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前期关于唐诗分期的论述，主要以高与台阁文人为代表。洪武间高编选《唐诗品汇》，形成“四唐九品”之分期，在“世变论”与“体裁论”结合下注重唐诗之文学考察；永乐末高在《唐诗品汇》基础上删减成《唐诗正声》一书，已多以“性情之正”为标准选诗，其诗学思想与台阁文人渐趋一致。永乐至成化间台阁文人之唐诗分期多曲解杨士弘《唐音》之三分法，分期更多是依据“世变论”。高与台阁文人虽同尊盛唐，但又有区别，前者多推崇盛唐之古诗，而后者更尊尚盛唐之律诗。台阁诗学思想下的唐诗分期与宗尚存在诸多矛盾，在为何尊唐、为何尊杜等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显示出其理论的局限性。
关键词：高；台阁诗学；唐诗分期；唐诗宗尚；明前期
作者简介：汤志波，男，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从事明代文学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6-0108-08
唐诗有其自身发展演变过程，对唐诗分期区别之意识自然随之产生，这在唐诗选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早在天宝间殷[编辑《河岳英灵集》就曾说：“武德初，（齐梁）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1]（P1）其对初、盛唐诗歌演变的阐释，已具有分期之意，并直言推崇开元诗歌。宋末严羽《沧浪诗话》之《诗辨》、《诗体》篇相互阐发，将唐诗分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五期。元末杨士弘《唐音》卷前设“《唐音》姓氏并序”，共列175位诗人，以世次分类，将唐诗分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期。明前期在宗唐尤其是宗盛唐的大背景下，对唐诗分期自然更加重视。洪武间高编选《唐诗品汇》，确立了“四唐九品”的唐诗分期，我们熟知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分法即由此而出。1但《唐诗品汇》在永乐至成化间影响较小，此间占据主流文坛的台阁文人更多是附会杨士弘《唐音》中“始音”、“正音”、“遗响”三分法，将《唐诗品汇》中“体裁论”与“世变论”相结合的分期方法变成单一的“世变论”。本文梳理对比高与台阁文人唐诗分期论之异同，对认识明前期诗学思想尤其是台阁诗学之演变过程有重要意义。
一、高《唐诗品汇》之“四唐九品”分期
高（1350―1423），字彦恢，号漫士，入仕更名廷礼，“闽中十才子”之一。永乐元年（1403）以布衣召为翰林待诏，升典籍。高历时十年之久，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编纂完成《唐诗品汇》九十卷，洪武三十一年（1398）又完成《唐诗拾遗》十卷附于后，凑成百卷《唐诗品汇》。总计收诗五千八百余首，按五七言古诗、绝句、律诗、排律分类编排，时人赞曰“众体兼备，始终该博”、“大全而无憾”。1《唐诗品汇》不仅是规模空前的唐诗选本，亦是高唐诗史观之直接体现。高将唐诗分为初唐（贞观、永徽）、盛唐（开元、天宝）、中唐（大历、贞元）、晚唐（元和、开成以后）四期，四唐下又列九品，初唐下设“正始”品，称“初唐之始制”，盛唐下设“正宗”、“大家”、“名家”、“羽翼”四品，构建盛唐诗之各个层次，中唐设“接武”品，为“中唐之再盛”，晚唐设“正变”、“余响”品，为“晚唐之变”、“晚唐变态之极”，又不拘世次设“有姓氏无字里世次可考者”及佛道闺秀诗为“旁流”，这样通过“四唐九品”分期构筑起完整的唐诗发展史。高选唐诗以盛唐为正，晚唐为变，故自言选诗“详于盛唐，次则初唐、中唐，其晚唐则略矣”。高对唐诗的评价及分期依据，是将“世变论”与“体裁论”相结合，世道升降分期下兼及文学层面的考察。
