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华传统道德与美德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我国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两宋时期文化高度繁荣，儒家思想也发展到新的高峰，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程朱理学等众多流派。其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有：士人们秉承儒家民胞物与、忧国忧民的情怀，心系国计民生，具有鲜明的入世精神：他们注重内心涵养，敛情约性，崇尚不慕荣利的人生态度；倡导力学苦读，追求诚明直谅、文章德行双馨的人生目标；孜孜以求儒学的风范、不断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给我们当代文化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借鉴依据。
[关键词] 道德教育；内涵；文化渊源；宋代；理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理政方略。在多次重要讲话中，习总书记都强调要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形成全民主动参与道德建设的良好氛围。2013年2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四个讲清楚”的民族文化根基论述，强调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他重申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2014年10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学习时，他强调古代思想文化对今人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要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这些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国情的清醒认识和判断，其中，对中华传统文化如何深入挖掘和阐发其时代价值，如何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等论述，都是当前迫切需要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总体上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学派林立的宋代，当时的广大有识之士――士人阶层秉承儒家民胞物与、忧国忧民的情怀，心系国计民生，具有鲜明的人世精神。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对我们的当代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宋代士人崇尚“朝闻夕死”、安贫处约、不慕荣利的人生目标，孜孜以求儒家和理学的风范，不断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具体实践方法与途径上，他们注重内心涵养，敛情约性；倡导刻苦读书，通过力学达到诚明直谅、文章与德行双馨的充实之美，追求理学“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啐面盎背”①的内在心性超越。因此，当代学者认为：“宋人的人格理想建构中特别倾向于道德自律与品格自尊，社会伦理责任与个人自由意志，理性原则的操守与处世应物的圆通，道义精神的刚方与个人意志雅适的有机统一。这不仅渊源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注重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感性之统一的传统精神，同时也是宋以来封建士大夫社会地位和伦理责任提高之现实的反映。”②此论甚当。
