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伊安・巴伯认为宗教可以在个人、社会、人性论等维度对技术时代的伦理学作出特别的贡献。他指出西方宗教传统非常注重食物、健康、有意义的工作以及个人价值实现等，为当代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社会公正、参与自由和经济发展等重要的社会价值，体现了技术时代社会秩序的主要特征；《圣经》传统中的人性论对于当代技术发展具有特殊的伦理价值。
〔关键词〕 伦理，个人价值，社会价值，技术
美国著名科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伊安・巴伯认为，宗教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技术时代的伦理学作出特别的贡献。伦理学不可能脱离形而上学，最基本的伦理信念都依赖于对终极实在的理解。抽象的伦理原则本身不能提供伦理行为的动机。相较于抽象的原则，宗教故事对动机的影响更为强烈。比如苏格拉底主张知道善就必须去做善事，而传教士保罗却声称：“我并未去做我希望的善，但却做了我并不希望的恶。”但宗教故事表达的价值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受到批判性反思和应用。为此，巴伯考察了西方宗教传统关于个人价值、社会价值以及人类本性的观点，为当代技术伦理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基础。
一、 个人维度
巴伯认为，传统的基督教伦理非常注重食物、健康、有意义的工作以及个人价值实现等，而在当今技术社会，这些因素无一不与技术密切相关。因此，从传统基督教伦理中汲取必要的思想资源，无疑会为当代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照。
（一）基督教传统关于健康和食物的思想为优先发展技术提供了价值基础。巴伯指出，中世纪的法则和希伯来先知的信息通常指向基本生理需求，《圣经》中上帝与人相遇并关心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古希腊和中世纪思想表现为身心二元论，身体的地位低于心灵的地位，而《圣经》则假定了一个完整的个人统一体。在《新约》中，爱不是一种情感或动机，而是关心他人的行为以及回应邻居对食物、衣物和健康的需求。“因我饥饿你给我食物，我赤身裸体你给我衣物，我生病你看望我。”主祷文意识到我们的食物以及精神需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种教义曾经激励现代社会基督教团体在异国创办医院、输送医疗和农业技术，为解除饥荒积极努力。在巴伯看来，今天减轻人类苦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扩展农业和医疗技术的应用。人类这些基本需求是如此明显，以致无人敢于挑战其重要性。因此，“在研究基金分配和公共政策决定中，为食物和基本健康服务的技术应当得到高度优先权” 〔1 〕 （P45 ）。
（二）基督教传统关于有意义工作的观点在技术时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巴伯指出，古希腊社会抬高理智和艺术活动，把体力劳动看作是奴隶和低级阶层的职责，中世纪传教士的沉思生活也被认为在等级上高于俗人的勤奋生活。而路德则拒绝这种关于宗教的和世俗的职业等级制度，坚持认为任何有意义的工作都是为上帝和邻居服务。于是，职业观念的变革恢复了对所有形式的有意义工作的尊重，晚期加尔文主义者明确支持新教徒的工作伦理：勤奋、努力和节俭。在现代社会，技术对工作特点、组织形式、所有者的相关权利以及工作条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相应，天主教和新教徒的声明曾捍卫工会、集中谈判和罢工的权利。比如约翰・保罗二世维护工作的尊严并提出了“劳动比资本优先的原则” 〔2 〕 。地方教会理事会曾阻止工厂歇业，意识到失业是对自尊、家庭和社区生活的威胁。大公会议也曾关心装配线工作的重复性和技术性工作被自动化所取代。
为此，巴伯认为在当代技术社会，神学必须维护工作的尊严，而无须使它理想化。工作动机应当是：工作对于谋生和维持一个家庭来说是必要的。因此，职业安全、高酬薪和安全的工作条件是基本目标，同时工作也应该对社会作出有用贡献。无论是在个人职业选择还是在社会政策决策中，这个目标都非常重要。
（三）基督教思想关于个人实现的观点是对技术时代物质主义的批判。在食物、健康和工作需求之外，《圣经》也承认追求更高水平物质幸福的合理性。对于当代技术导致的对财富的强迫性追求造成的危机，巴伯相信，部分基督教思想是对占有财富这样一种完全垄断我们注意力的趋向的批判。只有一种关于人的实现的替代观念以及在一个巨大不平等社会为正义作贡献的观念，才能形成对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极富成效的批判。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是把幸福和物质等同起来，但是，基督教坚持对人格的宽广视野以及多维度的个人追求的实现。教会强烈支持各个层面的教育，许多基督教对音乐、艺术和文学有强烈兴趣，并鼓励艺术想象和创造。当代技术产生越来越多的闲暇，但是在激励人们建设性地使用闲暇方面却毫无作为。电视机是被动的娱乐形式，它几乎不能增强特殊的个人能力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巴伯指出，在当代技术决策中，还应该考虑共同体生活的影响。在基督教中，个人实现仅仅出现在共同体的背景中，包括与上帝和邻居的恰当关系。而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人们可以在多种层面相互作用――在庆祝活动和敬神活动中，在社会活动和默想中，在相互支持和心灵成长中。宗教经验即神圣的经验本身就是个人实现的最高形式。 巴伯认为：“人际交往的共同体假设了一种新的意义作为孤立的个人主义或者技术社会偏向的非个人的集体主义的替代选择。” 〔1 〕 （P48 ）关于个人价值实现的视角可以加强对更富创造性生活方式以及相伴而生的技术类型的追求。
二、社会维度
在巴伯看来，在注重个人价值的同时，传统基督教伦理也支持三种重要的社会价值观――社会公正、参与自由、经济发展。它们与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体现了社会秩序的主要特征。