高在《唐诗品汇・总叙》中表示：“唐诗之偈，弗传久矣；唐诗之道，或时以明。诚使吟咏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云。”以时之盛衰辩诗之高下，将世道的升降作为诗歌优劣评价及分期的重要依据，不可不谓是典型的“世变论”。具体体裁分而论之，其世道升降的分期依据更为明晰。以五言古诗为例，论“正始”云：“唐氏勃兴，文运丕溢。……明良满庭，赓歌赞治，若夫世南属和，匡君以正；魏征终篇，约君以礼。辞之忠厚，岂曰文为？”唐朝创建伊始，贤明之君、忠良之臣充溢朝廷，互相唱和之作均与朝廷政务有关，故不尚文辞，是唐诗兴盛之滥觞。盛唐之诗，有陈子昂、李白之“正宗”，杜甫之“大家”，孟浩然、王维等“名家”，崔颢等“羽翼”，彬彬然盛极一时。论“羽翼”曰：“太白、浩然、储、王、常、李、高、岑数公已褐于前，他如崔颢、薛据、张谓、王季友诸人，皆李、杜当时所称许，相与发明斯道，赓歌鼓舞，以鸣乎盛世之音矣。”但天宝十二年（753）爆发“安史之乱”，唐朝由盛入衰，唐诗亦随之转变，论“接武”云：“天宝丧乱，光岳气分，风概不完，文体始变。”指出诗歌风格之变是由“天宝丧乱”所致。诗风转变，就存在“正变”之分：“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骋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怀》数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此正中之变也。东野之少怀耿介，龌龊困穷，晚擢巍科，竟沦一尉，其诗穷而有理，苦调凄凉一发于胸中而无吝色，如古乐府等篇，讽咏久之，足有余悲，此变中之正也。”“正变”即“变”中不失为“正”者，韩愈、孟郊之诗即为“正变”的代表。具体而论，二人又有不同，韩诗有建安风骨，但不类新乐府，是“正中之变”；孟诗穷而有理，声调悲凉，是“变中之正”，较韩愈更下一筹。论“余响”则称：“开成后，马戴、陈陶、刘驾、李群玉辈，黾勉气格，尚欲贾前人之余勇，又如司马礼、于濉⑸圳酥属，研精覃思，不过历郊、岛之藩翰耳。虽然，时有废兴，道有隆替，文章与时高下、与代终始，向之君子，岂可泯然其不称乎？”高将开成后马戴以下十七人列为“余响”，认为其诗可取之处不多，不过是孟郊、贾岛之下属罢了，但为昭彰“文章与时高下”，显示晚唐之衰，故将其列入。 政治世变论下的唐诗分期，实沿袭宋元以来理学家之传统诗学观，并无多少新意。高《唐诗品汇》之“四唐九品”分期能广为后人所接受，主要是在政治分期观念基础上关注文学层面之诗歌声律、兴象等，以弥补政治世道标准分期之不足，使唐诗的分期更符合文学标准。高在其纲领性《总叙》中说：“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w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各体唐诗均有其兴盛衰落的发展过程，并非仅仅是初、盛、中、晚这么简单，高亦注重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四个角度考察诗歌之优劣高下。具体到各体裁言之，如论五古之“正宗”云：“诗至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李翰林天才纵逸，轶荡人群，上薄曹、刘，下凌沈、鲍，其乐府古调若使储光羲、王昌龄失步，高适、岑参绝倒，况其下乎？”开元、天宝诗之所以能列入“盛唐”，除盛唐之政治盛世外，更重要的是诗歌“神秀、声律粲然大备”，这不仅是由政治盛世造成，更与诗人独特的创作风格有关。再如论七古之“名家”曰：“若夫张惶气势、陟顿始终，综核乎古今，博大其文辞，则李、杜尚矣！至于沉郁顿挫、抑扬悲壮、法度森严、神情俱诣、一味妙悟而佳句辄来，远出常情之外之数子者，诚与李、杜并驱而争先矣。”七言古诗除李、杜之外，尚有高适、岑参、王维等“名家”交相辉映，高论述这些“名家”，同样是从其“沉郁顿挫”之风格、“抑扬悲壮”之情感、“一味妙悟”之创作方法等文学因素加以探究，尤其注重风格等方面的考察，“名家”与李、杜等“正宗”、“大家”共同构筑起盛唐诗歌的顶峰。
