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往复曲折，前后政策反复不一，这和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当代中国展开的时序错位紧密相关。当代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了现代化的历史前提，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它把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平面结构的社会作为其最高理想。然而，新中国的历史主题是现代化。现代化需要尊重知识分子，提高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正是因为同时要完成现代化建设与对现代性的反思两种历史任务，所以才促成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新中国的时序错位，造成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观念博弈中起起落落。
现代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时序错位
D663.5A010208
“中国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它至少跨越19111949年这样一段时期……这种描述尽管涵盖很广，但仍然不能确定中国革命时代的跨度。……在中国革命的例子中，也许最好是追溯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的起源……而且，尽管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但革命时期却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①
这是美国学者汤森和沃马克在他们的中国研究的力作《中国政治》开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鲜明的印象：近代中国几乎是在“革命”与“革命的间歇”中徘徊、踌躇的。今天，很多人甚至把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也称作“革命”，这固然反映了当代中国特有的革命情结，但同时它也表明，近现代中国所发生的动荡之多、变化之快。
正如汤森所言，“中国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但是，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中国革命又是什么的产物呢？为什么会爆发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无疑都有其直接原因，但是中国近现代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主题：现代化。可以说，现代化进程是中华民族160多年来历史风云的聚焦点。
一、知识和教育与中国的现代化
笼统地讲，“现代化”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变迁的过程。美国学者弗兰克・萨顿概括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这两类社会的几个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且已被大多数人普遍承认，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专业化程度低，社会结构没有什么分化，以血缘来决定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性不高由于科举制的存在，社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但只是有限的垂直流动，而不是现代化意义上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传统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都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模式。，低度的职业发展体制，等等。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中国社会虽然有起落，有进步，但只是在农业文明的内部循环发展，因此，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被许多学者称为“停滞的社会”。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社会也许就会在“封建社会”定格，是谓“盘旋不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西方已有的现代化成果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其 “船坚炮利”，是其先进的物质文化，以及由此物质文化带来的相应的现代精神。梁漱溟认为中国与西方的近代差距就在于“产业革命”，中国没有发生产业革命是因为没有把科学纳入学问的范围，他说：“产业革命之不见，源于无科学，盖从心思上之中西分途，其文化后果便全然两样。中国虽于其途尚未大分之时，有科学之萌芽，而当其途既分之后，科学卒以夭折，不能再有。同时就专以修己安人为学问，而农工商业一切技术则不入于学问，被划出于劳心者注意圈外。学术研究之题材既隘，又以不易捉摸之生命为对象，遂盘旋而不得进。同时农工商诸业得不到学术研究以推动之，亦不能有进步。此两者以分离而同蹈绝境，中国人……乃留滞于产业革命之前。”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5326页。 尽管中国古代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但是由于中国的科举制没有把科学技术一类的知识看作学问，因此，物质文明逐渐落后于西方，现代化长期停滞不前。虽然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现代化有西方入侵的功劳，但是西方的入侵客观上使中国社会有了转化和发展的可能。
梁漱溟先生所论述的知识和教育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也是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家的共识，他们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人对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更强的控制。”[美]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42页。现代人既然要达到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强有力的控制，就离不开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规律的把握，这就需要知识和承载这种知识的教育体制。因此，罗兹曼把“知识和教育”作为分析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领域，他说：“任何建设现代化的社会，都会优先考虑吸收并扩展现代知识和技术，知识和技术对于借鉴别国经验和建设一个新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能够有助于现代化的有多种因素，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健全和完善的知识和教育体制以及携带这种现代化必备品的主体即知识分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历来不缺知识，不缺知识分子，但是缺乏能够掌握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缺乏对这样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和重视。这是近代中国迟迟不能进行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前提
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被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够与西方分庭抗礼。然而，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场域已经不同于西方当时进行现代化的环境和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有许多内在的外在的障碍，障碍不除，现代化就无法进行。这些障碍主要表现为：
