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万有引力之虹》中，托马斯・品钦导演了一场现代版的“摩西”“出埃及记”，成功地戏仿了圣经经典，巧妙地表达了他对宗教伦理的质询精神、对现代技术理性的批判精神和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担忧精神，充分体现了其作品中的人文主义哲思。
关键词：戏仿;宗教伦理;技术理性;人文精神
近年来，以中国人民大学王建平教授、河南理工大学王祖友教授为代表的文学批评界逐渐对托马斯・品钦作品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产生了浓厚的探索兴趣。托马斯・品钦的代表作《万有引力之虹》（以下简称《虹》）长期以来被评论界冠以“荒诞”和“黑色幽默”甚至“悲观主义”等帽子。实际上品钦在其作品中所创造出的荒诞效果也好，黑色幽默也好，悲观主义色彩也好，并非哗众取宠，而是用心良苦。他的人文精神贯穿这部作品的始终。小说中有一个黑人支队的火箭专家恩赞，并非主人公，作者却浓墨重彩地为其导演了一出完美的后现代“出埃及记”。虽没有圣经经典中摩西的功成名就和流芳百世，恩赞的失败和绝望却巧妙地影射现代社会中“摩西”的困惑，也反映了作者对西方现代社会文明现状的深刻哲思。
一、恩赞的“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是圣经旧约的第二书，主要讲述以色列人如何在埃及受到迫害，然后由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故事。[1]
在《虹》中，恩赞也形象地上演了一幕“出埃及记”。恩赞的族人――赫雷罗人――从非洲西南部流放到德国中部城市北豪森，到1944年二战接近尾声时已经有两代人了。为了反抗德国人的奴役和迫害，赫雷罗人正在施行种族自杀计划，“百分之六十的赫雷罗人已经灭绝，活下来的被人当成牲畜使”[1]347。阻止种族灭绝的任务迫在眉睫，作为赫雷罗人的“恩瓜鲁勒卢”（这个词的意思准确地说虽不是“领袖”，却也是“被证实的人”），恩赞担当起现代“摩西”拯救种族的使命。他是火箭设计专家，希求火箭的设计成功能带领族人离开被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也希望火箭的成功发射能替族人惩罚殖民者。从他收集火箭的情报到参与计算掌握火箭的一些科学数据，他带领着那支黑人支队历经各种困难和挑战，努力实现拯救赫雷罗人的“出埃及”之梦想。
然而，时过境迁，现代社会的恩赞与宗教传说中摩西上演的“出埃及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方面，摩西有无所不能的神明耶和华的全程指引和帮助，而恩赞却没有神明相助，只能求助于现代人所崇拜的神――科学技术的象征：火箭。另一方面，摩西的兄弟亚伦一直陪伴左右，鼎力相助，而恩赞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齐切林却一直想要追捕他，想要得到他所收集的关于火箭的情报;再者，摩西成功地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来到了迦南圣地，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而恩赞最后眼睁睁地看着火箭发射出去，却不能带领赫雷罗人远离苦难和种族即将集体灭绝的境地，火箭的成功发射只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痛和绝望。
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小说描述为特别执迷于其文学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过去。[2]作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代表作之一，《虹》中恩赞的“出埃及记”就印着“过去”的痕迹。品钦导演这样一出现代版的“摩西”“出埃及记”应该是其在现代社会语境中对圣经经典的有意模仿、转换和重新演绎。自然，这是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又一戏仿佳作。
戏仿是西方文学传统中一种常见的艺术手法，到了后现代主义时期，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琳达・哈琴认为：戏仿是一种完美的后现代形式，它既是与它所模仿的东西的合作，又是对它的荒谬的挑战。它促使重新思考起源或者起源性观念。[3]那么，品钦戏仿《出埃及记》想要表达的是对怎样一种起源的重新思考？他想要对一种什么荒谬提出挑战，又想表达怎样的创作精神呢？
二、品钦导演“出埃及记”的人文哲思
在《虹》中，品钦选择了圣经经典故事《出埃及记》作为戏仿的文本，很明显，他并不是要摧毁经典，摧毁《出埃及记》的经典地位和启示录意义，相反，他是通过对圣经经典的戏仿来质疑人们一直尊崇的宗教伦理，挑战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同时也巧妙地揭露了现代西方人的生存困境，体现出作者创作精神的终极人文关怀。
（一）对宗教伦理的质疑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纽豪斯说：“关于美国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美国人自己的概念中，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他们和许多非基督徒都认为，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犹太-基督教道德。”圣经为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是教徒们的精神食粮，指引着教徒们的言行，对美国人的影响举足轻重。品钦之所以选择戏仿神圣而权威的圣经经典，挑战美国人乃至所有西方人的道德基础，应该是想表达其对宗教伦理的某种质疑。