文学世变论下，政治兴衰与诗歌优劣对等，显然对于唐诗分期及评价不甚适合。高亦注意到这一点，九品的设立，使四唐分期不再是简单的增减关系，而是有所变动乃至于成为特例。如高在《凡例》中即指出：“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陈子昂与太白列在‘正宗’，刘长卿、钱起、韦、柳与高、岑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陈子昂若按生活时代应列入初唐之“正始”，在五绝、五律中也确实排在“正始”之中，但高在五言古诗中将陈子昂与李白并列为盛唐之“正宗”，以突出陈子昂五古的重要地位。刘长卿、钱起等人在七古、五绝、七绝、五律等中均列入中唐“接武”品，但在五古中却进入盛唐之“名家”品，亦是此意。高《唐诗品汇》以盛唐为正，晚唐为变，崇正抑变的思想非常明确，但对盛唐以外诗歌并非一味贬低，如评价中唐之七绝：“大历以还，作者之盛，骈踵接迹而起，或自名一家，或与时唱和。如乐府、宫词、竹枝、杨柳之类，先后述作，纷纭不绝。逮至元和末，而声律不失，足以继开元、天宝之盛。”在高的分期中，元和、开成后已属晚唐，但称元和末之七言绝句（尤其是乐府、宫辞、竹枝曲之类）尚可追踪盛唐，褒扬尤高。可见高并非完全以时代划分诗歌优劣，亦多立足于文学层面而加以观照。
成化前《唐诗品汇》、《唐诗正声》未能刊刻，因此流传不广，影响有限。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选唐诗者，惟杨士弘《唐音》为庶几，次则周伯弼《三体》。”[2]（P104）可知博学如李东阳者，仍认为《唐音》与《三体唐诗》才是唐诗选本代表，而不提《唐诗品汇》。对此陈国球在《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一书中论述已详，不再赘言。究其原因，除客观上《唐诗品汇》篇幅过大、卷帙浩繁而不易刊刻外，或与高未按照严格的世变论分期，过分强调声律、兴象、文词、理致等文学因素，与主流文坛的台阁诗学思想格格不入有关。高编选《唐诗品汇》时尚是在野文人，无须承担翰林文人颂世鸣盛的任务，更多是凭借自己主观喜好编选唐诗。高自称：“余素耽于诗，恒欲窥唐人之藩篱。”《唐诗品汇》之编纂目的是意欲为学唐诗者指示门径，并呈现出完整的唐诗风貌。有学者指出：“高没有争衡攻讦的对象，亦无宗主诗坛、掌握权柄的野心，单纯地为创作而选诗，为鉴赏而选诗。”[3]（P47）故《唐诗品汇》所列“四唐九品”分期，更符合唐诗发展演变的规律，在成化以后逐渐产生了较大影响，当代唐诗研究中的分期，亦多是基本沿袭高之说。永乐元年（1403）高应召入京，永乐末年在《唐诗品汇》基础上删节成《唐诗正声》一书，其编选动机与构建唐诗史意义上的《唐诗品汇》已完全不同，选诗标准变为“性情之正”、“声律纯完”。高自云：“唯君子养其浩然，完其真宰，平居抱道，与时飞沉，遇物悲喜，触物成真，咨嗟咏叹，一出于自然之音，可以披律吕而歌者，得诗之正也。其发于矜持、忿詈、谤讪、侵凌，以肆一时之欲者，则叫燥怒张，情与声皆非正也，失诗之旨，得诗之祸也。”“情与声”皆正者方能入选，故名之曰“正声”。此时高已与主流台阁文人思想渐趋一致。许学夷曾曰：“廷礼复于《品汇》中拔其尤者为《唐诗正声》，既无苍莽之格，亦无纤靡之调，独得和平之体。” [4]（P364）可见《唐诗正声》所选唐诗已接近台阁体的风格。从《唐诗品汇》到《唐诗正声》，高的最大贡献――“四唐九品”之唐诗分期已消失，但《唐诗正声》比《唐诗品汇》更为流行，永乐后逐渐取代了《唐诗品汇》，成为翰林文人的教课书。有学者指出，《明史》所云“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实则是指《唐诗正声》，而非《唐诗品汇》1，确有一定道理。
二、台阁文人“世变论”之唐诗分期