首先，政治制度的落后， 体现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和主张改革政制的维新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是中国学习西方实践活动的第一幕，其核心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其前后有两个不同的中心，即“求强”和“求富”。洋务派创建了一些军事工业以及一些近代民用工业企业和运输业，同时还筹办了南洋、北洋、粤洋等三个近代化海军舰队，其中北洋海军的舰船大多是当时较先进的，其总吨位和火力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世纪集团，2006年，第5556页。。但是，由于政府组织系统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因此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有感于甲午战争的失败，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康有为主张用君主立宪制来改革政治制度，“设议院以通下情”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1895年6月30日），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0页。，并主张废八股，开办了一系列的新式学堂，创办了一些进步的刊物，但是由于这涉及君主专制制度的核心和其所需要的儒家学说的基础，还一并打破了当时千千万万读书人的饭碗，所以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的反对和镇压，变法失败。 其次，有效政权的缺失。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需要中央政府有计划的领导，需要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撑。但是，当时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政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税收，但是清政府时的海关总税务司署长期由英国人把持，海关税收几乎全部为外国人所控制。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有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使它收入锐减而支出突增，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满足现代化所要求的资源集中。国民党政府更是举步维艰，它无力汲取有效的资源以满足现代化的需求。1928年，西方各国虽然先后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修订税则，提高税率，增加税收。但南京国民政府仍聘任外国人梅乐和为总税务司，各海关税务司也仍由外籍人担任，中国关税仍然没能独立自主。再加上：一方面，日占区的经济收入丧失，而且由于日本的入侵，民不聊生，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恶化；另一方面，共产党的解放区经济收入也丧失了。另外，中介型的税收体制也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有效地把乡村的税收提到中央。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的具体论述，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还要把有限的收入用在庞大的军费开支上，用来对付日本的入侵和共产党对其政权的威胁。
因此，在中国进行现代化，仅仅拥有和西方国家一样的现代化策略和设计是不够的，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解决现代国家的建设问题。
社会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认为“现代国家”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1）有一个明确界定的、延续的疆域；（2）相对集权；（3）不同于其他各种组织机构；（4）在其疆域范围内，通过有形的集中性强制手段获取垄断地位，并利用其垄断地位强化其政策主张。”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p.27.而且，同时伴随着西方现代国家建立和建设过程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现代公民思想的出现和普及。因此，“现代国家”这一概念包含着三个极为重要的内涵：一是强调领土主权的要素，二是强调在平等基础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要素，三是强调政府效能的要素，即国家的独立、民主的制度和有效的政权。
问题在于：在其进行大规模现代化之前，西方国家就通过与教会和贵族的斗争逐步建立了现代国家的这三个要素，它们是先建立现代国家，再进行现代化；而中国由于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被迫进行现代化，恰恰缺乏这些需要一定时间加以准备的历史前提，从而把政治上现代国家的建设与经济上现代化的建设合于一个阶段进行。可以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才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第一，创建了民主的政治制度。孙中山曾经想用西方的议会制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是由于无力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失败也就不可避免。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内部为争夺权力，演绎了一场场活生生的历史闹剧，中国现代化不仅没有起步，反而整个国家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漩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资本主义民主推向人民民主。
第二，实现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革命，不仅把英、法、美、德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赶出了中国，使租界消失于中国大陆，摘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帽子，而且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消除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从而解决了主权这个现代化所需的最基本的历史前提问题。
第三，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组织，从而为在中国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进行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因为对于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国家来说，现代化的主导力量非常重要，现代化过程需要高度的控制和协调，需要一个有效的政治权威，其中强有力的政党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开篇他就明确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页。）他认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做不到控制被统治者，限制统治者在这些国家里就是伪问题。他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式的运动……能统治得住，他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对于那些深受冲突和祸乱之苦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共产党人能提供某些保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78页）。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通过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详细分析，认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对资源的整合力，“恰恰是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一点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过去真正彻底地决裂了”。（ 《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9页。）
至此，中国建立了现代国家，现代化所需的各项历史前提已经具备，如何进行现代化即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而此时中国的历史发展留下来的遗产，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现代化。
三、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政策的大致轮廓
