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经济决定论”；唯物史观；公共理性；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在现代性不断增强而精神伦理家园13渐衰落的严峻形势下，深化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研究具有极为重要而又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探讨了生产力范畴与道德范畴间存在逻辑联系，但并非简单式、机械式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传统威权宣谕式伦理道德教化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制度伦理建设在当前道德建设领域中的地位日渐突显；社会道德建设应提升至文化哲学批判高度，自觉实现对传统小农意识和市场经济物化与功利意识的理性批判，促进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的和谐共生。
道德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现代性不断增强而精神伦理家园日渐衰落的严峻形势下，必须积极审视与深人反思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一、经济建设“遮蔽”道德建设:如何走出边缘化困境?
“经济决定论”认识误区导致经济建设“遮蔽”道德建设。“经济决定论”认为:道德伦理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只要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道德水准自然会提高。“经济决定论”的实质是试图凭借“物”的方式与手段去解决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种目光上的短视，不仅导致“一手硬、一手软”，道德建设在实际工作中被边缘化或形式化，而且最终造成社会畸形发展，并累积和诱发一系列的社会病症和危机。要走出这种认识误区，必须科学、正确、全面把握生产力范畴与道德范畴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认清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特殊规律，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种种偏差。
必须深人研究生产力范畴与道德范畴两者间的辩证联系，防止把两者间的关系简单化、绝对化。生产力是社会道德产生发展的物质基础，道德是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抽象与升华，两者分别属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同层次的社会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经济活动与人类哲学、道德、宗教、艺术等上层建筑间的一般关系，肯定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提供了可能:一方面，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抑制人们因物质匾乏而引发的野蛮争斗;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可以为人类文明的交流创造有利条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普遍交往可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然而，可能性毕竟不等于现实性。从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经过复杂的中介环节，并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恩格斯指出:“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正是生产力范畴与道德范畴二者的间接性、辩证性的关系特征，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才能在哲学上、文化上等方面“演奏第一把小提琴”。
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人 们道德伦理产生的根源。道德并非如康德所言是先验的、形而上的绝对律令和至善的东西，也并非由人的自然本性所直接设定，道德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客观性和社会历史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的本 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生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新的需要又通过实践活动不断推动新的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的产生，进一步引发新的道德伦理诉求。其次，人类不同时态、不同地域的社会道德的产生与发展不是绝对孤立、互不相干的阶段与过程，而是通过彼此间继承、借鉴、扬弃的方式实现的。在新道德建构过程中，人们需要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积极批判，同时从现存的、新的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新道德原则并加以论证确立，以顺利完成道德建构的历史重任。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了，道德建设并非可以由经济建设直接取代或单凭“物”的方式与手段就能实现的。从我国当前社会历史阶段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体系，是一个包含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实质和社会风尚的价值认同整体，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要求。它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我们的社会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为各民族、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明确价值取向，做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规范。
二、伦理道德苍白无力:何以重塑道德权威?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构筑了一整套宏大严密的儒家伦理教化系统，追求以血缘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伦理社会秩序，契合了小农封建社会和大一统政治需要。该教化系统以君权和神权作为支撑，存在着一整套严密的以科举人仕为潜在目的、以化民成俗为显性目的的教化网络。它既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系统，也包括士大夫的谕俗乡约、村落的家规族法、民间的祭祀礼仪、佛庙神道、戏剧小说等一系列非学校系统。传统儒家伦理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化模式本质上有着非平等性、非开放性、非反思性的特征，人们对教化内容只能遵照服从，不容置疑、挑战其权威性和合法性。
工业文明进步使人们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自然形态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人们以独立性和平等性，客观上要求对道德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手段诸方面进行改革创新。文艺复兴之后，“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教育从天国降到尘世、从彼岸世界回到此岸世界、从皇权走向大众，道德教化的平等性、开放性、反思性品质不断生成和强化。在科学与理性的冲击下，传统自上而下威权宣谕式教化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君权与神权提供的至上性与神圣性道德权威消解后，而世俗性的现代化由于其祛魅性与工具性精神特性，不能及时提供道德权威或终极意义的替代物。相反，现代化、市场化的推进，一定程度上导致道德虚无主义或道德相对主义，造成精神信仰缺失和道德危机。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何以重塑道德权威?
