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册府元龟》中有关于“渤海质子盗修衮龙（疑似笔误，应为龙衮）”一事的记载，本文拟对此事件进行梳理和考证，通过查找相关史料和进行时间关系对比来论证这位质子的身份，并且就此事对这位质子本人的影响进行探讨，以及对此事发生的原因加以分析。通过分析论证，考订史实，从而还原唐与渤海国交往中一件饶有兴趣的事件。
[关键词]渤海国；质子；盗修龙衮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帝王制中，但凡谋逆或大不敬都是重罪，据《隋书・刑法志》第二十五卷：
（开皇元年）更定《新律》……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十恶是直接危害封建统治的严重犯罪行为，唐代因袭隋律，对这十种犯罪予以严厉的惩治，并把“十恶”特标篇首。足见封建统治者对于以上罪行往往严惩不贷，然而发生在唐代宗大历八年的一件事，却与唐律原则不符。
在《册府元龟・卷41・宽恕》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润十一月，渤海质子盗修衮龙，禽之。辞云：慕中华文物。帝矜而舍之。”在金毓绂《渤海国志长编・卷三》中也将这一事件编了进去：“留唐宿卫王子（失其名）私取修龙衮事发，鞫之，辞云：慕中朝文物，故欲得之。代宗释其罪，不问。”这两条所记载之事发生在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渤海文王大兴三十七年，当时渤海国派去唐朝宿卫的质子（其名失）私自制作唐朝皇帝的礼服，被发现后，有司对他进行了抓捕审问，这位渤海国的质子解释说，是因为羡慕中华的文物所以才效仿制作，代宗听其解释，并没有治他的罪。
这件事在史籍中，仅见于《册府元龟・宽恕》篇，其所讲的渤海国留唐宿卫的质子究竟是谁，事情发生的详细始末，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而且学者也没有专门性的文章对此事加以讨论，因而对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加以分析考证，是一个有趣的探索。
一、渤海质子其人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位质子应该是在“盗修龙衮”发生后三个月（大历九年二月，公元774年）就还蕃的大英俊王子。[1]
根据当时唐朝“四夷称臣，纳子为质”[1]的惯例，唐王朝与各少数民族政权、各藩属国之间建立了侍质制度。从渤海国第一代王大祚荣时期就已经开始向唐朝派遣质子，作为双方建立互信关系的一个重要筹码。公元737年，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死，其子大钦茂继位，大钦茂一改其父大武艺时“斥大土宇”的扩张政策，在位期间偃武修文，大兴文治，全面“宪象中原”、事唐恭谨、臣礼无缺，力图与唐朝搞好关系。文王时来唐质子的时间、数量、待遇等问题，魏国忠先生在《渤海质子侍唐述略》一文中已经做过探讨，此处不再累述。
根据魏国忠先生的考订[2]，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统治时期，见于史册来唐宿卫的质子包括：
开元二十七年（739）二月：“渤海王弟大勖进来朝，宴于内殿，授左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赐紫袍、金带及帛一百匹，留宿卫。”
天宝二年（743）七月：“渤海王遣其弟蕃来朝，授左领军员外大将军，留宿卫。”
大历八年（773）闰十一月：“渤海质子盗修龙衮”。
大历九年（774）二月：“渤海质子大英俊还蕃”。
贞元七年（791）八月，渤海王子“大贞翰来朝，请备宿卫”。
排除了大勖进和王弟蕃，见于史籍的符合时间推定的就剩大英俊一人。但有研究者指出：“从文王大茂钦时代所纳质子的时间段来看，其纳第二质子至大英俊还蕃所间隔的时间达30年，由于史料不足，如此长之时间间隔，对遣子入侍尤为重视的文王，应不排除中间有纳其它质子的可能，所以，此盗修龙衮者并非必为大英俊。”
单从时间上看，做出这种推断有其合理性。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仅从渤海国一方面的单纯意愿来讨论，质子留唐宿卫情况要综合考量当时唐朝社会经济和与周边地区的交往状况。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出逃，京都大乱，《旧唐书・本记第九・玄宗下》：
甲午，将谋幸蜀，乃下诏亲征，仗下，从士庶恐骇，奔走于路。乙未，凌晨自延秋门出，微雨沾湿，扈从惟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亲王，妃主、皇孙已下多从之不及。
杜甫《哀王孙》中亦云：“屋底达官走避胡”，“可怜王孙泣路隅”，可见当时长安城的混乱景象，连王孙都流落街头，那些留唐宿卫的质子的处境和去向可想而知。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渤海文王事唐恭谨，不顾宗室的安危执意要派遣质子，恐怕他有意愿派遣，唐朝也无力收容。因此，渤海在“安史之乱”未平息期间没有其他质子来唐是极有可能的。
另外，《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载：
二十五年，武艺病卒，其子钦茂嗣立。诏遣内侍段守简往册钦茂为渤海郡王，仍嗣其父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钦茂承诏赦其境内，遣使随守简入朝贡献。
大历二年至十年（767-775），或频遣使来朝，或间岁而至，或岁内二三至者。
