九表
在算学方面，有据可查的是汉地九九表对吐蕃算学的影响。在出土的《敦煌吐蕃文书选集》第一辑中，收录有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卷P、T1256号中一篇用藏文音译汉字的乘法九九表。原文为藏文横书，共8行。它的次序是从“九九八一”开始，到“一一如一”终结，与现今汉族惯用的口诀次序相反，但与现在部分藏区民间的记法相同。当代学者华侃根据文字形体及拼写法等特征研究后认为，该表属8世纪中叶或更晚时吐蕃的手卷。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藏族数法中乘法九九表与汉族九九表存在着内在的渊源关系，又有自身的特点。
④ 《五部遗教》Kha卷，第60页。
⑤ 《红史》，民族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第35页。
⑥ 《贤者喜宴》第七卷，第17页下。
① 《汉藏文书》不丹影印本，上册，第118页下。
② 《汉藏文书》不丹影印本，上册，第117页下至118页。
③ 《汉藏文书》不丹影印本，上册，第117页下至118页。
② 同上，伯字1288号。另见藏文《大藏经》卷144，《语合二章》。
③ 拉萨大招寺长庆会盟碑，东侧碑文。
④ 《汉藏文书》上册，第119页上。
⑤ 《西藏王臣记》第41页，排印本。
⑥ 《松赞干布遗训》，第149页上。
⑧ 《白琉璃》第12页上。
① 《贤者喜宴》第7卷，第91页上。
② 《敦煌藏文文选》第1册，伯字454号。
③ 《神鬼遗教》第1卷，第46页上至46页上。
④ 见印度事务部图书院所藏敦煌藏文学卷第742号，第1行。
⑥ 《拔协》第2项、第8行。
① 应为《旧唐书》卷196上，麦克唐纳夫人误作《唐书》——译者。
② 麦克唐纳著，耽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