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1年，之所以被誉为贞观之治，最根本的是坚持依法治国。李世民顶层设计、修订完善《贞观律》，同时编定令、式、格，建立了完备的法规体系，律令天下；后狠抓“关键少数”，落实法制。初唐社会，从被称为“天可汗”的皇帝到皇亲贵戚，从位极人臣的高官到最底层的胥吏，从太子党到官二代，从豪强权贵到升斗小民，皆以低调做人、谨慎敬业为荣，不敢以身试法。官风带动民风，民风带动世风。整个社会正气充盈，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人们，和睦相处，终成后代华夏子孙梦想穿越的大唐盛世。
一、修法立规，律令天下
李世民自幼树立“匡定家国”大志，熟读史书，有鉴于秦、隋二世而亡教训，感叹道：“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他继位后，在贞观初年正月就着手修订完善法律法规，奠定依法治国根基。
首先，走“群众路线”，展开一场立国、立政、立法关系大讨论，确立立法指导思想。
历朝历代，立法宽与严，都是朝野上下争论的焦点。为集思广益，明辨是非，李世民在贞观初年开展一场群臣大讨论。破旧立新之际，争论自然也很激烈。在隋为官亲眼看到朝政渐腐终至溃败的封德彝，时任尚书右仆射，在这次大讨论中，主张威刑严法，以肃天下；而魏铡⒎啃龄等人，则明确主张慎刑宽法，指出：“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一代明君李世民审时度势，对魏铡⒎啃龄二位重臣的建议，“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甚”。这次大讨论，不仅统一了群臣思想，确立了“仁本刑末”、“礼法合一”的立法指导思想，且在儒林士族和戎狄等外族中，引起广泛敬重和好评。后来，唐太宗曾回忆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致华夏安宁，远戎宾服。”
其次，重视法律条文的“划一”，反复强调“用法务在宽简”的立法原则。
在修订法律时，一代英主确定了法律条文“划一”的原则，是为了防止司法官员利用法律条文的漏洞来营私舞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可以说，确保法律条文的稳定性，目的还是从最坏处做预案，让奸诈之徒无可趁之机，防止作奸犯科，保证法律的公正性。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再次对臣下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他进而指出其后果，则是“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若违，吏得以为奸”。随后，他还反复叮咛说：“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其言谆谆，其语切切，是为了确保法律虽百疏而无一漏，不会被宵小之徒钻空子。当然，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时，李世民也允许对法律条文做适当的修订。纵观整个唐代，《贞观律》修订完善定型后，后世虽有数次修改，但幅度均很小。
至于要求立法之宽简，李世民在制定法律法规之初、中途以及即将完稿时，也是多次反复强调。早在贞观初年，他就对臣下强调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其本意，自然是敬畏生命，体恤百姓，以民为本。随后，还用比喻来形象说明为何立法要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看得出，一代英主对司法官员审案宁左勿右之心态，何其熟悉！他要求立法宽简，一个重要原因，还有防止急功近利的官员为了政绩，不惜严刑审判造成冤狱的因素。
正是本着立法宽简的原则，修订颁布的《贞观律》和号称宽简的隋代《开皇律》相比较，慎刑之处很多：“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即废除了砍头的死刑条目多达九十二条。整个《贞观律》中的死刑，“比古死刑，殆减其半”。至于“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记”。可见，李世民立法之宽简的原则，在《贞观律》中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
第三，不仅修订《贞观律》，还编定令、式、格，建立健全了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
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在开始编修《贞观律》的同时，还编修《贞观令》《贞观式》《贞观格》。《新唐书・刑法志》说：“令者……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可以看出，令、式、格，从国家基本制度、机构设置、官吏职责，到行政程序、公文递送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和律一样，成为唐朝法规的四种基本形式，相互配合与补充，构成了完备法律体系。