由这条史料可知，渤海政权在大钦茂接受唐王册封后到767年以前这段时间与唐的交往情况，史书只字未提，而767年以后频繁与唐交往，进一步印证了在大英俊来唐之前，极有可能并没有其他质子来唐，即使有，身份地位也不能与王子相提并论。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在755年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到762年代宗登基，安史之乱基本平定这段时间，史书中不仅没有对渤海国纳质情况的记载，包括吐蕃、新罗、东突厥、西突厥这些派遣质子最多的政权，在这一时间段内史籍均没有任何记载，而到代宗登基前后（762年），渤海、西突厥、新罗等的纳质情况又见于史籍。不得不让人推断，纳质现象在唐玄宗末期到唐代宗登基前后或有所中断。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以后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时期，主要周边政权来唐质子情况，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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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或周边政权的纳质情况可知，从文王大茂钦纳第二质子大蕃至大英俊还蕃的这30年间，极有可能没有其他质子来唐。那么，盗修龙衮之人是大英俊本人的可能性就很高了。而大英俊在此事发生后三个月即返回渤海，不得不让人联想，大英俊的回藩，与“盗修龙衮”之间或有联系。正如郭素美老师在《渤海国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所指：“鉴于随员的地位和身份，远不敢不通过渤海王子而私自盗修皇帝礼服及唐帝知道后又能给予如此之大的谅解和宽恕，只能是大英俊王子本人了。”的确，这种推断是符合逻辑的。
二、“盗修龙衮”对大英俊本人的影响
我们从此后大英俊的际遇，似乎也能隐约感到“盗修龙衮”一事对他的影响。能够留唐宿卫对渤海人来说是一项殊荣，大英俊却因为此事不得不离开唐朝。他虽未受到唐廷的责罚，但是回到渤海之后却再也与最高权力无缘。渤海文王大钦茂于公元793年病故。由谁来继承王位，《新唐书・渤海传》中有如下记载：
钦茂死，私谥文王，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一岁，猜虐，国人杀之，推宏临子华为王，复还上京，改年中兴。
根据史料推测大钦茂有嫡子四人，大宏临、大贞斡、大英俊、大嵩。宏临早卒，大贞斡在公元790年留唐宿卫，钦茂病重时不在身边，大英俊和大嵩均未获嗣，王位反而落于文王“族弟”大元义手中。元义死后，皇室又拥立大宏临之子大华，大华死后大嵩继位，渤海国一般也采取嫡长子继承制，大钦茂死后，嫡长子早卒的情况下，王位的几次更迭都与文王的嫡子大英俊无关，这不得不让人推测，“盗修龙衮”一事，多多少少对大英俊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影响。
三、“盗修龙衮”得到唐代宗宽恕的原因
私自违制做龙袍历来都是重罪，据《清史稿・列传・三十六》载：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死后，正白旗护军统领苏克萨哈告发多尔衮生前有谋逆行为，曾私制黄袍与大东珠、朝珠、黑豹褂暗藏棺中，又欲将两白旗移驻永平企图自立。顺治决定追夺多尔衮“成宗义皇帝”名号，鞭尸。由此可见这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多么大逆不道的行为，依据唐朝规矩，作为藩属国的质子，必须严格恪守唐朝的典章制度，如若违反，会受到责罚。渤海质子以“慕中华文物”而“盗修龙衮”来推诿罪行，之所以得到皇帝的原谅，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一）渤海国的这个质子身份特殊。不同于大勖进和大蕃的王弟身份，大英俊是大钦茂的嫡子，嫡子作为质子的价值要高于王弟，其在唐的待遇也要好于王弟。发生渤海王子“盗修龙衮”的事情，唐帝要综合考虑对犯事者的处置给双方外交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因而，这样的行为虽然侵犯了唐皇帝的至高地位，但介于渤海质子的身份，以及他背后的渤海政权，对他的处罚，也会不同于一般人。况且，这个行为对皇权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以当时的一个相对弱小政权的质子还不足以威胁到大唐皇帝的统治，所以他解释是羡慕中华的文物，皇帝也且当是真的。
（二）当时的唐朝面临着众多问题，内忧外患不断。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乘虚深入内地，大举攻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仆固怀恩叛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八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等共30万大军，约期从华阴趋赴蓝田，直取长安。765年（永泰元年）剑南西山都知兵马使崔旰袭成都，杀节度使郭英又，蜀中大乱。768年（大历三年）6月，幽州军乱。768年（大历三年）8月，吐蕃又十万众扰灵武，2万扰州，京师戒严。在这样的情势下，保证周边地区的稳定，对唐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皇帝不得不考虑如何稳定周边政权。对事唐恭谨的渤海国，唐代宗一向表彰有佳，也借此希望能给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以榜样，因而宽大处理“盗修龙衮”一事，对唐朝来说既能稳定与渤海国的关系，同时也让渤海国对此事心怀感恩。
（三）对这件事的谅解，与唐代宗本人的性格特征也有一定关系。《新唐书》对他的评价是：“聪明宽厚，喜愠不形于色。”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仆固怀恩叛唐，两度引回纥入寇，在率领朔方兵殿后中途遇暴疾而归，死于鸣沙。代宗以怀恩功大于过，尤为之隐，前后敕诏未尝言其反，仍希望怀恩回归。及闻其死，叹曰：“怀恩不反，但为左右所误耳。”对叛将尚且能如此，可见唐代宗本人确实也是一个宽厚之人。
综上，“渤海质子盗修龙衮”一事中的渤海质子极有可能就是渤海文王的嫡子大英俊，此事对大英俊本人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影响，使他远离了最高政治权利。而唐代宗对渤海质子“矜而舍之”亦有其发生的主客观原因，受到当时唐朝自身统治状况的制约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唐代宗本人性格因素也起到一定作用。通过对这件事的梳理，使我们看到了唐与渤海国交往的一个侧面，对我们了解当时唐代的外交行为有一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