具备了发展现代化的历史前提，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具体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了。如前所述，知识和教育对现代化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建设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知识分子。但是，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是非劳动人民出身，鉴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有框架是新民主主义，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在迈向新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帮助他们（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2页。，使他们转变为认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对此采用了思想改造的办法。早在1948年7月3日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在革命胜利后的教育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文件，明确提出了解放后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与思想改造的具体办法。 第一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的领导机关转发的，由新华社负责人陈克寒从中原发回的《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电报。中共中央在批示中阐明了“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加以必要和可能的改良”的政策；同时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的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的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25226、220页。第二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给晋绥分局等的指示》。这个文件指出，对于知识分子，“我们应依靠其中较进步的分子，从思想上去说服教育改造他们，办法可利用讲演会、座谈会、辩论会等方式，进行时事教育及理论上的辩论与说服”，争取他们开始转变。“进而给以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步改造他们。”“为了指导旧有教员在今后如何去进行教育，可用暑期讲习所或教育会议等形式去集训教员。”②
以上两个文件发出之后，很快在全国形成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运动，运动的初期以学习为主，后来在知识分子中自我检讨成风，有的甚至发展到否定自己的程度，出现了“左”的倾向。此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包括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
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将胜利完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加快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作的重心，越来越需要向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求助，如1955年12月3日的《光明日报》就写道：“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要求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民盟总部座谈知识分子团结改造问题》，载《光明日报》，1955年12月3日。
然而，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还有一些人对刚刚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肃反心有余悸、缩手缩脚；另有一些人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如有人说苏联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德国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有人搞多枝小麦，说是米丘林的，反对米丘林就是资产阶级，就是反革命；等等。 这种思想对于现代化建设是极为有害的，它束缚了知识分子进行科学研究的手脚，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为了打消知识分子的顾虑，1956年1月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郑重宣布：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占到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2163页。报告还提出：知识分子的许多工作和生活条件需要改进，特别需要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设备。并且，集中六百多位科学家讨论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19561967）。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做出了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1956年4月14日），载《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九卷）―文献选编（下）1949.101966.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397402页。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最高领袖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的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也表达了自己的积极看法，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6年5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怀仁堂为首都科学、文艺工作者做报告，详细讲了实行“双百”政策的条件、内容和注意问题。这个报告在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 1957年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又多次重申并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提出后，在知识界获得一片欢呼，艺术界和学术界开展了多次讨论，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应该说，1956年之所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因为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碍于现代化的顺利进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来以后，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的研究热情和参与热情。作为一位亲历者，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仍然激动不已。他说：“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转引自金冲及、逄先知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92页。
