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孙吴长江防线的形成，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局面下的产物。绵延几千里的长江防线，分别以上游的江陵，中游的武昌和下游的建业为中心，划分为三个防区。每个防区内部，又有若干重要的防御据点，这些防御据点，往往驻扎了为数不少的防卫部队，并且，孙吴还常派遣大将镇守。长江防线的构筑，使孙吴在经济、军事实力落后于曹魏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了数十年割据局面。但它的存在，也促成了江东君臣偏安一隅的心理，使他们降低了必要的警惕性，这也是孙吴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关键词]三国时期；孙吴；长江防线
长江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地理坐标，它不仅是连接内陆与沿海地区的一条重要水路交通通道，而且，在军事战争领域，还经常扮演着天然防御屏障的作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曹操率领大军讨伐荆州，刘琮举众投降。听闻此消息，东吴的大臣们多劝孙权向曹操上表请降，其中一条原因就是“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艨艟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治矣”[2]1261。依靠长江天险来防御曹魏的进攻，是东吴一直以来沿用的防御策略，然此时曹操占据了东吴上游的荆州一地，长江天险已非东吴独自占有，曹操可以随时率领水陆大军顺江而下，直驱东吴的心脏地带，严重威胁着东吴政权的安危。因此，东吴的大臣们才近乎众口一词劝孙权向曹操上表投降。可见，长江防线的是否完整，关系着孙吴的生死存亡。
以孙吴全盛时期的疆域来看，从长江上游的西陵直到入海口，绵延数千里。这么长的距离，如果沿江处处设防，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正如当时孙吴谋臣所认为的那样：“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2]1165整条防线看似距离很长，但紧要之处则不过数个，只要将这几处战略要地防守好，整条防线即可保无虞。这几个战略要地分别指的是上游的建业，中游的武昌和上游的江陵。孙吴正是依靠这几个基本战略要地，再辅以其他的一些防御设施和防御要塞，构筑起一条较为坚固的长江防御体系。
一、以建业为中心的东线防区
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在武昌即皇帝位，但他并未将国都定在武昌，却在同年九月，选择迁都建业。《三国志》注引《江表传》说：“（张）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进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罔，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2]1246听了张的说法，因为此地有帝王之气，所以孙权才定都于建业。这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这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国志》注引《献帝春秋》中孙权曾说：“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2]1246建业位于长江下游，靠近长江出海口，这里江面宽阔，水势盛大，并且河汊众多，极有利于大规模水师的驻扎和调动。这应该才是孙权立国之初建都建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石头城是建业最重要的一个陆地防御据点。《太平寰宇记》中曾说：“石头城，楚威王灭越置金陵邑，即此也。后汉建安十七年吴大帝乃加修理，改名石头城，用贮军粮器械。诸葛武侯使建业，谓大帝曰：‘钟山虎盘，石城虎踞，即此也。’”[3]1773
濡须坞建造在濡须水与长江的汇合处，濡须水的上游便是合肥。合肥在三国时期是魏吴两国的必争之地，若曹魏占据了合肥，就可趁势率水军沿濡须水南下，威胁孙吴的国都建业；孙吴如果占据了合肥，就可进一步挥军进击淮北，因此哪一方占领了合肥，哪一方就掌握了进攻另一方的主动权，围绕合肥的归属权双方曾有过数次交手。濡须既是孙吴进攻合肥的军事前沿据点，又是防备曹魏水军由此南下的一道重要防御屏障，因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资治通鉴》曾指出：“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4]2256孙吴为确保长江防线的稳定，在沿江各重要据点均设置了军镇督，军镇督平时主要负责所戍守据点部队的训练、防守和军事设施的修筑。战时则可单独率领军队出击，或是协同附近其他据点的军镇督共同出击。黄武元年（公元222年），曹魏大将曹仁率领军队袭击濡须，事先放出风声佯言要进攻羡溪，当时任濡须守将的朱桓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支援羡溪，而当曹仁要进攻濡须的时候，朱桓手下仍旧有五千士兵，由此可以推断，驻扎在濡须的孙吴守备部队人数应该是相当多的。并且，濡须驻防部队的装备也是极为充裕的，孙权曾任吕蒙为督，“据前所立坞，置强弩万张于其上。”[2]1277以此抵御曹操对濡须的进攻。
二、以武昌为中心的中线防区