首先，品钦设计恩赞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了万能的神明的救助，无形中表达了上帝并不能够解救人们走出苦难，现代人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动摇，“上帝已死”的思想在这里得以体现。
在宗教传说中，因为对神的敬仰和膜拜，人们一直活在希望之中，活在神的庇佑之下。以色列人遇到了磨难，上帝耶和华没有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引领他们脱离苦海，起初他们没有得到法老的允许，但神制造了十次劫难，让法老不得不同意放走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圣地时，没有吃没有穿，上帝传授给他们生存的本领，战胜各种自然的挑战，并且给他们若干条戒律，人们一一遵守，淳朴地生活，成功建立了后来的以色列国家。
从美国的历史来看，欧洲人开始就是为了摆脱宗教专制和迫害而踏上了美洲大陆，怀着美好的愿望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国家，没有迫害，没有不平等。清教的创立及其教旨教规给众多为了摆脱宗教专制而来到美洲大陆的欧州移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然而，科技革命的爆发颠覆了神的绝对权威地位，以往人们所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因为科技进步而褪去了神秘的面纱，牛顿万有引力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都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于神的膜拜。
两次世界大战更是震撼了世界，上帝已经无法成为人类社会道德标准与精神支柱。虽然“赫雷罗人远在离开故土前就改信‘莱茵传教会’了” [1]340，却还是未能逃脱德国人的奴役、剥削和残杀：“没有哪个教派能提供保护，过去也不曾――它们都很荒谬，是纸做的盾牌……它们对我们撒了谎。它们无法保护我们免于死亡，于是就对我们说关于死亡的谎言。这些谎言是它们共同罗织的。” [1]775
作为赫雷罗人的恩瓜鲁勒卢，现代社会的摩西――恩赞――不可能再求助“万能”的神明，他本人火箭专家的身份很自然地使他求助于现代社会人们所信奉的神――科学技术，而处于二战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完美代表莫过于火箭了。
火箭的诞生催化了人们对上帝存在的怀疑：“在有火箭之前，我们还相信这些（教派），可是火箭可以从空中嵌入任何一个给定的点。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我们无法再相信他们，只要我们还有神志，还热爱真理，就无法相信（任何教派）。” [1]776品钦这里巧妙地表达了对尼采的“上帝已死”观点的继承。诚然，现代技术的突飞猛进颠覆了宗教在西方的道德基础地位，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宗教信仰无法弥补和避免的。
其次，赫雷罗人的异端种族自杀方式实际上深刻地戏谑和讽刺了西方人长期遵循的宗教教义。如果说以色列人面对埃及法老的奴役是在摩西的带领下主动面对的话，赫雷罗人的种族自杀只能是消极躲避，基督教教义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救赎作用。
在古埃及，上帝制造十次劫难拯救难民走出埃及。在殖民地的土著村落，宗教伦理势必不能解救他们脱离苦难，取而代之，人们纵情纵欲，进行各种形式的自杀：“在这边的殖民地，可以纵情生活，全方位享受生活和淫欲……这里有着无边的沉默，足以吸纳一切行为，不管这种行为多么肮脏、多么兽性十足。”[1]341人兽交合，恋童癖，女同性恋，嗜粪癖和尿色情，恋物癖。[1]343在这里，在绝望的边缘，宗教教义不再能束缚他们的言行，任何放荡不羁的行为俨然成了他们种族集体反抗的革命行为，对宗教伦理的嘲讽实为淋漓尽致。当对上帝的信心遭到沉重的打击，这种基督教的主要信念被打破时，整个信仰就崩溃了：人的手中可以什么都没有，这些人已经没有一点可以证明自己教义的东西留下了。
最后，赫雷罗人和德国殖民者的对立，很形象地代表了基督教学说中弃民与选民的对立。依据清教伦理规定，选民是指上帝的特选子民，上帝将给予恩典，而上帝对那些将受到惩罚的人则予以忽略，这类人就被划分为弃民。实质上，选民与弃民的划分完全展现出北美早期殖民地社会的等级制度，揭示出清教教义中人为制造不平等的倾向。小说中德国殖民者的强势地位暗示着它“选民”的地位，原始落后而被奴役的赫雷罗人成了“弃民”的代表。品钦设计拯救赫雷罗人，把他们视为弱者，站在他们一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对于选民与弃民问题的立场，对于基督教中传统的选民与弃民思想进行了质询。
《虹》中多处可见品钦对于宗教伦理戏谑和质疑的语言。除了上述对于赫雷罗人选择种族自杀以示抗议和斯洛索普发表的齐名说直接抨击美国清教传统的不平等性和上帝主权论之外，毒品推销员对恩赞的哥哥齐切林说过这样一番话，直截了当地嘲讽了宗教的欺骗本质：“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别人为你而死。从来如此，什么东西才有足够的价值让一个人为之献身呢？千百年来，宗教在这方面一直独占鳌头。宗教总是关乎死亡的。宗教的用途与其说是鸦片，不如说是技巧，使人们为一套特定信仰而死的技巧。” [1]747这很巧妙地影射了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中宗教伦理长期以来的诱惑和麻醉作用，并最终引领人为其牺牲，因而有了品钦戏仿设计的赫雷罗人所谓的“革命式自杀”。