高《唐诗品汇》之四唐分期在“台阁体”占据主流文坛的永乐至成化间影响不大，此间台阁文人之唐诗分期，更多是附会杨士弘的《唐音》。杨士弘历时十年编成《唐音》十四卷，在明前期风靡一时，如杨士奇云：“余读《唐音》，间取须溪所评王、孟、韦诸家之说附之。此编所选，可谓精矣。”“杨伯谦……尝选《唐音》，前此选唐者皆不及也。”[5]（P616-617）不仅台阁领袖盛赞，还有专门唱和《唐音》者，如张楷“摘《唐音》中律诗、绝句尽和之”[6]（P254-255），杨荣归省途中“取杨伯谦选盛唐凡五七言律绝五百三十余首，摹仿其意而追和之”[7]（卷首序），可知《唐音》在明前期流传之盛。《唐音》全书分为“始音”、“正音”、“遗响”三部分，“始音”只收王、杨、卢、骆四家，不分体，“正音”及“遗响”分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期，“正音”按五七言古诗、律诗、绝句排列，“遗响”不分类。明前期台阁文人对于《唐音》的阐释，往往直接将始音、正音、遗响变成与初唐、盛唐、晚唐一一对应之关系，将《唐音》之三分法直接视为诗歌与世道同升降的标准。如正统二年（1437）张洪《和唐诗正音序》云：“襄城杨士弘集《唐音》行于世，其论次以初唐为始音，盛唐为正音，晚唐为遗响。”[6]（P254-255）将始音、正音、遗响与初、盛、晚唐直接相对应。钱溥《和唐诗正音序》亦指出：“汉魏而降，变极而至于有唐三五七言之作，虽各自名家，然犹有盛唐、中唐、晚唐三体，分为始音、正音、遗响之别。”[7]（卷首序）二人观点一致。成化十四年（1478）万冀《和唐诗正音序》曰：“唐运三变，故其诗亦有始音、正音、遗音之变，虽未拟之风雅，而音律、节奏、赋比严密，殆足以鸣唐，非六朝齿也。”[7]（卷首序）虽未直言一一对应，然将始音、正音、遗音称为“唐运三变”，显然亦是沿袭张洪、钱溥之说。再如张宁所言：“《三百篇》而下，诗莫盛于唐。杨伯谦所述分为三，始音犹丰腴，盛唐则沉着，而晚唐遗响，则渐流丽矣。”[8]（卷13）始音丰腴、盛唐沉着是直接引用杨士弘之语，张宁最后将“晚唐”与“遗响”并称，则可知其仍是将三者混同。《唐音》三分法在台阁文人中有较大影响，黄淮《与节庵论唐人诗法因赋长律三十五韵》曰：“粤自盛唐推浑厚，迄于季代谩雕锼。杨王联轨方前迈，卢骆长驱亦并游。……”其下自注曰：“此言初唐、盛唐以及晚唐。”[9]（卷首序）黄淮分为初、盛、晚三期，虽不言始音、正音、遗响，但推崇盛唐之“浑厚”，批评晚唐之“雕锼”，明显是世变论影响下之分期的体现。 杨士弘《唐音・凡例》云：“正音以五七言古、律、绝各分类者，以见世次之不同、音律之高下，虽各成家，然体制音响相类，欲以便于观者。”[10]（P27）虽云分类以见世次之不同，但并不完全是世变论，如前所述，始音、正音、遗响并非与初、盛、晚唐是一一对应关系。早在明初，苏伯衡就对《唐音》不以世道升降为分期依据提出批评：
夫惟诗之音系乎世变也……不论其世，而论其体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余年，其世盖屡变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诗，其体裁非不犹中唐之诗也，中唐之诗，其体裁非不犹盛唐之诗也。然盛唐之诗，其音岂中唐之诗可同日语哉？中唐之诗，其音岂晚唐之诗可同日语哉？昔襄城杨伯谦选唐诗为《唐音录》，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声文之成，系于世道之升降，而终之以一言曰：“吾于伯谦之录，安得不叹夫知言之难也！”盖不能无憾焉。无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之能御者，故唐不汉，汉不秦，秦不战国，战国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诗观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谦以盛唐、中唐、晚唐别之，其岂不以此乎？然而盛时之诗，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衰世之诗，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也。其亦异乎大小《雅》、十三国《风》之所以为正为变者矣。[11]（P541-542）
