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即位后依法治国，希望改变此前政治低迷的状况。所谓低迷，当时最突出的一个说法是“姑息之政”：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该反对的现象不反对，安史之乱以来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了变本加厉的趋势。公元809年7月，杨凭案爆发，史书评价“当时翕然，谓纪纲复振”。
杨凭担任江西观察史时，犯法弄钱，稀松平常，中央的一贯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杨凭自从升任京兆尹后，更是气势不凡，不仅建造了富丽堂皇的高级房舍，还广蓄妓妾。这虽然不犯法，但一个高级官员这么做，社会议论纷纷，再自然不过了。
不知道是否与唐宪宗通过气，御史中丞李夷简决定拿杨凭祭旗，正式弹劾杨凭。据说李夷简希望置杨凭于死地，但因为唐宪宗认为杨凭在京兆尹岗位上多有贡献，最后把杨凭贬官为贺州临贺县县尉。而李夷简因为办案有功，受到了唐宪宗的嘉奖。
杨凭忽然被贬，这一巨大的落差，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不要说朋友，就是亲戚，因为怕受到连累，似乎一夜之间都忘记了他，更不用说为他饯行了。然而，到了蓝田关下，谁也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有人在关口摆下酒席，专程等他。来人是徐晦，当初他考进士，正是杨凭推荐的。很快，徐晦一人为杨凭送行的消息立刻成了长安的重大新闻。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人物权德舆决定去见徐晦。权德舆本来与杨凭关系密切，但是杨凭离开时，他却不敢出头。权德舆一见徐晦就问：“你不担心受到连累吗？”徐晦回答得很平实：“当初杨公对我有知遇之恩，所以必须去送行。”听了徐晦的话，权德舆大感惭愧。之后，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所到之处，无不竭力夸赞徐晦。
或许因为权德舆这样的言辞太多，一时之间，朝廷内外都飘扬着对徐晦的赞美之声，而最戏剧性的一幕也终于上演。过了没几天，杨凭案的发动者李夷简忽然上奏唐宪宗，推荐徐晦当监察御史，唐宪宗毫不犹豫地批准了。
到御史台报到那天，徐晦去见李夷简，问道：“没有经过正式的官方渠道，您却在千万人中选中了我，这是为什么啊？”李夷简的回答很直接：“你没有辜负杨凭，怎么会辜负国家呢？”
徐晦后来当过中书台人，退休的时候是礼部尚书，而且他一以贯之的作风就是耿直。
官场是实用主义的天下，良心或者德行在官场中并不吃香。可喜的是，唐朝政治家的道德感还在政治行为中发挥着作用，他们依然明白，鼓励符合道德的行为有利于政治利益，尤其从长远的角度看。所以，他们没有意气用事，没有大搞唯我独尊、权力至上，他们十分潇洒地向道德让步。而正是他们的这类行为，为唐朝的存在又争取了百年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