审视身处南宋中下层的文学家兼理学家士人赵蕃，其生平和对道德人格的自我约束与提升过程，就鲜明地表明了两宋道德教育的内涵与实践途径。赵蕃毕生孜孜以求于理学的风范，渴望不断提升个人的道德境界，朱熹称赞说：“昌父志操、文词，皆非流辈所及”③，对赵蕃的文章德行给予充分的肯定。
一、以道自任，奉儒守家：对儒家之道的尊崇与追寻
赵蕃终身以道自任，奉儒守家。他毕生都在努力学道，践行孔孟儒学的要义，注重内在修养和道德境界的提高，从未沾沾自喜过。他是这样介绍自己作为理学家的全家福成员的：“素仰儒先德，兼闻内助人。齐家真有道，相敬俨如宾。女已节义著，儿仍经行醇。他年书附传，落落众星陈。”（《自作》）除了他本人平素一贯仰慕先儒的德行，他贤惠的妻子齐家有道，夫妻相敬如宾；他引以为骄傲的还有儿子经术和品行醇正无杂，女儿也以良好的节操与义行被人称道。这俨然是一个契合儒家道德礼义的家庭，也是赵蕃努力践行理学道德伦理规范的成果，可见他奉儒守家之本分与虔敬。
他仰慕与追求的人生目标非常高，甚至高得遥不可及。他希望自己在道德上成为大禹、后稷与颜回那样的圣贤：“禹稷与颜同”（《俞孝杨殖斋》），所以，他终生孜孜以求于理学的风范，其《期斯远不至，登溪亭有怀并属云台刘先生三首》云：“戚戚重戚戚，有抱不自释。问余何所忧，学道不早力。悠悠复悠悠，头秃颔须白。先圣有遗言，朝闻死可夕。矢诗道其怀，庶获师友益。”这是赵蕃写给志同道合、同样隐居不仕的挚友徐斯远与恩师刘清之的一首诗。他想到自己敬爱的老师和心灵相契的朋友，却忧戚之情萦绕心头，久久难以释怀，就是因为他们心灵契合的内在基础是践行儒家之道。在诗中，他感慨自己年轻时没有勤力学“道”，年老时似乎只能抱憾终生了。但是，他冥冥中想起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至理名言，觉得应该珍惜有生之年、及时抓紧现在的时光，去追寻儒道与天理的真谛。
这种对时光流逝、求道不止的感慨，赵蕃诗中经常自然流露出来。他写给好友潘友文、潘友恭的诗中，不仅关心他们近期的学问进展，也表达了逝者如斯夫的困惑与释然：“斑鬓惊催老，青衿悔负初。朝闻夕可死，何敢废居诸”（《寄送潘文叔恭叔二首》）、“余惟素贱贫，学晚仍废惰。念将求岁余，
①[宋]陈亮：《陈亮集・又甲辰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8页。
②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答徐斯远》，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79页。要必取日课”（《次韵潘端叔送行二首》），这些言辞恳切的话语，表现了赵蕃对谦逊质朴的儒家传统品格的不懈追求，陆游也曾说他“力学好修，杜门自守”①。他赞赏友人“文章能合道”（《呈审知》），又说“箪瓢岂非福？天理元自均”（《论诗寄硕父五首》），可见他奉守的儒家之道或天理，就是儒家所尊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道德修养和行为标准，也即士人阶层赖以立身处世的基本价值准则。正如其诗学和人生的双重老师曾几所言：“学问直须富有，文章政要深藏。玉在山中辉润，兰生林下芬芳。”②在实际生活中，他也是这样努力践行的。虽然已经年近五十，但是赵蕃对自己的学养并不满足，于是前往拜访朱熹为师：“至于年垂知命，自视欲然，更往受学于文公朱先生。”③他对朱熹及其理学思想怀着虔诚与崇敬之情：“学道终期世勋业”、“白头下士重来拜”（《呈晦庵二首》），他毕生践行儒家的道德人生境界，养成了安时处顺的人生态度，成就了悠游不迫的从容气质，所以刘宰赞扬他“貌恭气和，无月下敲推之势。神清骨耸，非山头瘦苦之容。”④ 赵蕃对儒道的坚守非常醇正而坚定：“为儒未许贾山醇”（《用老谢文立春韵赠周文显。蕃与文显以癸已岁是日相识，始有倡酬，故及之》，认为士人应该做学识纯正精粹的儒者，忠于儒道，不要像汉代的贾山“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⑤。在《子进昆仲俱和寄怀三诗复次韵》中，他引西汉开国之初的“鲁二生”为同调：“古途荆棘少人行，制礼难招鲁二生。”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日：‘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日：‘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⑥后因以“鲁二生”指代那些保持儒家节操，不与时俗同流合污的人物。叔孙通取笑鲁二生不通世务，司马迁也称赞叔孙通因时而变、为大义而不拘小节，赵蕃却坚定地引“鲁二生”为知音，表明赵蕃坚守儒道的坚贞不渝。