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明太祖辟礼贤馆，伯衡亦被延至，擢翰林修撰。苏氏认为，唐代分盛、中、晚三期，唐诗分期评价亦应如此一一对应，方符合“世道之升降”规律。但杨士弘编选《唐音》时，将部分盛唐诗歌归入始音、遗响，又把中晚唐之诗归入正音，不符合世变论的要求，故对《唐音》“不能无憾焉”。正统七年（1442），周忱为《唐诗正声》作序亦云：“予昔在翰林为庶吉士，与廷礼同编校秘书，尝相与论近世选唐诗者。廷礼独推襄城杨伯谦之《唐音录》为尽善，盖谓其专以体裁论，而不拘拘于时世之升降也。”[12]（卷首序）可见高亦发现《唐音》并非专以世道升降为标准，对此赞赏并继承，将“世变论”与“体裁论”糅杂贯穿于《唐诗品汇》编选中。
台阁文人对《唐音》分期之理解并不符合杨士弘原意，但这并非台阁文人之误读，而是其世变论诗学思想之阐释方式。除了附会《唐音》三分法外，永、成间台阁文人亦有四分法，但多是“世变论”之分期，与高关系不大。如黄淮论唐律时曾云：“诗至于律，其变已极，初唐、盛唐，犹存古意，驯至中唐、晚唐，日趋于靡丽，甚至排比声音、摩切对偶，以相夸尚……。”[13]（卷11）论述极为简略，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明确，且言初盛唐古意犹存，中晚唐趋于靡丽，亦是世变论之观点。周叙《诗学梯航》云：
唐诗之体自分为四，唐诗之格遂离为十。何为四？初唐（景云以前）、盛唐（景云以后，天宝之末）、中唐（大历以下，元和之末）、晚唐（元和以后至唐季）也。初唐之诗，去六朝未久，余风旧习，犹或似之。盛唐之诗，当唐运之盛隆，气象雄浑。中唐之诗，历唐家文治日久，感习既深，发于言者，意思容缓。晚唐之诗，丁唐祚襄歇之际、王风颓圮之时，诗人染其余气，沦于萎靡萧索矣。诗系国体，不虚言也。[14]（P89）
周叙初、盛、中、晚之四分法，更倾向于以政治盛衰为标准，盛唐因气运隆盛，故“气象雄浑”；中唐“容缓”则是因承平日久，多感习盛唐之气息；晚唐之诗“萎靡萧索”之原因则在于“唐祚襄歇”、“王风颓圮”，最后得出“诗系国体，不虚言也”之结论，可见周叙亦是以“世变论”作为分期主要依据。
三、“世变论”下分期与宗尚之矛盾
无论《唐诗品汇》“四唐九品”分期还是台阁文人的“世变论”分期，最终均指向对盛唐诗歌的宗尚。对此前贤论述颇多，无须赘言。同样是对盛唐的推崇，高与台阁文人又有不同，前者多推崇盛唐之古诗，后者则更推崇盛唐之律诗。高以古诗为“正”，以律诗为“变”，“审音律之正变”不仅指初唐到晚唐之变，更包括古体到律绝之变。《唐诗品汇》前“历代名公叙论”引《诗法源流》曰：“古诗径叙情实，去《三百篇》为近；律诗牵于对偶，去《三百篇》为远。此诗体之正变也，自选体以上皆纯乎正。”以《诗经》为标杆，古诗真情直言，更近风雅之体，是诗体之“正”；律诗限于对偶，为诗体之“变”。这在高“五言古诗叙目”中多有体现，如论“大家”云：“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互出者，而又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谓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矣。”论“接武”云郎士元等人“然而近体颇繁，古声渐远，不过略见一二，与时唱和而已”。有学者统计古体在《唐诗品汇》中所占比重与律绝选诗数量对比，亦得出高“以古体为‘正’，律绝为‘变’的诗观”[15]（P175）的结论，可知高对五古极为重视，其推崇的盛唐诗歌，更多是古诗，尤其重视盛唐之五古。
