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唐朝时期，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渤海国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该国在公元926年被契丹所灭，但在其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却没有留下自己书写的文化史料，这是很让人费解的问题。本文根据仅有的资料对当时渤海国与唐朝、日本的往来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渤海国；唐朝；日本；佛教；交往
对于渤海国的记载，汉人刘建章著有《渤海国记》，但此书早已失传，所以对渤海国的事迹有所记载的文献则少之又少，要想对渤海国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存在较大的难度，但在中、日、朝、韩、俄等国的资料进行统计数量也十分有限，而值得庆幸的是日本史籍中关于渤海国的国书、牒文、诗歌等有所保存，这是极其珍贵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渤海国的资料。在中、日、朝、韩、俄等国的专业学者的挖掘整理下，重现了渤海国耀眼的文化，使其形象得以大致显露出来。使人们对渤海国的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也给人们带来较大的惊喜，因为在当时盛唐的辉煌笼罩下，渤海国文化并没有失去自身的色彩，而是以独具特色的光辉，在东北亚地区展现其耀眼的文化英姿。
从当前仅存的史料中可以看出，虽然当时的渤海国地处于边鄙地区，而且民族群体也较为落后，但在其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不仅得益于渤海国人民的勤劳勇敢，而于与其统治者与周边民族、中原政权及日本的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当时的渤海国统治者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特别热衷于与周边民族、中原政权和日本的文化交流，虽然初衷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但却使其文化交流得以广泛发展开来。而在大祚荣统治时期，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得以稳定下来，求得一个安定的生存发展环境，则向唐廷称臣，并积极的与周边民族进行结交和结盟，这种低调的外交姿态，为其得以立足及生存发展环境的稳定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是在其第二代国王时期开始的，当时的国王是大武艺，与日本开始交往是始于当时的唐朝在渤海国的北疆扶植黑水部，在这种情况下，大武艺开始了与日本进行交往，谋划与唐廷的抗争，而且随着两国使节的不断往来，日本出船发动了对新罗的海上攻战，从而保证了渤海国在以后的时间内再新罗进行各平相处，在与日本的交往中，使渤海国解除了新罗这一后顾之忧。而在这之后，大武艺开始北征黑水、南袭登州， 但都没有取得预想中的的胜利，都以失败告终。而当时的唐廷也充分的显示了大国的风范，不计旧嫌，渤海国又恢复了对唐朝的臣子服关系，但仍保持着与日本的往来。而在大武艺儿子大钦茂继任后，其表面对唐廷表现出一副恭谨效忠的样子，不仅遣使朝唐，而且还拷贝唐廷的各种典章制度，有效的为麻痹了当时的唐廷。这为渤海国以后吞灭黑水全域进行疆土的扩张奠定了良限的基础。
渤海国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唐朝还是日本的交往，都是将政治军事目的放在首位的，但当时乃至以后的唐朝政权，无论是对待当时的渤海中还是其后裔都优遇有加。在对其赋税措施上就存在很大的区别，不仅不与当时华夏的各州相同，而且需要当时的渤海的各州贡纳当时的某些土特产即可，而且当时的唐廷还会回赠数量更多的赏赐。这种对流亡酋长的关怀备至的优遇， 用中原政权惯于“以夷制夷”或封建帝王好大喜功是很难予以解释的。
而在日本朱雀天皇延长八年（公元930） ， 臣属于辽的东丹国（渤海亡国后旧地被辽太祖改为东丹） 使臣、原渤海国文籍院少监裴访日， 日方因裴叛国求荣而对其没有好感， 接待甚为冷淡， 与接待原渤海国使臣、包括乃父大诗人裴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 只能用日本在与渤海国的交往中， 非常珍视二百年来建立的友谊来解释。
唐廷乃至其他中原政权以及日本， 对渤海国的优遇是发自内心并且有原则立场的。政治上的交往， 是以政治制度先进、完善的民族产生中枢指向的渗透压， 来影响政治制度落后、不完善民族作为主要流动方式的。这种交流， 必然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辐射式流动。中原儒、释、道三教对渤海国的影响及渤海国同日本之间的佛教交流， 是这种流动的表现形式之一。渤海国人民原本信奉萨满教， 建国之后在与唐廷的交往中， 受中原佛教盛行社会风气的影响， 开始信奉佛教。渤海国建国不久的 713 年， 大祚荣便遣使朝唐请求礼拜佛寺； 其子大门艺同年归国， 带回唐廷赏赐的佛经经卷和佛像。之后， 佛教在渤海国大为盛行。上京龙泉府人口最多时不过十万， 从遗址发掘中便发现古寺址十余座。在渤海国遗址中出土的佛像， 有石佛、铜佛、陶佛、铜铁陶佛、铜胎鎏金佛数种。无论是寺庙的规格体制还是佛像的体态面相， 与唐朝并无二致。渤海名僧释仁贞本是皇族大氏成员， 史载， 释仁贞和僧贞素均曾数度入唐求佛法。渤海国王大钦茂的尊号为“大兴宝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便是上层崇拜佛教的明证。
僧贞素和日本高僧灵仙大师逆旅相逢， 一言道合，交往甚密。僧贞素在往来唐廷、渤海、日本之间的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为灵仙大师向日本传送佛舍利、新经，为日廷向灵仙转送游方之资， 最终溺海而死， 成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段凄美史话。
渤海在当时的商贸等外交活动当中，不仅加强了与大唐、日本的商贸往来，而且加强了文化、宗教的交流，而且通过渤海国，使盛唐的物质和先进文化局也传入到日本列岛，有效的促进了渤海、大唐和日本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推动了渤海国和日本社会的快速发展进步，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