在总体上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学派林立的宋代，赵蕃始终尊崇程朱理学，尊崇自己的业师刘清之和朱熹。他在《寄送潘文叔、恭叔二首》中说：“斯文失张吕，吾道属朱刘”，又在该诗后注释说：“恭叔书来，及朱、刘二先生动静。”可见他对两位老师的关注之切。他现存的诗集中，有二十余篇写给刘清之的诗歌，十五篇写给朱熹的诗，足见朱、刘对他的影响之大。宋代理学自周敦颐开创，后经过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不断发扬，最终完成了理学的思想体系，并由朱熹集其大成，自此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正式成为理学的宗主，濂、洛、关、闽四大儒学并称于世，尤其是洛学与朱熹之学结合后，更被誉为程朱理学。实际上，作为清江学派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之一，“甘贫力学，博极书传”⑦的刘清之，在南宋理学史上也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人物。他参加了著名的鹅湖之会，是朱熹的师友，朱、刘道学相通。赵蕃少时即受业于刘清之，沉潜恩师的身边，耳濡目染，颇得程朱理学的要义。同时，他认为要想透彻理解儒学的精义，辨明义理是关键。他对好友说：“夫岂为异与，义理可不明”，“此道得深酌”（《寄答潘文叔并属恭叔五首》），都是颇有见地的想法，足见他对理学的体悟很深。
对于程朱理学相近的流派，赵蕃取其大义，兼容并蓄，表现出一视同仁的尊崇。他对金华学派吕祖谦和湖湘学派张拭两位理学代表人物，心怀敬意与向往。他对好友潘友文、潘友恭说：“斯文吕与张，用世故落落”，“君尝登其门，如户发管钥。何当传相授，此道得深酌”，赞扬吕祖谦、张拭襟怀磊
①[宋]陆游：《陆游集・荐举人材状》，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7页。
②[朱]曾几：《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第2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第18581页。
③[宋]刘宰：《漫塘文集・章泉赵先生墓表》第11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④[宋]刘宰：《漫塘文集・赵章泉赞》第9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⑤[东汉]班固：《汉书・贾山传》，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781页。
⑥[西汉]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22页。
⑦[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七《刘清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53页。落，为世所用。可惜自己未曾有机会登门学道，希望潘友文兄弟能给自己传授吕、张思想的精义，以择善而行。究其原因，除了吕祖谦、张拭与朱熹、刘清之交往密切，关系融洽外，还在于他们的理学思想虽有不同之处，但是主要的学说与政治主张非常接近，如政治上都力主抗金与恢复失地，学术上都是上承二程学说，包括重视经世致用等核心思想，正如《宋元学案》记载说：“清江之学，于晦翁、南轩、东莱如水乳。”①
赵蕃对张虻牡赖挛恼鲁粕筒灰眩从中可见他对理学的虔敬。其诗集中有关张干式的诗歌有六首，他赞扬“南轩子张子，好学如玄成。奋然吐长句，真觉万户轻”（《重赋畏知寓斋》），还在《寄赠侯宿彦明》一诗的结尾注释说：“张敬夫亦所厚善者”，可见他对张虻牡赖氯烁穹浅Ｇ丈汀Ｕ赞还以汉代的韦贤在宣帝时曾经代替蔡义为丞相、元帝时其子韦玄成又以明经历位至丞相的故事，把张虮茸魑ば成，期望他在仕途上也能大展宏图。他认为南轩之学博大精深、蔚为大观，体派正统，地位尊崇。他赞扬友人宋伯潜学有原委、师承正宗、品节超逸，说他“学自南轩派”、“泉源端有本”（《呈宋伯潜》），也流露出他对张拭学说的赞赏。他羡慕好友如愿以偿从学于张颍并且有机会上窥程颐学说的门径：“遂登南轩门，如识伊川面”（《用程季仪送行之韵为别》），对张蜓说与程朱理学的天然联系颇有见地。在闻知张蛉ナ赖南息后，赵蕃悲痛不已，哀叹“吾道”不存：“顺宁不作南轩死，吾道伤哉鬓已华”（《寄赠侯宿彦明》），抒发了对张蚴嚼胧赖奈尴薨伤，也表达了对其文行道德的高度赞赏。