台阁文人亦以古诗为正，律诗为变，如杨士奇表示：“律诗非古也，而盛于后世。古诗《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自屈、宋下至汉魏及郭景纯、陶渊明，尚有古诗人之意，颜、谢以后，稍尚新奇，古意虽衰，而诗未变也。至沈、宋而律诗出，号近体，于是诗法变矣。”[5]（P541-542）但台阁文人对盛唐诗歌的推崇却与高不同，推崇律诗而非古诗。对此周叙在《诗学梯航》中表述甚为明晰：“凡作五言古诗，必以汉魏为法。汉魏之诗，最近风雅。……律诗，必截然祖于唐人。”[14]（P98-100）可知其主张是古诗学汉魏，律诗学盛唐。林志《鸣秋集序》云：“诗自《三百篇》而下，语古体则汉魏六朝而已，备诸体则唐而已。”[16]（卷首序）认为古体只取汉魏六朝，唐诗则是诸体具备。台阁文人对同代人评价亦多区分古诗、律诗，如杨士奇为胡广作神道碑称：“赋诗取适其性情，近体得盛唐之趣。”[17]（P141）为罗性作传曰：“诗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17]（P286）评价陆]言：“其文章长于诗，古体宗魏晋宋，近体主盛唐。”[17]（P121）可见古体或有宗汉魏、宗魏晋之些许差异，但近体宗盛唐应无疑义。林环为王恭《白云樵唱集》作序称：“其论五七言长歌律绝句，则一欲追唐开元、天宝、大历诸君子，而五言古选，则时或祖汉魏六朝诸作者而为之，宋元而下不论也。”[18]（P184）亦是指出其宗盛唐者是近体诗，而非古诗。台阁文人尤其尊崇杜甫律诗，宣德九年（1434）《杜律虞注》刊刻，胡酢⒀钍科妗⒀钊佟⒒苹础⑼踔钡忍ǜ笾爻季为之作序跋；天顺间《杜律演义》刊刻，黎近等作序。此外众多台阁馆臣还有专和杜律之作，如景泰三年（1452）李贤赓和杜律一卷并自序之[19]（P555），天顺元年（1457）进士万冀取杜甫律绝和之，童轩为之评点并作序[20]（P2731），天顺三年（1459）张楷和杜律二百五十首刊刻，成化十三年（1477）郁文博《和杜律》一卷刊刻。不仅刊刻、唱和杜律之风盛行，台阁文人对杜律亦是推崇有加，如黄淮《杜律虞注后序》曰：“律诗始于唐，而盛于杜少陵。”[13]（卷11）又其《读杜诗愚得后序》指出： 诗以温柔敦厚为教……观于《三百篇》可见矣。汉魏以降，屡变屡下，至唐稍惩末弊而振起之，而律绝之体复兴焉。当时擅名无虑千余家，李、杜首称，而杜为尤盛。盖其体制悉备，譬若工师之创巨室，其跤立晕飞之势，巍峨壮丽，干云霄，j日月……[21]（卷末后序）
古诗自汉魏以后愈变愈衰，至唐代律诗绝句兴起，诗道复兴。唐代律诗虽以李、杜称首，但杜甫之诗更优。杜律作为律诗之集大成者，其体制悉备，气势雄浑，黄淮对杜律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绅作诗曰，“新诗追少陵，雄文逐昌黎”[22]（P225），亦是特指杜甫律诗。由此可知，台阁文人盛唐诗歌之宗尚，实则推崇律诗，尤尊杜律。
台阁文人与高同尊盛唐又同以古诗为正、律诗为变，但尊崇对象却不同，这亦与台阁文人所秉持的“世变论”有关。与唐代中衰相比，台阁文人更推崇尧、舜治理下之“三代”盛世政治，如何乔新《桂坊稿序》云：“三代盛时，大道明而王化洽，郁郁之文，非独士君子为然。衢童里妇，肆口而成，亦皆典丽靖深，有后世能言之士所不及者，盖有所本也。自秦以降，虽作者不乏，然本于道者，盖鲜矣。”[23]（卷首序）唐虞三代渺不可及，下及商周，《诗经》才是治世之音、古诗典范。周瑛《梦草集序》曰：“昔成周盛时，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士庶女妇，皆沐浴文武清化，而一时肺腑洗涤殆净，故其见于诗者，或温厚和平，或端庄严肃，蔼乎治世之音也。三代以还，不足以语此矣。”[24]（卷首序）故学习古诗，只能上源头，而不能宗尚唐代。刘为马愉文集作序称：“粤自造书契以来，世有升降，而文与之俱，宋不唐，唐不汉，汉不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不三代黄虞。如老者不可复少，势不得不然也。”[25]（卷首序）台阁文人认为世有升降而文与之俱，唐不如汉，更不如春秋战国，故唐代古诗远不如前，绝不能成为推崇学习之对象。而律诗自唐代才产生，律学盛唐，理所当然。周叙在《诗学梯航》中指出：“律诗……故盖唐以前，未有此体，景云以后，此体始出，中唐尤盛。”[14]（P100）吴讷亦曰：“律诗始于唐，而其盛亦莫过于唐。……故学之者当以子美为宗。”[26]（P56）高《唐诗品汇》选诗只限有唐一代，无从与前朝对比，其尊崇盛唐之五古，更多从文学角度出发而非政治因素，故形成与台阁文人不同的结果。