（一）基督教传统的公正理念为解决技术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公正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巴伯指出，在旧约律法和先知们的训喻中都提到了公正，公正曾是犹太教的中心并贯穿其历史。弥迦概括道：“主要求你们的，不过是行公义，仁慈地爱，谦卑地与上帝同行。”以上帝的名义讲述公正，阿摩斯控诉他的日子的不公平：“以色列人三番五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了穷人身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正义如江河滔滔。”公正是《圣经》法则的要求，也是对公正和正义上帝的一种共同体的回应。希伯来先知们谴责对贫穷的压制既违背了上帝与人的关系，也违背了人际关系。根据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不平等分配受到了严厉审判。在《圣经》中，上帝通常看起来站在穷人一边。《出埃及记》使奴隶从埃及得到解放，而且上帝被描述为继续寻求解放被压迫者。之后的解释者把公正理解为社会秩序中表达的爱，扩展了个体之间爱的基本需求。社会公正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思想中经常被提及，在最近的教会声明中也非常突出。 巴伯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技术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入侵，造成了富国和穷国在分配食物、医疗保健、能源使用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并且不平等趋势日益增强。发展中国家拥有全世界2/3的人口，但只拥有全世界6%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全世界3%的科研和发展经费。在一个国家内部，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并进一步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在工业发达国家，某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获取了技术带来的大部分利益，而风险却主要落在其他组织身上。巴伯坚信，对于现代技术发展所导致的组织、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和代际公正问题，基督教传统关于公正的理念将为我们提供独特的视角。
（二）《圣经》关于自由的观念为技术时代的参与自由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自由总是具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永恒约束的缺乏和选择机会的存在。既然有多种类型的约束和选择，就有多种形式的自由。耶稣首次布道时讲到他的到来“使那些受压迫者解放出来”。从上下文来看，他指的是由经济和社会条件强加于自身的约束。保罗说：“基督使我们自由。” 在此，他指的是从对惯常法则的遵从中解放出来，从罪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得自由地回应上帝之爱成为可能。犹太教中个人信仰的变化有相当大的范围，但它的视角不是个人主义的，人们被描述为社会的存在，一个共同体中相互关联的自我。犹太人的生活总是试图平衡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纵观其历史，它把自由概念表述为自我决定和个体责任。
巴伯指出，现代技术增强了人们在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依赖性，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影响。由技术进步所形成的技术理性统治和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公共政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使人们逐渐丧失自由和自己的决定权。因此，在技术社会，最重要的自由就是参与自由，即有机会参与影响我们生活的技术决策――主要通过政治程序参与。在技术社会，我们必须取得自由与公共利益、制度需求之间的平衡。巴伯认为，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现代观点也反映了《圣经》关于尊严和人人平等之假定的间接影响。而且，《圣经》对人性的现实评价非常适合民主理念。为了委托那些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我们不得不尊重普通人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人的罪恶的话，我们将会避免委托任何人以太多权力，并且永远需要对权力进行抑制与平衡。正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指出的：“人们的公正能力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但是不公正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需。” 〔3 〕 （P10 ）