赵蕃终身以道自任，奉儒守家，其道德人格对当时的士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真德秀《题黄君贫乐斋》说：“饭疏饮水复何求？道在胸中百不忧。参取章泉克斋句，底须楼上更安楼？”赞扬黄君安贫乐贱、积极修炼儒家道德规范的美德，认为黄君所好尚的道德与文学的楷模，正是赵蕃和陈文蔚等人及其诗文，可见赵蕃等人的道德人格与文学成就对当时的士人阶层影响之大。
二、安贫处约，泊然无营：甘守穷困、不慕荣利的人生境界
赵蕃是不慕荣利、安于贫贱的高人隐士。他非常崇尚颜回瓢陋巷的生活方式，他对一生安贫守道的好友周日章赞不绝口：“箪瓢保贱贫”（《立春日邂逅周文显于子畅兄许，饮酒论文，欢有余也，成二首》）。周日章直到年老，仍为布衣之身，却“自信甚笃，穷不易操”②，韩元吉说他“华发萧然，犹连蹇场屋也”③。他以教授生徒为生，但是只求自给，不义之财一文不取。虽然家境很穷，经常断粮，但是即使忍饥挨饿也不求人。洪迈说他“家至贫，常终日绝食，邻里或以薄少致馈，时时不继，宁与妻子忍饿，卒不以求人。”④当时的县尉因为仰慕他的风节，看到他隆冬季节只能穿着纸做的衣服，就赠送给他一身衣服，他微笑着说：“一衣与万钟等耳，傥无名受之，是不辨礼义也”，⑤坚决谢绝了县尉的好意。赵蕃也赞赏周文显以藤萝遮屋、以图史娱身的简朴生活，惊叹“不谓于兹世，而能有若人。藤萝为遮屋，图史漫娱身”（《过周文显所居》），视周日章为知音，把他喻为春秋时著名的隐士黔娄⑥，说他是“黔娄自守贫”（《过周文显所居》），还把他比作安贫乐道的大儒子思和唐代大诗人孟浩然，说他‘眇然居陋巷，隐若卧襄阳”（《寄周文显二首》）。赵蕃对周文显终生安贫守贱的操守尤为称赏，赞扬 ①[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9页。
②[清]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第515册《江西通志》卷八五，第869页。
③[宋]韩元吉：《跋曾吉甫帖后》，《南涧甲乙稿附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8页。
④[宋]洪迈著，夏祖尧、周洪武点校：《容斋随笔》，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376页。
⑤[宋]洪迈著，夏祖尧、周洪武点校：《容斋随笔》，第376页。
⑥黔娄，据刘向《列女传・鲁黔娄妻》载是鲁国人，晋皇甫谧《高士传・黔娄先生》则说是齐人。黔娄一生不肯出仕，家贫，死时衾不蔽体。陶渊明曾赞扬“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咏贫士》之四）他说“先生风节昔人似，白发箪瓢犹嗜书”（《简周文显借王有道集二首》）、“文行如斯古亦难”（《子畅雨中见过且惠以诗，乃用蕃谢文显载酒之韵。复用韵为答，并简文显》），相信周文显特立独行的气节将流传史册：“他时独行传，端可并麒麟”（《过周文显所居》）。
赵蕃非常崇尚陶渊明悠然自在的田园生活。在他的诗集中，咏叹箪瓢之乐和咏赞陶渊明悠然自得的诗篇俯拾即是，他说“箪瓢岂非福？天理元自均。俯仰苟不愧，此心犹昔人”（《论诗寄硕父五首》），还说“老来亦欲事犁锄。傥然识得箪瓢乐，只见何妨有不如”（《又次韵宋茂叔送行五绝兼谢修叔》），抒发了心灵深处的“天籁之音”。真德秀向朝廷举荐赵蕃时，说他“年逾四十即上祠请隐居求志，垂三十载矣。安贫处约，泊然无营。”①事实上，赵蕃从湖南辰州司理参军任上回乡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对朝廷的屡次征召坚辞不受：“黄尘倦马久非地，野水白鸥终是乡”（《留别周参政诗二首》）。在四十年的家居生活中，他以颜回、子思、陶渊明、孟浩然等古代的著名隐逸之士为楷模，安于贫贱，守节不移：“草木荒凉门半掩，故人谁肯为予来。要师原宪安非病，敢学襄阳怨不才。”（《子畅雨中见过且惠以诗，乃用蕃谢文显载酒之韵。复用韵为答，并简文显》）原宪，字子思，个性狷介，一生安贫乐道，不肯与世俗合流。孔子去世后，他隐居卫国，生活极为清苦。有一次，子贡高车驷马拜访原宪。看到原宪衣衫褴褛，子贡问道：“夫子岂病乎？”原宪回答说：“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②赵蕃认为固穷隐居的生活，堪比通达顺利的人生：“至矣贫而乐，谁云富可求”（《寄送潘文叔、恭叔二首》）、“因兹大有得，居穷亦如亨”（《重赋畏知寓斋》）。在《别约之舅》中，赵蕃称赏舅舅沈端节（字约之，著名诗词作家）辞官归家后，虽然穷愁潦倒、无钱买山，但能安于贫贱、信守道义，“固穷似舅诗难敌”，道出了赵蕃非常钦敬沈端节卓荦不凡的道德文章。“此山只合便终焉，底用心劳学计然？贫贱已安身外事，功名宁顾俗间缘”（《子进昆仲俱和寄怀三诗，复次韵》），赵蕃甘守穷困、不慕荣利的人生境界，还表现在对功名利禄的厌恶与鄙弃。