世变论下的唐诗分期与尊尚，台阁文人选择了盛唐与杜律，但由此引发出诸多问题，难以自圆其说。首先，为何选择唐诗？既然“唐不汉，汉不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不三代黄虞”，何不直接学习三代《击壤》、《康衢》之谣，为何还要宗唐，尊盛唐，学杜律？黄淮为《杜律虞注》作序时就已指出这个问题：“诗自风、雅、颂变而为骚些，骚些变而为古选、歌行，又变而后及于唐律，文靖（虞集）注诗，舍本而逐末，何居？”[13]（卷11）在他看来，风雅屡变而成为唐律，对唐律的推崇，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对此，台阁文人各自给出了不同解释，梁潜将其笼统归于唐人能得“性情之正”，他在《雅南集序》中说：
诗以道性情，而得夫性情之正者尝少也。《三百篇》风雅之盛，足以见王者之泽。及其变也，王泽微矣。然其忧悲、欢娱、哀怨之发，咏歌之际，尤能使人动荡感激，岂非其泽入人之深者久犹未泯耶？自汉魏以降，其体屡变，其音节去古益远。至唐作者益盛，然皆有得乎此，而后能深于诗也。[27]（P281）
变风变雅，实质是“王泽”衰微的体现，但仍能感动人心，是因“王泽”深入人心所导致。汉魏以后，去古益远，诗歌愈衰。而唐诗能够兴盛并得性情之正，其原因当然是王泽滋润――也就是唐代盛世政治的结果。吴讷论述乐府唐代为盛，将其归于“享国最久”，亦是此意：“魏晋已降，世变日下，所作乐歌，率皆夸靡虚诞，无复先王之意。下至陈、隋，则淫哇鄙亵，举无足观矣。自时厥后，惟唐宋享国最久，故其辞亦多纯雅。”[26]（P24-25）诗歌“大备于唐”、“极盛于唐”是不争的事实，台阁文人宗唐及尊盛唐律诗，仍要归结于“盛世政治”。魏晋以后政治衰微，世变风移，故诗或雕琢铺张，或夸大虚妄，至于陈、隋等末世，诗歌更变成邪淫之声、鄙俚之词，已全无足观。相比之下，唐诗因政治盛世而诗人能得性情之正，故诗歌一扫前代之绮靡，或是台阁文人推崇盛唐诗歌之重要原因，这与高推崇盛唐是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等文学角度分析唐诗之优劣完全不同。但世变论下台阁文人质疑唐代政治不如上古三代，为何单独尊尚唐诗之问题由此产生。其次，何为盛唐？世变论思想下很难给以准确界定。宣德元年（1426）杨士奇作《玉雪斋诗集序》表示：
若天下无事，生民V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则未有加于唐贞观、开元之际也。杜少陵浑涵博厚，追踪风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时高材逸韵，如李太白之天纵，与杜齐驱，王、孟、高、岑、韦应物诸君子，清粹典则，天趣自然。读其诗者，有以见唐之治盛于此，而后之言诗道者，亦曰莫盛于此也。[17]（P54）
杨士奇所举李、杜、王、孟等人，多是天宝以后诗人，并非贞观、开元之际诗人。台阁文人从政治角度的贞观、开元之治界定文学上的“盛唐”，而唐诗真正兴盛的“正宗”、“大家”、“名家”反倒集中在天宝以后。政治断代与文学分期并不能完全对应，台阁文人坚持以政治分期，自然造成“盛唐”界定混乱。台阁文人对杜诗的推崇，主要还在于对其忠君忧国之旨的属意，而这些诗歌主要是安史之乱后的作品，正是“乱世之音”之体现，绝非盛世政治的结果。台阁文人忽略此矛盾，亦显示出其理论的局限性。
