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透视中国宋王朝的政治与道德的分裂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在问鼎逐鹿的政权斗争中思考历史兴亡的话，那么，《水浒传》则是在绿林好汉的草莽世界中展示社会的动乱。①《水浒传》的确是以“农民造反”式的草莽世界显示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作者借着小说半明半暗的揭示了宋代社会的一种现像：政治与道德的分裂。而这种现象的直接呈现方式就是“乱自上作”或者是“官逼民反”，也就是社会的动乱。
在小说里，作者并没有直接揭示，只是运用了一个写作技巧。后代学者金圣叹先生在批《水浒传》时将第二回移作第一回后，于回前评到：“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②这就是说，假使作者开篇便写一百零八好汉如何如何“打家劫舍”，又如何“犯上作乱”，再去叙述朝廷的镇压，那么这便是：乱自下生；如果开篇首先叙述的是朝廷百官的昏庸无能，选官制度的腐败，那么这体现的就是：乱自上作。恰如金圣叹先生所批，作者在开篇就埋下了这样的伏笔：首先以“洪太尉误走妖魔”的神话的形式昭示出天下无道，必将生乱的社会情状，另外又着笔描写高俅的“发迹变泰”，以这种写实的方式揭示出滥官当权，英雄失路的政治情状。小说就是以“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为第一回，在第二回的开头又着力叙述了高俅的发迹，同时以“神话”和“写实”的方式互为照应，互相生发来证实，梁山的这场动乱是由朝廷自身引发的。作者通过这种叙述方式来暗示社会动乱的政治原因：乱自上作。究其根本，乱自上作始于朝廷里存在的政治与道德的严重分裂。在古代社会，瘟疫横行是暗示天下无道，必生妖孽，一百零八将的诞生也就是因为瘟疫的流行，加之官府的无能，误走妖魔。小说就是以此来证实乱自上作，进一步探究导致乱自上作的根本原因。
从小说里可以看到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存在着显然的政治与道德的严重分裂，而导致农民的起义，百姓的造反，也即乱自上作。在封建社会里，君主的个人意志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意志，在这种毫无民主与法制的人治社会里，君主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道德意识对君主来说可有可无，在他眼里王法就是他自身，他能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他需要的是政治。政治是什么？是文武百官以及天下百姓对他的忠心，对他王权的尊重与敬畏或者是拥护，是一种权力和忠心的象征，这是对上而言。对于百姓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君 王对他们的一种道德关怀，道德意识是朝廷对百姓的关怀。但是，《水浒传》给我们呈现的是：天下无道，官逼民反的一种政治与道德严重分裂的的官民关系。天子无道，高俅等人发迹高升，致使贪官横行，民不聊生。作者以这样的写作方式巧妙地展示了他的立场：政治与道德的严重分裂引发朝廷与百姓的对立。又以一百零八将的受招安却覆没为结局进一步隐喻宋代社会存在的政治与道德的分裂。尽管梁山好汉打着“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旗号，已经有了对上尊重的政治意识，但是在现实中仍然遭到了政治性的毁灭，君主无法接受曾经与自己对立的不合正统的“造反政权”，得不到朝廷对其政治意识的认可。因为朝廷缺乏对他们的道德关怀，而倾向于强调政治上的完全服从。正因为如此，林冲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夜走梁山，杨志重振杨门雄风的意志也被迫磨灭殆尽。阮氏三雄埋怨道：“若是识得我们的，水里水去，火里火去。若能勾受用的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③这些本有着一身本事的厚实汉子怀着报效家国的心理向往着能一展身手，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完全服从对上的政治意识而沦为“梁山贼寇”，祸国殃民。这群人以道德意识为重，与朝廷道德意识的缺失形成了矛盾，所以在结尾，作者安排的结局是起义军的覆灭，即使受了招安，为朝廷抵御了辽国的进犯，又向南征方腊，立下靖国安民的大功劳，可他至始至终都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这其中的原因还是归结到这两类人物圈里存在的不同意识：朝廷里政治与道德失衡，并以政治为重，蔡京，童贯，高太尉等人都是以自身的权力为重，包括皇帝在内都奉行下对上的完全的政治服从；在梁山队伍里却是以忠义的政治与道德的融合为守则。
所以这种失衡与融合发生了冲突，根据作者的立场，梁山失败了，这说明，在古代社会里政治与道德是无法融合，它们之间存在严重的分裂。所以宋江私放晁盖，斩杀阎婆惜，他的守义与清名守法相冲撞，他想把两者都融合，但是整个社会制度不允许，所以他也只能投奔梁山，以求日后受招安报效家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