“美国社会的每一个变化都可以在美国宗教中找到踪影，而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宗教变化的影响。”[5]品钦设计恩赞没有神明帮助的“出埃及记”完美地隐喻了现代社会宗教不能解决人类根本的生死问题和经济利益冲突问题，宗教的影响逐渐削弱，现代美国人开始怀疑清教的教义，改信其他教派，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
（二）对技术理性的考量
火箭还如同现代人的神，极其神圣而权威。当德国工程师对火箭燃烧室的压力值表示怀疑时，恩赞肯定地说：“这些数据不是神的启示又是什么呢？它们不是来自将要造出的火箭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你怎么能把纸上得来的数字和火箭本身的数字相比呢？” [1]339恩赞对于火箭的崇拜一方面显露出火箭的威力以及火箭所代表的现代技术的威力;另一方面，更渗透着品钦对于现代人痴迷现代技术的嘲讽，因为火箭对于人类的摧毁性更是灾难性的。王祖友教授在论述品钦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哲思时表明，“火箭是人类理性成果的杰出代表之一，但同时也是摧毁文明的工具，是以技术垄断来取得战争胜利的资本”[7]。恩赞和他的黑人支队队友们看见两个火箭，一个好一个坏，一枚带他们去星星的好火箭和一枚让世界自杀的坏火箭，两枚火箭永远处在斗争之中。品钦毫无保留地表明了科学技术“双刃剑”的特性：虽能实现人类走向进步的理想，若演变成盲目的技术理性就只能引领世界走向灭亡。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生产工具逐渐复杂化、精确化，人们的生产活动必须以掌握、应用、服从科学理论和技术规则为基点。技术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它的合理性。技术的进步及其合理性被统治阶级用以加强对人的奴役，“人日益沦为机器、物质资料生产和消费的奴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异化，科学技术由解放的工具异化为奴役人和束缚人的工具”[8]。小说中，品钦设计恩赞作为火箭专家之一，想尽办法研究火箭的数据及相关资料，火箭成功发射出去之后，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赫雷罗人没有因此而得到解脱，无疑印证了马尔库塞对于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理性逻辑的概括。人的本能受到压抑，越来越不自由，最终导致人的异化：世界的主人正在变成机器的奴隶。人本身也渐渐变成被用于高级目的的实验材料。小说中，斯洛索普体内被注入了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G型聚合物，而这种物质也被用于火箭制造，因而他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地点和火箭的落地点有着惊人的重合。品钦对于斯洛索普命运的设计透出一种黑色幽默的色彩，也强化了他对现代技术理性的拷问和批判。
现代技术虽能加速生产力的解放，却并不是万能的。品钦在小说中也有暗示，他借1961年发行的连环画系列《疯狂四人组》也设计了一个“疯乱四人组”准备帮助斯洛索普解救被关押的“熠时”。这个疯乱四人组包括莫特儿・奇迹拉司、神奇玛丽、马塞尔和马克西米连。四人组里个个都是天才，同时却具有天才带来的缺点，不能够帮人类解决所有问题。
字里行间，品钦似乎再次重申：科学技术虽能给人类带来奇迹，却不是万能的，科学万能说不攻自破。
（三）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忧思
哈琴在论述互文性、戏仿和历史话语时，做了这样的总结：“后现代主义作品往往通过看似内向型的互文性，使用戏仿的反讽式颠覆手法，又增加了另一个维度，艺术与话语‘世界’的关系，并且建立这一‘世界’与社会和政治的批评关系。”[9]品钦导演的恩赞 “出埃及记”无疑也反映了西方现代社会现实：利益冲突冲淡了兄弟情义，战乱纷争不断困扰着人们的生活，科技被滥用误用的事实驱使人类逐步异化，人类的生存因此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亚伦受上帝的委托忠心耿耿地协助他的兄弟摩西与法老较量，最后成功地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而恩赞同父异母的哥哥齐切林一直派人追捕他，目的是为了完成上面交给的收集火箭情报的任务，并且杀死这个给他带来耻辱的黑人兄弟，手足之情荡然无存。尽管齐切林一心打听恩赞的消息并试图杀死他，最后两人真正见面时却毫不相识，擦肩而过。品钦的笔触看似轻描淡写，但可仔细品味，可谓幽默讽刺至极。科技解放了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相应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与金钱和利益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品钦借战后一位幸存者接受采访时的发言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自私自利：
我们喝敌人的血，所以你们看到诺斯替教徒们总是受到追杀。圣餐里喝的其实就是敌人的血。圣杯则是饮血的工具。否则还能有什么原因使我们如此神圣地保卫它呢？如果仅仅为了用香甜的嘴唇碰一下普通的饭碗，黑人荣誉卫士（恩赞带领的黑人支队）为什么还要在寒冷的冬天日夜兼行，走过半个大陆、走过四分五裂的王国？……我们喝敌人的血，朋友的血。[1]787