正如顾祖禹在《湖广方舆纪要》中分析的那样：“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汉置江夏郡治沙羡，刘表镇荆州，以江、汉之冲恐吴人侵轶，于是增兵置戍，使黄祖守之。孙策破黄祖于沙羡，而霸基始立。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则今县也，而夏口则今日之武昌也。继孙氏而起着，大都不能改孙氏之辄矣。故曰重在武昌也。”[5]3484武昌一地，位于孙吴长江防线的中部，一旦爆发战争，上可以迅速支援上游的西陵，下可以回防下游的建业。同时，孙吴水军还可由距武昌不远的夏口溯汉水北上，威胁曹魏的荆襄地区。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孙权和孙皓统治时期，这里还曾一度做过孙吴的国都。为了提高武昌的防御力量，孙权重新修建了新的武昌城，正如《资治通鉴》所说：“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4]3484即便在不作为国都的时期，孙吴也常年在此处屯驻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并派遣重臣驻守在这里。如孙权在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定都建业以后，仍然“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智略者任将，常使严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作甘水城，轻舰数千，诸所宜用，皆使备具”。[2]1209 夏口。三国时期的夏口，即今日的武昌，它位于长江的中游，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元和郡县志》中对于夏口的一段描述很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春秋时谓之夏。汉魏沙羡之东境。自后汉末谓之夏口，亦名鲁口。吴置督将于此，名为鲁口屯，以其对鲁山岸为名也。三国争霸，为吴之要害，吴常以重兵镇之。魏明帝问司马懿曰：‘二虏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夏口、东关，敌之心喉，若以陆军向皖，引权东下，为水军相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矣。’”[6]643
巴丘。巴丘即今天岳阳北面的城陵矶，它位于洞庭湖与长江的交界处，连接着长江的上下游，是重要的地理枢纽。西晋杜预就曾说巴丘是“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孙吴在此地建造了一座大型的仓储城――巴丘邸阁，并储存了大量的军粮，以备战时需要。《水经注》中就有“故侧江有大城，相承云仓储城，即邸阁也”的记载。由于这里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和武器装备，为确保此地安全，遇有战事，孙吴的统治者常会派遣重臣镇守此地。并且这里水网密布，水路运输条件较好，运送兵员、粮食和武器也更为便捷。
三、以江陵为中心的西线防区
魏文帝派遣曹真、夏侯尚、张等攻打江陵，击败了孙吴支援江陵的部队，进而将江陵城团团围住，“时（朱）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2]1306由于城内爆发了疫病，造成了军队的战斗减员，能战斗的士兵一下减少了五千人。尽管曹真等人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围攻六个月却仍然无法攻克江陵，由此亦可知江陵的城防有多坚固。
乐乡。此地自孙权称帝后，就一直都派有重臣把守。如建衡二年（公元270年），孙皓拜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2]1355，并将治所设在乐乡。陆抗到任后，即着手修建城池，进一步提升乐乡的防御力。《水经注》中即提到：“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之乐乡城北，吴陆抗所筑，后王攻之，获吴水军督陆景于此渚也。”
西陵。西陵位于长江三峡的东端，地处魏、蜀、吴三国的交界之处，是孙吴西部防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刘备率大军大举进犯东吴西界，一直攻打到夷陵。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抵御刘备的进攻。陆逊在向孙权的上疏就曾谈及夷陵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2]1346由此可见，西陵不仅是孙吴西部边境的门户，它还关系着周边地区的稳定。
孙吴的长江防线各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为了加强各个防区之间的联系，孙权曾专门组建了一支舰队，往来巡视长江上下游。哪处遇警，舰队就支援哪处。另外，还沿江设置了烽火台，《三国志》注引庾阐《扬都赋》中即说“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
五
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2]1148
在经济、军事实力落后于曹魏政权的情况下，孙吴依托精心构筑的这条长江防线，与曹魏抗衡了数十年，长期维持着这种割据局面。而另一方面，曹魏政权数次南下攻打孙吴，却屡屡被阻挡在这条长江防线之下，长此以往，逐渐促成了江东君臣偏安一隅的心理，以为依靠这样一条天险，即可确保孙吴万世无虞，降低了必要的警惕性。因此，当西晋的六路军队讨伐孙吴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孙吴就已经投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