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同作为明代北方边境线上的“九边重镇”之一，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以京师防御为中心的北边防御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因此，明政府一直致力于构建和完善大同地区的防御系统，从而更好的防御来自蒙古势力的南侵。
[关键词]明代;大同地区;防御体系;建立;发展
一、 洪武年间的大同地区防御体系的建立和加强
1. 洪武初年大同地区防御体系的建立
明初，“天下既定，度要害之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二百人为千户所”。“凡天下要冲及边防去处，奉旨创立卫所，拨军守御”。[2]（卷90，P2193）洪武二年二月，明将汪兴祖奉命“将宣武、镇武、昆山三卫士卒守大同，”[3]（卷39，P785）这是明军在大同地区设防的最早记录。在此后五年多的时间里，明王朝一方面撤销和合并了元朝统治时期在大同地区设置的十多个重叠的或民稀事简的州县建置，最大限度地精简了大同地区的行政机构。另一方面，则从洪武三年（1370）开始，先后设置了大同左卫、大同右卫（均为洪武三年置，治大同城）、蔚州卫（洪武三年置，治蔚州城）朔州卫（洪武三年置，治朔州城、东胜卫（洪武四年废东胜州，改卫）以及大同前卫（洪武七年置，治白羊城）等六卫，作为该地区的基本防御力量。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同防御力量的指挥，明王朝还于洪武四年（1371）初下令设置大同卫都指挥使司（治白羊城），亦称大同都卫。在整修大同城的同时，对于大同地区的其他重点城池，如蔚州城和朔州城，亦进行了小规模的修葺。
洪武四年（1371）置大同都司，八年（1375）十月改名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领大同前、后、左、右、镇朔等14个卫，7个所，拥有官兵十万之众。大多数卫所驻地原本就是重要的军事防守要地或交通沿线聚落，有的是明代或明代以前的州县治所。新设的卫城主要有：大同左卫城、云川卫、镇朔卫、大同右卫、高山卫、平虏城、新广武城等。
明朝初建时，很重视对长城的修缮和加固。这期间，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增建了一些烟墩、烽堠、屯堡、关城、濠堑等，从而使长城发展为一道更为完备的防御体系。其中大同镇，管辖西起鸦角山（一名丫角山，在今山西偏关东北），东至镇口台（今山西天镇东北），全长647里的城段。沿边也分东、西、北、中四路。其中重要关隘有西路的平远堡、威远堡;中路的大同右卫、大石等处。而新修边墙，则是在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等筹备山西、北平边务，开始在山西境内大规模修筑边墙。
2.洪武末期大同地区防御体系的加强
再次，随着大批卫所的增设，一个大规模的筑城活动亦随之展开。从洪武二十七年（1394）开始，明政府征调大批人力物力，先后在大同周围地区修筑了天城、阳和、高山、镇虏、云川、玉林、镇朔、定边、东胜等一批卫城。
二、永乐至成化年间大同地区防御体系的发展和调整
这一时期，主要是在调整都司卫所等边防体制中的组织架构。同时，对于边境防御设施的修缮和维护也没有停止，大同镇长城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修建。
1.永乐年间大同镇的设立
到了洪熙、宣德时期，明朝致力于内治，对北方少数民族多采取安抚和防御政策，改变了永乐时期讨伐蒙古，对外扩展的外向战略，转变为划地为守的内向战略，进一步对一些比较难守的地区予以舍弃。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以开平难守为理由，舍弃了大宁、东胜、兴和，将开平内迁于独石。“至是，本还上所议，请以兵护送开平卫所印信及军士家属，置于独石等城堡，且屯且守，专以马步精兵二千分为二班，令都督冯兴总之。二，…其山海、怀来卫留守开平官军，悉令还本卫。”[6]（卷67，P1574）开平卫，东胜卫的内迁北边防线大为南移，致使大同直接暴露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明初的长城北部东西防御体系逐渐演变成为九边的分地御守。