普遍理性主义的道德建构模式，客观上反映了现代道德建设的时代特征和内在要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社会正义原则提供了一种在社会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并优于个体道德评价和选择:“当制度(按照这个观念的规定)公正时，那些参与着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而哈贝马斯则从交往理性出发，认为道德普遍性是经验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所达成的道德共识，达成道德共识的途径就是以理解为目的的交谈和对话。从根本上来说，两者从不同侧面殊途同归地反映了现代道德建构的重要特征。即: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视阂可以提供基本的道德规范、最低限度的规则体系或不同价值取向的道德主体之间的“重叠共识”，可以在现代社会中解决外在的制度性规范建构问题。"
间题是这种公共规则的外在性他律，能否或怎样真正实现内心世界的道德自觉?这是以弃宗三和麦金太尔为代表的当代德性论与以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普遍理性主义之间分歧所在。有的学者指出，必须在两派观点之间开辟走出现代道德危机的蹊径。目前，社会转型客观上造成越来越广泛的公共领域，如:现实社会交往与网络虚拟交往，形成了在公共领域活动着的主体与价值目标追求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公共理性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结果，其主要功能就是形成公众普遍认可的价值与秩序规范，是多元化现代社会实现整合的必要方式，它具有经验普遍性和尊重包容差异性的现代性特征。有的学者综合普遍理性主义的公共理性视阑和德性论的心性秩序建构理论，以主体对待权利义务关系的态度与取舍方式，将德性结构划分为3种不同层次:“正直”(自觉自愿地履行权利义务)、“美德”(不计较权利地履行义务)、“崇高”(超越权利义务关系的奉献牺牲)。上述学者指出，当前可普遍化的德性人格是“正直”而非“美德”和“崇高”，正像可普遍化的道德规范只能是法律与公共伦理规范一样:“现代社会中的公共领域所需要的正是基于公共理性的法律制度与公共伦理”，而“美德”、“祟高”则是人们自由期待的道德选择。
该道德建构模式一方面客观反映了人们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再像传统共同体时代那样追求与信奉无私的“崇高”与“美德”，而更关注社会制度本身的伦理性质和个体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现代道德建设的前进方向。这种道德建构模式的逻辑实质在于:从他律性的制度伦理走向自觉性的无私美德。而走向程度如何，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如果不顾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较低的社会历史阶段盲目宣传普及崇高美德，现实中就会出现将美德和崇高视作傻帽、将基本道德吹嘘拔高的不利现象。显然，上述道德建构模式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伦理道德制度化、规范化，在较低的社会历史阶段借助制度规范(如:法律、公共伦理规则等)形式，强制推动道德伦理的履行。当然，对于人的存在而言，制度与规范本身并非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也不存在引领人们达到完美道德境界的制度与规范。但是道德与制度规范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两个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以及整个国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改善，将会实现制度规范向道德自觉的反向流动，即外在的、强制性的东西逐渐转化为内在的、自觉遵守的东西，从而不断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
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重塑道德权威的重要角色。这是制度伦理建设在目前国情中的客观要求。政府积极引导示范，不仅能够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普及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而且能够赋予法律和公共伦理以权威性。18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曾经指出，对道德风尚进行的历史研究使他扩大了眼界，使他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所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法律和公共伦理的有效实施需要政府积极推动。由于我国缺乏西方深厚的人文法律底蕴和理性成熟的市民社会，单凭目前利益分化、甚至相互对立的社会公共领域，显然缺乏构建现代伦理道德的自觉性和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对伦理道德建设放任自流，则只能导致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例如，在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情况下，一些基层政府空壳化、科层化，治理和服务能力匾乏低下，部分村庄共同体不断走向涣散解体;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存在不正之风，对社会道德建设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导致基层道德建设举步维艰。
必须通过积极改革，加强廉政建设，严明法纪，为重塑道德权威奠定坚实基础。新加坡就是以廉政服务建设来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成功典型。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严明、清廉、务实，不仅治愈了“东南亚之癌”的腐败毒瘤，而且赋予儒家伦理道德以极大权威性，使一度腐败混乱的新加坡一跃成为东南亚最廉洁、最和谐的国家之一，创造了东南亚国家发展的奇迹。
三、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能否实现和谐共生?