（三）基督教传统的经济思想对于当代经济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巴伯指出，在希伯来人的《圣经》中，私有财产权利被接受，但却不是绝对化的。每七年（安息年）要释放奴隶，豁免债务，让土地免耕休养，公正和管理工作的要求对如何使用财富设置了限制。而且，新教义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贡献曾受到广泛争论。在早期阶段，新教伦理呼吁节俭与艰苦工作，二者的结合导致了经济的繁荣。但是当约束被忘记、富足被看作是命中注定的上帝的恩惠时，导致伦理被扭曲。约翰・洛克强化了这种经济个人主义的观念：存在着财产的自然权利，而且财产权利为个人自由和独立自主提供了基本保障。亚当・斯密则认为追求个人私利将会自发地导致共同利益。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作用。即使经济增长的利益被不公平地分配，有些人依然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值得拥有的目标。富人的收益大多来源于经济增长，但是许多收益仍然被假定为向那些底层的人“涓滴渗透”。经济被比作一个尺寸不断增长的馅饼，即使它们的相关份额没有任何变化，那些最小的薄片也能变得更大。但是人们终于意识到因为资源和环境的限制，这种经济增长将不能持续。对此，巴伯提出，只有可选择性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的结合必须转向公共服务、更少污染以及资源密集型产品。在工业国家，可持续性要求更加强烈地支持回收与节能技术，支持人们自愿采用较少资源耗费的生活方式。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人类福利而言是必需的，但是必须通过明智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计划来达到这一目的。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增长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但仅仅是为了它有助于其他价值的缘故――这些价值包括食物、健康、有意义的工作和自我实现――就必须去考虑经济增长和这些价值的关系。巴伯建议，应该用经济发展替代经济增长来作为与技术决策相关的一种社会价值。衡量经济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一个关于国民幸福感的误导性指标，它无关收入分配，也闭口不谈消耗自然资源和环境退化的代价。联合国发展计划使用一个更为宽泛的衡量标准即人类发展指数，它结合了三个指标：实际收入（与购买力相适应）、平均寿命和文化。总之，经济增长必须考虑谁的增长以及什么类型的增长等至关重要的问题。
三、 人性论维度
在深入分析了基督教伦理中个人维度与社会维度对技术发展的价值后，巴伯又特别强调《圣经》传统的人性论对于当代技术发展所具有的特殊伦理价值。
（一）《圣经》关于人性的观点结合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为现代技术的转向指明了方向。“人类的罪”部分指向个人态度，罪是疏远上帝、个人的真实自我、邻居与国家；同时，罪也指向社会制度，每一个集团致力于实现它自己的私利，如果个人和组织倾向于滥用权力，那么经济和政治权力必须始终接受制约和平衡。因此，巴伯认为，我们应该对技术专家的政策决策抱有善意的怀疑；也应该怀疑大型系统，在其中人的易错性和制度性利己主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当技术给予我们权力去毁灭我们自身并改变人类基因时，为了保卫人类的未来，谦虚和谨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圣经》传统也是理想主义的，这表现为它对人类创造潜力的肯定。我们可以使用上帝赐予的知识能力，借助技术促进人道目标。政治程序是限制利己主义权力的工具，同时也为达到更大的社会公正和人类幸福而提供机会，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是可能的。因此，上述假定不会导致我们拒绝技术，但却会使技术发生转向，即转向基本的人类需求、有意义工作、经济发展以及上述其他目标。
（二）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共同体中个人的理解为现代技术的有害倾向提供了一种矫正。对个体和人际关系的维护，能帮助我们抵制伴随工业而来的人格解体。犹太教堂和教会能够唤醒人类经验方面的意识而不是接近技术理性；对神圣的觉悟以及对神迹和人类极限的认识，为技术万能的傲慢假设提供了矫正；对恩典的接受与承认，是对技术时代控制与操纵的反抗。在巴伯看来，它们对人的实现的想象超越了消费主义：“人的生活不能依据物质拥有来充分地衡量，一个国家也不能依据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 〔1 〕 （P54 ） 在今天，人的尊严也包括技术对人的影响的敏感性、试图对控制和操纵进行抵抗以及关心人际关系的质量。在这些基督教传统中，人永远不会被认为是孤立的，而始终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在个人层面，《圣经》教义坚持从罪恶与焦虑中解放的可能性，从自我中心解放的可能性，以及坚持当爱的力量进入我们的生活时一种真正的相关性和开放性生活的可能性。整体性与和谐可以发生在人们之间、相互接受的共同体之间以及组织之间。巴伯指出，这种经验以及用故事、仪式来表达比抽象的价值观和哲学原理对文化变革的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在今天，希望和重生的源泉可能是一种替代性的未来图景：合作取代竞争的社会模式，避免强迫消费的生活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拒绝技术，而是根据不同于当代主流的标准去规划技术。
总之，巴伯认为，对这些《圣经》主题的审视将会为当代技术决策提供价值观基础，也将为一个更为公正的、积极参与的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作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2〕John Paul Ⅱ.Laborem Exercens 〔J〕.Origins，1981
（11）.
〔3〕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M〕.New York： Charles Scibner，ssons，1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