在湖南为官时期，他身处凶险的官场，感到自己就像狂风暴雨中的一只小船，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雨脚才能驻，风头倏又高”、“丁丁几樵斧，泛泛一渔s”（《雨脚》）。事实也的确如此，朱熹被迫离朝、丞相赵汝愚蒙冤致死、刘清之以“道学自负”案被迫去职，这些相继发生在赵蕃最亲近的师友身上的不幸，以及当时南宋内忧外患的危亡形势，使他忧心忡忡，他对自己“未成曾点服，犹衣仲由袍。斗食尘埃愧，束书灯火劳”（《雨脚》）的官场生活感到非常痛苦。诗中的“曾点服”指浴沂咏归的春服，赵蕃不能过上浴沂咏归、悠游自得的生活，却要在官场承受案牍的劳形、目睹官场上一张张肮脏丑恶的嘴脸，其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论语》中说子路“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③，赵蕃崇尚子路虽然衣着破旧，但是遇见穿着狐貉皮袍的富贵者却能坦荡自然，认为子路内心不嫉妒、不贪求，把功名富贵与贫贱看得很平淡。在赵蕃看来，解脱精神痛苦的方式，只有远离官场：“苦乏田园计，初非干谒资”（《丰城送成父弟还玉山三首》），不久，他坚决地告别官场，享受着“浇胸细酌杯中物，洗耳饱听溪上湍”（《子畅雨中见过且惠以诗，乃用蕃谢文显载酒之韵，复用韵为答并简文显》）的逍遥人生。他说：“世人徇利轻翻覆，我辈百年端一如”（《子进昆仲俱和寄怀三诗，复次韵》）、“龌龊更无微价市，鹪鹩自爱一枝深”（《留别周参政诗二首》），可见他对官场一贯的鄙弃与厌倦。他认为功名利禄是身外之事，非常鄙视那些不惜以身求利的世俗之人：“嗟哉后来者，窥逾多丧贞”、“岂比世上儿，风姿矜濯濯”（《寄答潘文叔并属恭叔五首》），他在称赞名宦潘畴自觉践履儒家安贫自守情志的同时，也描画了那些卑贱小儒沽名钓誉，或自以为通晓儒家的义理，或自恃保有儒家“操守”的乡原嘴脸。①I宋]真德秀：《真西山先生集・因明堂赦荐赵监岳（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页。②[西汉]司马迁著，卢苇、张赞煦点校：《史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72页。③[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55页。
“诗人例多穷，我穷亦何因”（《论诗寄硕父五首》），在穷愁潦倒的生活中，赵蕃能上与古人为友，释放情怀，坚定志节。他沉溺于《论语》、《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颇得儒家安时处顺、乐天知命之道，非常向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自在生活，经常在诗歌中神往儒圣们浴沂咏归、安逸自得的生活境界。他曾经泛舟于湘西的山光水色，流连忘返：“几度孥舟湘水西，风雩亭下咏而归。欢然诸友相忘意，不叩仙坛与佛扉”（《郑仲理送行六首》），但是，在他的生活中，这样的快乐时光总是显得很短暂，更多的时候，他只有上与古人为友，从中寻找知音与慰藉。比如，他对商山四皓、严光等著名的隐逸之士充满怀念与敬意，对东晋的陶渊明和北宋的潘大临等仰慕不已：“东篱满把菊，柯山一句诗”，“潘子夙所尚，陶翁何敢师”，“所愿学渊明，归去了不疑。松菊傥犹存，田园随事为。亦愿如老，白首丘壑期。人穷与诗长，得失其在兹”（《人爱九日，多以靖节之故。仆以老七字为可以益其爱者，且连日不雨即风，尤觉此句妙处，赋诗八韵》），所谓的“东篱”、“陶翁”，即指陶渊明；“柯山”、“潘子”，则指北宋的隐士潘大临（字老，曾从游于苏轼），都是赵蕃毕生仰慕的恬退高洁之士。他们归隐田园，过着白首丘壑、人穷而诗长的生活，其乐融融，这正是儒家所追求的道德与文章双馨的人生境界。北宋的谢逸、谢~兄弟，终身过着吟诗作画、悠然自得的生活，刘克庄称赞“二谢乃老死布衣，其高节亦不可及”①，赵蕃也钦慕他们“自汲清泉除砚垢，树阴微息晚凉初。个中得意谁知我，笔下忘言我羡渠”自在逍遥的生活，叹赏“世人只爱高官职，孰与公家兄弟过”（《读谢幼盘集》），高度赞扬二谢兄弟毕生坚守君子固穷、不慕利禄的气节。 赵蕃退隐后，教授生徒，传扬理学，得到鸿儒真德秀的称赞。真德秀向朝廷举荐他说：“在州里，诱掖后进，一以孝悌忠信为本。蕃虽名在吏部，然其行谊学识，素为乡曲所推，不求闻达。”②南宋的周南对赵蕃的节操倾慕不已，他在《读信州赵昌甫诗》中说：“怀哉斯人欤，被褐止衡堵。”③可见赵蕃的高节在当时影响之大、传扬之远。