《贞观律》从贞观元年开始修订，历经十年始成，共有十二篇，五百条，于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在全国颁发执行，后世称其为《唐律》。此外还编定颁布《贞观令》三十卷，《贞观式》二十卷，《贞观格》十八卷。
《贞观律》及同时编定令、式、格，编定颁布实施，不仅为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奠定坚实基础，且为形成大唐盛世的助推器；更是标志着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华法制文明走向成熟，近1300年来，被誉为“中华法系”。
二、率先垂范，抓“关键少数”
作为一代英主，李世民幼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在民间，隋末起事后不仅带兵打过仗，且在唐立国时任秦王和尚书令，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矛盾尖锐化，皇亲贵戚、豪强世族和老臣新贵之间各种利益纠结错综复杂的局面，有着清醒认识。他切身意识到一分法律、九分落实，要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就要抓实再抓实。
首先，率先垂范，抓住皇亲贵戚、豪强世族这些“关键少数”，确保依法治国顺利推行。
唐太宗注重带头守法，并不时反思，提醒自己，克制自己的感情，避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取代法律。他说：“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他认为，皇帝如果守法，则群臣就会效法。而如果生杀任凭喜怒，无辜者冤死，最终将导致天下大乱，国家败亡。贞观四年（630年），太宗发现自己所颁诏敕与律令相违时，指示臣下对此类诏敕不得顺旨施行，必须上奏，另作定夺。后来，还在《唐律》第486条明文规定：“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也就是说，皇帝发布敕令判案定罪，以及临时的处置，不能成为常法，更不能成为后面判案的根据。如果援引敕令判案，造成过重或者过轻，以故意过失论处。这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法大于权，不能用皇帝的敕令来改变法律规定。 在贞观十一年（637年），恰是《贞观律》颁布那一年，李世民的堂弟李道宗，便因贪赃入狱。此人曾追随秦王李世民，屡建奇功，且在贞观年间为守边名将，多次大败突厥军，还为西灭吐谷浑立下功劳，功勋堪比汉朝卫青和霍去病。再说其人儒雅好德，颇为好学，敬慕贤士，从不以势凌人。在唐初宗室之中，只有他和河间郡王李孝恭最受时人的称赞。李道宗自然也颇受李世民器重，后辗转官拜大理卿、刑部尚书、礼部尚书，位尊副国级。可就是对这个功高德昭的至亲，唐太宗也不网开一面，坚决依法判决。他十分痛心惋惜地说：“朕拥有四海之富，士马如林，如使车辙之迹周遍天下，游观而不止息，采取绝域之奇玩，海外之珍馐，难道不能得到吗？只因劳累民众而自我作乐，因而不为。人心不知满足，应当以义加以节制。如今道宗已封王爵，禀赐甚多而贪求不止，岂不令人鄙弃！”于是罢免李道宗的官职，削其封邑，仅仅以郡王身份归家。有鉴于此教训，就在此年，唐太宗将魏盏慕ㄒ椤鞍淳俨环ǎ震肃权豪”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制定了一些约束皇亲贵戚权、贵豪强恣意横行收受贿赂的律文，纳入颁行《唐律》：“因官人之威，挟持形势，及乡闾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财物者，累倍所乞之财，坐赃论减一等。”即各级官员和各地豪强权贵，索贿受贿，以坐赃论罪，所受财物加倍罚没入国库，且为官的降官级一级，王公所享受待遇降一个等级。此处罚可谓不能不说不重，不仅对皇亲贵戚和各级官员产生很强的威慑力，且在豪强世族中产生巨大影响。
对不奉公守法、胡作非为的龙子龙孙，李世民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将谋反的太子李承乾废掉。后来将常常无理殴打其分封地县令、任意践踏庄稼不顾农时田猎第六子李郑依然按照法律处置，食邑减半，并贬至偏远贫瘠之地。他常以此为例教训其他几个儿子。
全面推行依法治国10多年后，收到显著成效，出现了“制驭王公、妃子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的局面。即分封各地为王的龙子龙孙这些太子党和王公大臣、皇亲贵戚的子弟，权贵豪强这些富一代富二代，都畏惧法律低调低调再低调，不敢仗势欺人，为非作歹。
第二，依法治吏，有令必行，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营造清正廉洁的官场氛围。