而作为九边之一的大同地处北边防线，北据阴山，南控恒山，锁扼内外长城，位于晋、冀、蒙的交通要道，多数北敌入侵都从大同突入，这也是明蒙之间的主要战争区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大同的防务压力增大，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通过明初的建设，整个大同地区形成了西北、北和东，南四个方向三道防线：
西北方向，主要由平虏卫、玉林卫、云川卫、宣德卫、井坪所为点，由双沟墩、三山墩、迎恩堡、将军会堡等堡寨墩台联系而成的第一道防线，主要防御对象为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
正北方向，这一地区群山密布，是蒙古部落通往大同的入口处，在大同镇城两翼分布的诸多卫所连构而成，主要有大同左、右、前、后四卫，以及天城卫跟阳和卫，以此作为防御蒙古的第二道防线;
东、南方向，向东，是通往京师的入口处，设置了蔚州卫，以屏蔽京师。向南，则是通往山西腹里地区的入口，设置了朔州卫。这是阻止蒙古势力东侵京师，南掠内地的第三道防线。
3.永乐到成化年间边境防御设施的继续修整和新建
这一时期，在调整都司卫所等边防体制中的组织架构的同时，对于边境防御设施的修缮和维护也没有停止，同时大同镇长城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修建。
首先，对旧有防御设施的修整。永乐年间对于内地一些重要的城堡也进行了修缮，加强防御能力，如：“永乐十六年二月初五日，修山西大同等卫缘边城堡”。[7]（P54）针对蒙古骑兵作战特点还修筑了东西两路烟墩近百座，每个烟墩高约五丈，外面开壕堑吊桥，周围设有围墙，设置守备军士3人，这样弥补了洪武时期边防建设的不足，加大了边防一线和纵深地区的联系。到了洪熙、宣德、正统朝主要是修葺洪武和永乐时期旧有的城堡、墩台和墙体，如：“洪熙元年八月初八日，镇守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奏，修完山西应州、浑源州城垣。”[7]（P67） “正统十年八月初一日，命瓷天城、阳和、大同左、右卫土城，以临边故也”，“正统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大同左参将石亨奏请修理大同城……从之。”[7]（P181）同时为了加强卫、镇的防御能力，还在外围修筑城堡，而在己有的城堡之间还设立声势相连的城堡用来协同作战能力。
第三，是对大同周边山口关隘的修建，大同本身属于盆地地形，地势险要，周边有崇山峻岭围绕，修建军事设施有十分的必要，洪武六年“诏山西都司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等州县山谷冲要之处，凡七十有三，俱设戍兵以防胡寇”。[7]（P9）永乐时期在洪武朝基础上继续修缮，将能够通行人马的山口堵塞，筑城并派驻军扼守，提出“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堑，以防虏寇”。[4]（卷131，P1616）洪熙、宣德、正统时期的北部边界位置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所以这一时期修筑的山口、关隘主要还是对前期设施进行巩固和维修。
三、嘉靖年间大同地区防御体系的继续发展和最终形成
进入嘉靖年间之后，虽然以河套为基地的鞑靼各部的逐渐衰落，大同地区边防体系在中西部的压力相对减轻，但是伴随着大青山以南地区俺答汗的强盛，明王朝在大同地区的防御重点也由大同以西地区转移到了大同以东和以北地区。这一时期大同地区防御体系中的的组织架构也就是卫所体制并未发生太大变化，统治者致力于不断的修筑各种防御措施来抵挡已经成为大患的土默特部。
嘉靖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大同修筑聚落、高山二堡成”，[7]（P784）标志着大同边防修建回归正轨。
嘉靖十八年（1539年），宣大总督毛伯温和大同巡抚史道力排众议，首先完成了因发生兵变而中断修筑的镇边、镇川、弘赐、镇虏、镇河等五堡的修筑（即内五堡），并增设大同北路分守参将一员，募兵三千人作为该地区的基本守备力量。
到嘉靖末年，整个大同地区边防体系己经形成了一个以镇城为核心，以周围各州县及卫所城池为羽翼，拥有上千座屯堡和一千多华里的边墙以及数千座墩台的完整的北部边防重镇。整个大同地区的防御体系也得以基本确立。
在“隆庆合议”之后，明蒙关系逐渐缓和，明政府的主要威胁也由北方的蒙古部族转向崛起于东北部的女真。大同地区的防御重要性也随之降低，而本来就财政紧张的明朝中央政府自然也没有再花费大气力来重整该地区的防御体系。整个明朝后期，也没有再对大同地区的军事防御进行过大规模的重新部署或者调整，基本上延续了这一防御格局，直到明朝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