赵蕃一生敝屣功名利禄，甘守穷困，不慕荣利，他把儒家的乐天知命与道家逍遥无为的人生观和谐地融为一体，反映了宋代士人一种普遍的追求和一种恒定的心态。对此，当代学者李春青论述说：
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
哉，回也！”又“子贡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日：‘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
也。…由此二例可知，“乐”不是一时一事之乐，不是短暂的喜悦，它是一种恒定的心态。这种心
态乃是一种对于物欲的超越，因而即使处身贫困中亦能保持不变。“贫而乐”并非因“贫”而
“乐”，而是说“贫”不能使人本有之“乐”失去，也就是说“贫”不能影响到人的内心世界。这种人
自是非常人可比。④
这段论述的确精当。赵蕃的“至矣贫而乐”（《寄送潘文叔、恭叔二首》）或“箪瓢岂非福”（《论诗寄硕父五首》），就是他处身贫困却能保持快乐的写照。
三、力学经典，直谅诚明：赵蕃对儒家文行忠信的内外兼修
赵蕃沉浸于儒家倡导的文行忠信的完美人生境界，以儒家的道德文章为目标，主张内外兼修，持之以恒地积累学问与教养等内在气质，写作出感情充沛、内容充盈的诗文，冀望达到“中怀松柏坚，外①[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1页。②[宋]真德秀：《真西山先生集・因明堂赦荐赵监岳（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页。③[宋]周南：《读信州赵昌甫诗》，《全宋诗》第52册，第32267页。④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页。暴丹鹱暨”（《次韵潘端叔送行二首》）的理想境界，拥有非同寻常的充实之美。为此，他极力倡导刻苦读书，通过力学，养成诚明、直谅的品格修养。
诚明是儒家重要的道德修养之一，意思是至诚之心和完美的德性。《礼记・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①赵蕃对此颇为赞赏，他认为通过努力为学，自然可以达到诚明的境界：“士患不知学，既学思有终”（《俞孝杨殖斋》）。赵蕃少时追随儒学大家刘清之，享受着宏富的经学文化，孜孜以求于醇正的理学思想；年近五十，还前去拜朱熹为师。朱熹对赵蕃坚守儒家传统品格的精神与节操格外欣赏，他赞扬赵蕃“志操、文词，皆非流辈所及”②，又说：“昌父较恳恻”③，对赵蕃及其诗文给予较高的肯定。
“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④关于修养诚明之性和忠信进德，北宋欧阳修在《朋党论》文中也有论述：“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⑤在赵蕃心中，杨万里是儒家道德文章的楷模，近乎儒家的完美标准。在杨万里到广东履职的路上，赵蕃写诗称赞他说：“先生力学自诚明，忠信今知蛮貊行。忆昔韩苏两仙伯，海成冬市况融晴”（《次韵杨廷秀太和万安道中所寄七首》），不但把杨万里比拟为曾经在岭南为官的大文豪韩愈、苏轼，含蕴着对杨万里超逸不凡的文学成就的肯定，还赞赏了杨万里通过奋发力学，养成了至诚之心，具备了完美的德性与忠诚信实的品格。在《寄减斋先生》诗中，他不吝赞美之辞，“掌制宜鸿笔，谈经合细旃”，夸奖杨万里宏博渊深的理学造诣与杰出的文学才华。基于对杨万里道德文章的充分了解，他引用《汉书・王吉传》中“夫广夏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⑥的典故，相信杨万里会成为朝廷倚重的股肱大臣。事实也正如此，杨万哩从广东任上回京以后，先后担任吏部郎中、尚书省左司郎中、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秘书少监等重要官职，在与皇帝面对时，多次评论朝政，言辞犀利地提出了独到的政治见解，一时名声很大，可见赵蕃对杨万里诚明之心与文学才华的信服。
