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哲学的范畴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就是实然法和应然法之间的关系，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最经典的就是富勒和哈特两位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战。哈特强调不能以是否符合道德作为判定法律效力的依据，而“法律道德性”却是富勒整个法学思想的核心概念。
哈特强调不能以是否符合道德作为判定法律效力的依据，主要论据有三：其
一、即使有些法律不具有道德性，但仍然具有法律效力，这种法律在道德上是不公正的，却是以正当行使制定的、意义明确的、并符合制度效力的所有公认准则;其
二、人们接受和遵守法律，并不都是基于其符合道德，而是各有原因，事实上，他们之所以忠于这一制度，可以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其
三、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被遵守是两回事，不好的法律并不因为人们不遵守它就不存在，混淆法律与道德、断言只有符合某些道德原则的才是法必将导致盲目服从或错误反对法律秩序。
“法律道德性”这一概念最早是富勒为回应哈特在哈佛大学所做的霍姆斯讲座中所提到的某些观点而写的批评性评论――《实证主义与忠于法律――对哈特教授的回应》中提出的。富勒指出，法律的被遵守，归根到底在于它具有道德性，从公众的眼光看来，它们是正确和必要的。一种秩序如果不包含着道德因素是不可能真正建立和维持的，制定法律的权威机关必须得到道德的支持。富勒认为法律实证主义所认为的应当将法律和道德相分离，实质是要将秩序与好秩序之间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而这一界限是难以划分的，非真实的秩序本身也含有可以被称为道德的因素。总之，不符合道德性的法律就不能称其为法律。
一直以来，人们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看法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法即道德，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是理性的体现，且这种观点将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法律排除在外，认为“恶法非法”;一种认为法律与道德互相分离，道德即道德，法律即法律，两者有着严格的界限和区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往往认为“恶法亦法”，法律存在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和遵守;另一种认为法律与道德有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是必然的。法律会受到一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的影响，也会受到少数人超过流行道德水平的影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发展，道德在法律上的烙印愈发明显，法律越来越富有道德基础和人性内容。
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愈发追求“良法”，这一概念虽然是由资产阶级法学家首先提出的，但是它体现了法律所要求的道德基础，体现出一定的先进性。法律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张其道德和人性的基础，如“亲亲相匿”这一传统制度在现代法律制度中的发展，“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封建社会传统道德原则是允许亲属间相互隐瞒罪行的制度。这本与我国严惩犯罪的国情相不容，但是有学者提出这一制度实则充分体现了对人心的呵护和关怀，其制度设计的理念是考虑到法律不强人所难，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符合效益原则。所以现行法律对于侵害被害人个人利益，对社会的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允许直系亲属之间的相互隐藏，这是法律在反映道德因素时的一个重大体现。当然对于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案件法律仍然严格规定不允许隐瞒。这同样体现了法律的原则性，即使体现道德性是法律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但它作为同道德的作用范围不相同的社会规范仍然要保持其最基本的底线，说明道德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法律的道德性在实践中也在不断发展。如愈发完善的司法援助制度，是司法道德化的重要体现，这一制度有利于让经济困难的团体打得起官司，得以不受经济限制的合法表达怨情、伸张正义。
真正的改变在于观念上的变革，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全体公民的守法意识是建立法律秩序的根本保证。随着社会成员道德水准的逐步提高，其守法意识越来越强，法律的效益也就越明显。社会道德要求在人们心里逐渐沉淀成一种健康的守法心态，人们逐渐因为道德习惯而守法，而不仅仅因为法律的强制力，这是树立法律权威、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心和认同感所需的必要条件。人们遵从的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而人们对这种法律的服从，不仅使得法律的权威具有至上性和独立性，而且使法律的权威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
诚然，实行普法宣传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途径，我们强调“法律至上”就是在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公民需要知法、懂法，并且自主、自觉、自愿地学习法律。但同时我们必须重视在这一过程中的道德教化所发挥的作用，使得社会成员进一步形成对法律的自觉遵守和普遍服从，以法律中的道德因素为着眼点，注重人们内心的省悟，着眼于情感世界，鼓励人们积极向上，作善事、做好事，充分发挥道德对法律的完善作用，使得“法律道德性”这一特征得以充分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