品钦将恩赞的“出埃及记”置于二战背景中，设计赫雷罗人遭德国殖民者的奴役和压迫，安排恩赞和兄弟齐切林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军事利益集团，无疑是在控诉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对于战争本质的揭露，品钦也是不吝笔墨：“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做买卖。杀戮和暴力可以自行运作，可以让外行去管。战争中大量死人，这个特点好处很多。可以制造场面，转移视线，掩盖战争的实质……战争其实就是市场的福地。” [1]116“战争从来也根本就不是政治的，政治都是演戏，都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私下里，它却受技术需要的指使……受人类和技术之间的阴谋支配，受需要战争能量爆发的东西支配。” [1]554 战争对于手无寸铁的百姓来说意味着死亡，而对于卡特尔集团、法本公司、拉特瑙这样的大企业财团，却意味着大量的机遇和无穷尽的财富。法本和拉特瑙这两家企业的名字在《虹》中出现了数十次，展示他们与德国军界、政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实际上已然成为德国战争机器的强大后盾。不论在资本主义的哪一阶段，商界和技术界、军界、政界都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捆绑和制约关系。“拉特瑙就曾预言‘火箭卡特尔’将控制生产、操纵市场、制造危机、垄断银行业、牟取暴利，甚至将以邪恶的方式左右历史进程。法本公司的发迹与德意志帝国的兴起是同步的，甚至可以说，德国政界、军界、商界、技术界和法本公司携手共建了纳粹帝国。”[10]战争的需要使这些代表高技术产业的企业财团大受政界和军界的追捧，赚取利润无数。品钦在小说中直接用拉特瑙和法本公司的实名来揭露这些企业财团与军界和政界之间的勾结关系，对西方社会的政治腐败、经济垄断和战争本质的批判实为淋漓尽致。
在科技主导一切的西方现代社会，人逐渐被科学技术所异化，言行也变得荒诞病态。控制恩赞所在的火箭队纳粹军官魏斯曼（伪装成上尉布列瑟罗）是人被异化的典型：他以卑劣的手段绑架德国V-2火箭设计专家珀克勒的妻子和女儿以胁迫他为其卖力工作，还把他的玩弄猥亵对象戈特弗里德塞进火箭，被火箭带向死亡。在对高科技的变态追寻下，魏斯曼言行古怪变态;戈特弗里德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不到自身的存在，身心兼受变态的折磨，最后随着火箭发射出去而丧命。戈特弗里德的悲剧也预示了在混乱堕落的世界中人和科技制造的废物最终走向死亡的命运。
西方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冷漠和自私自利，完全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战乱纷争不断给大的利益集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无穷的财富，却给普通人带来了无尽的伤害;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人类逐渐走向异化。所有这一切都在品钦导演的戏仿文本中得到了完美的揭露，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昭然若揭。品钦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和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担忧体现出其创作的人文主义精神。
结 语
《虹》一度因其奇异的构思、晦涩的语言和庞杂的主题困扰过文学评论界，英国著名批评家托尼・泰奈曾对《虹》作出这样的评价：“它的深奥与恢宏拒绝任何归纳和概括。”然而，恩赞上演的“出埃及记”应该是品钦留给读者理解整部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他对圣经经典的大胆戏仿充分表明了他的人文主义精神：对西方社会长期的宗教伦理的质疑精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精神和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的担忧精神。正如品钦评论家门德尔松所说，在这部悲观的、充满宿命论的小说里“充盈着品钦的人文关怀、对现代技术的命运和人类社会之未来的极度关注”[11]。也正如王建平教授总结的那样，品钦作品中的人文哲思使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达到了全新的高度”[7]119。
参考文献：
[2]Brabury，Malcolm.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M].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186
[5]刘澎.当代美国宗教[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
[7]王祖友.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后人道主义研究[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140.
[9]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小说[M].李杨，李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0.
[10]Richard，Sasuly. IG Farben[M]. New York： Bori & Gaer， 1947：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