力学可以达到一定的人生境界。作为士人，既要有持之以恒的力学精神，更要明确真正的目标，即士、农、工、商四民之业中，士独为重：“四业独为重，九经皆寓中”（《俞孝杨殖斋》）。《汉书》说：“土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日士，辟土殖谷日农，作巧成器日工，通财鬻货日商”⑦。赵蕃诗中的九经，可以说有双重含义，既指儒家的九部经典著作，也指儒家追求的道德规范，《礼记・中庸》云：“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日：‘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⑧赵蕃主张力学，其目的是践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赵蕃诗集中有很多描写自己虽然身处箪瓢陋巷，却如饥似渴地苦读的情形：“我昔读书夜达晨，膏烛且尽继以薪。年来渐知得力处，箪瓢陋巷忘其贫。”（《示儿》）他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读书求知的境界，有时竟然忘记了吃饭，甚至家中断粮无饭可吃，仍然忍饥挨饿空腹读书：“破屋支撑风雨余，世间种种不关渠。忍饥要惯无他术，过午未炊犹读书”、“读书万卷不充饥，枵腹吟哦大似痴。不是邻僧能送米，囊空何以续晨炊”（《寄怀二十首》）。由于他读书的声音很大，竟至影响邻居：“邻翁瑾户行径断，怪我读书声屋彻”（《寄怀二十首》）。赵蕃对学问与理学风范的追求，对文学与读书的酷爱，使他严格要求孩子珍惜光阴、刻苦读书，其《示儿》云：“尔曹有身须自立，幸逃薪水供朝夕。不于文学自勤苦，长①[宋]赵顺孙纂疏，黄|整理：《大学纂疏・中庸纂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8页。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答徐斯远》，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79页。③[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4330页。④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周易正义》卷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页。⑤[宋]欧阳修著：《欧阳修集》，彭诗琅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第196页。⑥[东汉]班固：《汉书・王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60页。⑦[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17 - 1118页。⑧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卷五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42页。大始悔终何益？”他雨中夜归，看到两还在诵书，就欣慰地吟诗称赏说：“檐雨浪浪欲二更，短檠明火读书声”（《雨中夜归闻两儿诵书偶成二绝幸明叔先生同赋以示之》）。 在治经方法上，赵蕃与程朱理学相近。程朱理学强调独见与自得，重视经与道的关系，主张“知道”、“求道”。赵蕃认为治经求道，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研习、践行理学之道，要抱有自觉、主动、虔诚的学习态度，勤奋力学，但是当时的那些昏昧者，却抱着可鄙的投机心理，其《次韵潘端叔送行二首》云：“昧者不知此，轻受郑灼唾”。因此，赵蕃高度赞赏潘友端（字端叔）的父亲、著名理学家与政治家潘畴年轻时虽身处困境、辛苦劳作，却能乐于谈经论道：“君公隐牛侩，文休食马磨。身则困空乏，道为如切磋”。在缅怀潘畴力学经伦、砥砺人生的事迹时，赵蕃本人也表达了研习儒道的志向：“余惟素贱贫，学晚仍废惰。念将求岁余，要必取日课”，可见，赵蕃不但年轻时折节苦读，还终生向学不辍。