依法治吏，营造清正官场氛围，是实现大唐盛世的关键。李世民多次强调：官吏违法犯罪，不能有所姑息，“应断于律”。即按照《贞观律》有关条款予以处罚。《贞观律》中的《职官令》和《职制》，对政府机构、官员的设置和配备，作了明确规定，违反的就要进行惩处。《职制》五十九条，是关于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法律条文，后世编的《唐律疏议》解释篇名的含义说：“言职司法制，备在此篇。”该条列有：置官过限及不应置而置、贡举非其人、上书奏事误等罪名。对“置官过限”的处罚规定是：“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这在那个年代，可是比较重的处罚，足以让对超编负有责任的官员身败名裂！也避免了精简机构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还膨胀”的怪圈。如此从最坏处着想釜底抽薪追究到一把手的防范举措，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使朝廷不失信于民，达到治世。《职制》还对各级官员以及吏佐的职责以及奖惩等，规定十分详细明确。如：刺史、县令非因公事不得擅自离开为官管辖的地区，私自出界就是犯罪。这就不仅杜绝了“走读”官员之懒政惰政，且避免了官员拜山头、拉山头，形成帮派势力，尾大不掉，威胁朝廷的怪圈。同时，对于行政官吏的非职务性犯罪，职制律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为避免政法官员急功近利、刑讯逼供，造成冤狱冤案或办人情案，《贞观律》还对断案审讯等作了具体规定，凡断狱允当者，予以奖励，而违法的要受到处分。太宗曾下诏，“罪人不得鞭背”，以免造成死亡。审讯“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处“杖六十”的处分。此外，还规定对法官滥用酷刑、拷掠致死者，要依法惩处，等等。
为了杜绝官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保护忠诚正直的官员，《贞观律》还有“诬告反坐”的条文。早在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对臣下说：“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他举例说，辅助杨坚成就霸业建立隋朝的高颖，后还协助隋文帝处理朝政20余年，天下才安宁。但是，杨坚居然听信妇人之言，将高颖排斥，后来竟然被隋炀帝所杀，“刑政由是坏”。唐太宗以此为教训，为杜绝“谗佞之徒”，以除“国之蟊贼”，保护正直官员为国尽忠没有后顾之忧，坚决将“诬告反坐”入法。
第三，对官方及民间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等方面都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净化社会风气。
《贞观律》以及后世《唐律疏议》，不仅规范国家的兵役制度、土地制度等，还对官方以及民间的祭祀活动、婚姻制度、养老制度乃至政府对市场监管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唐代祭祀活动很多，不仅天、地、宗庙、社稷，要按期祭祀，且日月、星辰、名山大川，都要祭祀。《贞观律》以及《唐律疏议》中规定，大凡各种祭祀活动，都有一套严谨的程序，不仅事先要申请，到时参加人员要斋戒，且祭祀还按规模分大、中、小三等，规格各不相同。负责祭祀的官员，都要按程序和规格行事，否则便是犯罪。后世学人在疏议序里注：“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乘之则过，除之即不及，过与不及，其失均矣。”
对于管理商业市场，《唐律》专门有一条规定了“市令”的职责；《杂律》还对加工出售伪劣商品的有一条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屑，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律文明确了对出售粗制滥造商品的制造者、销售者都要惩罚。
李世民强调“以孝治天下”，其核心是老有所养。《贞观律》以及《唐律疏议》规定了一系列措施尊老养老，引导匡正社会风气。如皇帝的“赐杖”，是包括物质待遇的，或者给老人授官职，仅仅享受待遇，并不履行责任。赋役制度中规定，家有年龄80岁的老人，国家给“侍丁”一人；90岁，则给侍丁二人；百岁则给侍丁三人。拥有侍丁身份，则不用再为国家服兵役和徭役。为了防止儿孙分家单过不赡养健在的父母老人，法律不仅严厉禁止，政府还发布命令：如果一家之内有十丁，其中两丁放免“征行赋役”，如果有五丁，则放免一丁。这样，平民百姓为了享受国家政策利益就会“同籍共居”，社会风气渐渐好转。 三、加强监督，促司法公正
从终极意义上说，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之关键。李世民曾任尚书令，深切体会到作为权力高度集中的不足和危害，言谈话语决策行事，常常产生偏颇和失误，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故顶层设计，发挥精良团队作用，确保司法公正。
首先，选用清正刚直的顶尖专业人才，确保司法公正。
李世民特别看重官员正直忠诚的品德。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大理少卿（审判机关大理寺的副长官）位置空缺出来，唐太宗说：“大理，人命所系。戴胄为官清直，正是担当这个职务的人。”此人原为隋朝的小吏，以“明习律令，尤晓文簿（善于处理公文）”著称。后来在武牢关战役中被唐军俘虏。李世民很重视这个人才，把他召到自己的秦王府里当“士曹参军”（负责人事的辅佐官职）。可是戴胄上任大理寺少卿不久，就和李世民产生了激烈冲突。原来，唐朝允许前隋朝官员可以到朝廷吏部来参加选官，参照隋朝时的官职品级，授予官职。料想不到，居然有很多前朝官员伪造履历，提高自己在隋朝时的官职品级。唐太宗为此很恼火，下诏规定：已经通过伪造履历获得官职的官员都必须自首；不自首而被揭发出来的，要处死刑。正好有个温州司户参军（州政府中负责财政事务的官员）柳雄被人揭发是伪造了隋朝任职的品级，唐太宗特意下诏要柳雄自首，明确说再不自首的，就处死刑。可柳雄还存一丝侥幸，仍然坚决不承认。唐太宗把柳雄交给大理寺去审问，几次审下来，柳雄承认自己确实伪造了履历。戴胄去向唐太宗汇报，说是已经查明柳雄的罪状，按照法律，应该判处徒刑。唐太宗大怒，说：“我已经判处好了，只应死刑！”几经辩论，唐太宗被他的话所感动，最终还是接受了戴胄的意见，并且向群臣宣告：“戴胄能够为我这样严守法律，难道还会有冤死的人吗？”