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广义的文化范畴涵盖了道德伦理的重要内涵，其核心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价值规范体系，并且提供了特定时代公认的、普遍起制约作用的个体行为规范。有的学者指出，面对日益突显的现代性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政治革命向文化批判的转向，正是现代性问题背景下哲学主题的转换。要继承、弘扬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精神为底蕴，融合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和科学民主精神，创立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民族性、人类性伦理道德，在精神文化上真正葆有“精神的自我”。
实现对传统自在文化的自觉批判是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任务之一。农业经济基础上构筑的是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它主要关注“是什么”，以经验、人情、保守为内容特征;工业文明和现代市场经济则要求建构自觉型文化模式，具有理性、契约、进取的特征。传统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理，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的集中体现，它关注社会的“实然”而不探询其合理性，其文化基因缺乏迈向“应然”的超越性向度。这种文化理念或对传统一味眷恋，或对社会当下一味赞同，形成非理性、非反思性的短视“实用主义”心态，从而陷人重复性、保守性的惰性泥潭。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或慎终追远，从古代道德文化中寻找安身立命的依据和处世原则，或一切随大流，以他人的行为作为自身的实践 依据或慰藉借口。推动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转型，并非全盘否认和抛弃传统道德文化。事实上传统道德文化存在着许多优秀成分:仁爱诚信、尊老爱幼、 宽恕忍让、守望相助、患难相恤、天人和谐等等。这些伦理道德成分无论于古今中外，都有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与意义，可以矫正市场经济工具理性和物化意识过度张扬导致的现代道德危机。当然，对于一些传统道德糟粕，如男尊女卑、宗族观念、愚忠迷信等，则必须批判剔除。只有立足于传统道德文化批判基础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才能免于丧失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与历史根基。
推动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转型的关键是革除传统道德的应用方式—小农意识文化心理。小农意识主张以血缘和人情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标准，使道德的运用打上血缘性、地域性和人情关系烙印:“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从根本上禁锢和窒息了传统美德的普适性，导致国民公共伦理道德观念贫乏。如果有谁试图将道德标准应用于血亲或地域范围之外，则被视作亲疏不分、六亲不认。这种血缘性和地域性自私型文化心理与现代法律和公共伦理规则的普适性精神扦格难通，难以造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最后，具有小农意识的现代人，由于不敬天地、不畏鬼神、不担心因果报应，在无“后顾之优”的情况下，可能集前现代的腐朽性与现代的私欲性于一身，比历史上的小农意识更具危害性。
实现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批判是当前道德建设的另一历史重任。对工具理性和物化意识的批判早已成为西方理论界的主流。在积极吸取、实践市场经济的平等、民主、契约现代精神理念基础上，必须对市场经济导致的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持理性批判态度。一方面，市场经济解放了人们历史上长期受压抑的欲望，促进了人们独立性、自主性和个性意识的极大增强。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和功利意识过度张扬，造成人们生存方式的物化和“原子化”特征，导致现代社会关系紧张、道德荒凉、精神孤独、内心疲惫等系列现代性病症。市场经济不仅使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间出现系列问题，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酿成重大危机。如: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无节制开采，物种的迅速灭绝等等，这一切无不关系到人类的未来生存。只有实现对市场经济或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理性驾驭，才能促进世界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