赵蕃非常重视儒家考量人物的重要标准：文章与德行双馨。《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①，文行指文章与德行。他用“两郎玉立仍难弟”（《子畅雨中见过且惠以诗，乃用蕃谢文显载酒之韵，复用韵为答并简文显》），称赏周文显兄弟为人坚贞挺拔，品格纯洁高尚：以“文章固定价，美玉同精金”（《冲谷道章少隐还自上饶，不见过而遂归怀玉，作诗十二韵奉寄并烦送似寓斋也》）、“文行如斯古亦难”（《子畅雨中见过且惠以诗，乃用蕃谢文显载酒之韵，复用韵为答并简文显》），称赞周日章品格与文章俱皆卓越；以“玉立更无瑕”（《呈宋伯潜》），赞扬宋伯潜不仅学有原委，造诣渊深，而且道德高尚，可见他非常崇尚儒家文章与德行并茂的人生主张。他为人正直、诚信，也以此赞赏坚守正直诚信品格的朋友。他对时任婺州（今属江西）教授的喻良能（字叔奇）说：“如君人才谁与俦，直谅岂下西京刘”（《寄婺州喻良能叔奇》）。直谅意即正直诚信，《论语・季氏》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②西汉时有一个闻名遐迩的鸿儒，他就是被赵蕃多次提到的“西京刘”或“刘校尉”，即西汉著名文学家刘向。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曾官至中垒校尉③，元帝初即位时，刘向虽然比当时的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二人年少，但是萧、周二人很看重他，向皇帝举荐他说：“宗室忠直，明经有行”④。刘向文章卓著，品格更高，性格忠直诚信：“向倾吐肝胆，诚恳悱恻”⑤，《汉书・刘向传》说“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⑥。刘向治经有成，其直谅有闻的品格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影响，曾国藩曾动情地说：“余尤好刘子政。忠爱之忱，若有所甚不得已于中者，足以贯三光而通神明。是故识精而不炫，气盛而不矜”、“吾辈欲师其文章，先师其心术。根本固，则枝叶自茂矣”⑦，所言确当。赵蕃对刘向的道德文章非常欣赏，念念不忘，多次在诗中叹赏不已：“西京刘校尉，上疏引春秋”（《寄秋怀》）、“谓继更生校中秘，却追子骥问桃源”（《刘通判》）、“君行不到武昌下，别驾西京刘更生”（《在伯教授为考试之行，不知其地，漫成五诗送之》），可见，他对儒家的文行忠信、直谅立身等处事之道，虔诚至极，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立身行已须自钦”（《用前韵呈硕父昆仲》）。
不过，在南宋世风日下的社会，尤其在污浊不堪的官场上，赵蕃直谅诚信的品格，往往四处碰壁，迭遭打击，只能借助诗歌聊以自慰。在太和主簿任上，他向好友陈明叔倾诉说：“我生本寒士，犁锄起穷谷。顾惟疏野姿，动辄当忤俗”（《招明叔》）；后来，在辰州为官时，他同样对好友梁仁伯说：“直道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3页。②[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57页。③按，西汉有中垒校尉，掌北军营垒之事，刘向曾任此职，后世因以“中垒”称之，其地位略次于将军。④[东汉]班固：《汉书・楚元王刘交传・附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3页。⑤[清]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I978年，第14页。⑥[东汉]班固：《汉书-楚元王刘交传・附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3页。⑦[清]曾国藩著，陈书良整理：《曾国藩全集・读书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95页。减忤人，枉道还丧我。直道多不容，枉道夫岂可”，遵行直道，会违逆别人；行违背正道之事，他又不愿意，总是感到进退维谷，不能遂志，难怪他要规劝梁仁伯“如君直有余，为计亦多左”，叹惋“而我枉未能，若为逃坎坷”（《送梁仁伯赴江陵丞三首》）。践行直道实为失策之举，这不过是赵蕃对世情的深切体会而已，事实上，他自己却从未违背良心，行不合儒家道义的事情。
综上，宋代士人注重内心涵养、敛情约性、不慕荣利的人生态度，倡导刻苦读书，追求诚明直凉、文章与德行双馨的人生目标，孜孜以求儒学的风范、不断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人生境界，都为我们今人加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和精神家园，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渊源与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