正是所用得人，戴胄任职后，在审理案件中，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既不办人情案枉法，也不急功近利苛法。对唐太宗驳回之案件，他依然秉性不改，在朝廷上敢于冒犯龙颜谏争，坚称依法判决。每逢争论，戴胄都详细条分缕析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并且严密推论，越是激烈，越是言若泉涌。唐太宗也愈发对他放心，更为敬重。
其次，推行“三法司”制，建立相互制约、互相监督司法体系。
李世民告诫官员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一代英主明晰人性的弱点，审时度势，充分发挥精良团队作用，顶层设计，架构相互制约、互相监督机制，落实依法治国。
在唐代，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又称“三法司”，分别负责行使审判、复核和监察等项司法职能。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发现可疑的案件，被判处徒流以下的，则驳令原机关重审，或进行复判；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则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
“三法司”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同时又互相监督，彼此制约，有利于司法效能的充分发挥和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一旦遇到全国性的重大疑难案件，则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和御史台御史共同审理。这种由“三法司”主要长官会审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称作“三司推事”。地方若有重大疑难案件不能审断，但又不便移送中央的，则由中央派“三司使”，即“三法司”的官员前往当地审理，称为“小三司推事”。在地方，司法审级与地方行政区划一致，分为州、县两级，司法事务的管理仍沿袭旧制，由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州有刺史，县有县令，京都长安设置京兆府，分别负责审理本辖区的刑、民案件。
正是建立“三法司”制，各级司法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急功近利苛法和贪赃枉法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第三，加强教育，建立常态化巡察制度，做到赏罚分明。
贞观四年（630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此言可谓洞悉为官做宰者的致命之处，李世民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十个监察区划。根据需要，中央可以随时派官到各道巡察，考察地方官员的善恶，并根据其政绩加以谪升。
李世民“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他本人还常对各级司法机关判决囚犯的情况进行审录，以防冤狱。这如其所言：“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
经过全力推行依法治国，贞观之治终于形成，“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大唐帝国成为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他们慕名漂洋过海翻山越岭而来，在亲眼看到大唐帝国高度文明和繁荣之后，认为自己的国家犹如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好多人就不想回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卡林顿・古德里奇在《中国人简史》中感叹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更有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国，敬仰大唐高度文明，派留学生学习大唐的法律制度和治理模式，甚至在朝为官见习历练，后将大唐法律文明学习传回借鉴治理他们的国家，促进了东亚文明。
近1300年来，《贞观律》及同时编定令、式、格，不愧被誉为“中华法系”，和罗马法、拿破仑民法典鼎立，成为三部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法典，其治理模式，至今受到世界各国学者尊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