综上可知，洪武间高编选《唐诗品汇》，在政治世变论基础上兼及唐诗声律、兴象等文学因素考察，形成了“四唐九品”之分期。但随着永乐后台阁诗学思想逐渐占据主流文坛，高诗学思想也开始转变，其在《唐诗品汇》基础上删节成《唐诗正声》，仅以“性情之正”、“声律纯完”为选取标准，对唐诗的分期意识已经淡化。永乐至成化间的唐诗分期论，主要是台阁文人附会杨士弘《唐音》之三分法，“世变论”与“体裁论”结合的“四唐九品”分期完全被“世变论”下的“始音、正音、遗响”所取代。成化后台阁文学逐渐退出主流文坛，加之《唐诗品汇》的刊刻传播，“四唐九品”之分期才逐渐产生深远影响。 参 考 文 献
[1] 殷[：《河岳英灵集集注》，王克让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6.
[2]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校释》，李庆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 蔡瑜：《高诗学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0.
[4] 许学夷：《诗源辩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 杨士奇：《东里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 张洪：《和唐诗正音序》，载叶盛：《水东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7] 杨荣：《和唐诗正音》，明成化十四年（1478）吴汝哲刻本.
[8] 张宁：《方洲先生集》，明万历海宁钱世等刻本.
[9] 黄淮：《省愆集》，敬乡楼丛书本.
[10] 杨士弘等：《唐音评注》，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11]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2] 周忱：《唐诗正声序》，载高：《唐诗正声》，明正统七年（1442）刻本.
[13] 黄淮：《黄文简公介庵集》，民国二十年（1931）永嘉黄氏排印敬乡楼丛书本.
[14] 周叙：《诗学梯航》，载周维德：《全明诗话》，济南：齐鲁书社，2005.
[15] 申东城：《唐诗品汇》，合肥：黄山书社，2009.
[16] 林志：《鸣秋集序》，载赵迪：《鸣秋集》，清乾隆三年（1738）陈作楫刻本.
[17] 杨士奇：《东里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8] 林环：《白云樵唱集序》，载王恭：《白云樵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9] 李贤：《古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0] 童轩：《和杜诗序》，载黄宗羲：《明文海》，北京：中华书局，1987.
[21] 黄淮：《读杜愚得》，明天顺元年（1457）朱熊梅月轩刻弘治十四年重修本.
[22] 王绅：《继志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3] 何乔新：《桂坊稿序》，载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明弘治十二年（1499）刻本.
[24] 周瑛：《翠渠摘稿》，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5] 刘：《马学士澹轩文集序》，载马愉：《马学士文集》，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迟凤翔刻本.
[26] 吴讷：《文章辨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7] 梁潜：《泊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