因此，当1957年毛泽东邀请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主要是从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提问题的，很多知识分子真诚地从理性的角度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他们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批评建议，但有些提法不免过头了。例如：“党天下”、“轮流坐庄”、“比国民党还坏”、“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推出机关、学校”、“三个主义应该向党中央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等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11612页。 对于中国共产党整风中请民主党派来参加，毛泽东是顶住了巨大的党内压力来做的，他认为不会出事的。参见金冲及、逄先知：《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可事实是，出现了这么多的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言论，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对于整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件事，而是迅速地把整风中存在的问题同国外的波匈事件联系在一起，于1957年5月15日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党内整风由此迅速发展为反右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于6月8日向全党发出了反右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在反右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还不断地发布和改变划分右派的各项标准，根据最后的标准，竟划定了55万右派，而当时知识分子也就500万，右派占到了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据统计，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由于无法忍受政治运动带来的人格侮辱而自杀参见谢泳：《19491976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的自杀问题》，http：//go2.163.com/gllz/yrwc/index.htm。，这是我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损失。 反右运动中划定的有影响力的民主党派上层人士22名右派中，经过陆续平反，1978年以后只有罗隆基、章伯钧、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5人维持原案，其他如费孝通、曾昭抡、黄药眠等均被平反。由55万降到5个这个剧烈的数字反差，以及在整风中一些知识分子提出的批评建议都告诉我们，当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右派要多于后来所认定的5个右派。从知识分子当时的言论来看，确实超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框架，如果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讲，仅确定5个右派是说不通的。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后来要逐渐摘右派帽子，以致最后几乎全部都平反？这都是与现代化的需要（包括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政治民主化的需要）紧密相关的。
四、 知识分子政策的行动困境：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时序错位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表现出极大的摇摆性：从号召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到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批判运动；从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重新认定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质；从对知识分子的抛弃又回到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肯定。短短几十年间，政策不确定性达到极致。
有学者认为，为了中国的工业化，国家不得不依赖一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知识精英，但国家的基本制度对知识精英普遍不信任，从而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悲剧。谢泳：《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有的学者则认为，造成知识分子政策反复的原因在于，中国当时实行的非市场的经济制度，认为这种非市场的经济制度限制了科学家自身，也限制了科学家思想的自由。[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 个人声明》，胡骑、席学媛、安强译，朱泱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0页。还有的学者则从知识分子的本性上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任何现状都蕴含着刻板僵化和教条
主义，对其发动攻击是知识分子不可剥夺的权利，不管是从留恋传统价值的立场，还是处于追求实现平等梦想的愿望。”[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沈澄如、张华青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2页。
然而，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左右摇摆，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知识分子，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共产党。知识分子不是有意要突破制度框架来批评甚至攻击中国共产党、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有意要打击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中国现代化时空进行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即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内在张力所决定的，是这种张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的悖论展开。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张力主要表现在：要进行现代化，就必须具备现代化的历史前提，而在中国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提供了这个历史前提。根据马克思的原创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时间序列上是排在现代化之后的，换言之，时间序列上位于现代化之后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却坐落于现代化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则是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对现代化进行反思的理论。
西方近代时的启蒙思想， 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在时的动力资源。专制式的集权政治、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模式、准宗教式的儒家文化控制等前现代性负面因素仍然以一种历史的惯性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以科学技术发展、人之理性的张扬、人类社会进步为旨归的西方近代启蒙主义在20 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现代性理想。
然而， 中国现在时的现代性追求又正好成为西方现在时的“现代”或“后现代”反思、超越的对象。
更为复杂的是， 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的反思与中国今日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清理的传统因素却存在着某些契合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中西方现代化与前现代、现代与现代化、后现代化与现代化及后现代化交叉相错的复杂时差。而这种时差表现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与前现代因素抗争的现代性因素尚未完全发育之时，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意识又悄然兴起。
当代中国的尴尬就在于要同时追求现代化和实践后现代，而这两者本来就是难以同时兼顾的，更尴尬的是西方正在追求的后现代又与中国传统中的很多因素相契合。因此，造成以下两个错位：首先是后现代与现代的错位。中国根据马克思主义要建设的理想社会是后现代的，而它的前提却必须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是传统和现代的错位。中国要进行现代化需要抛弃传统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但是西方今天的发展却是反思现代性，倡导的一些价值观念有许多恰恰是阻碍中国进行现代化的传统因素。
因此，传统、现代、后现代在中国社会堆积在一起，同时要完成这样的并存发展，中间的纠葛和缠绕可想而知。这样的时序错位带来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的行动困境。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或者说建构一个毛泽东式的道德化的理想社会，她就必须实行工、农、知识分子一体化的政策，实行社会结构的平等化和均质化，这种均质社会势必会打击知识分子的知性追求，并使整个社会丧失追求知性的冲动，从而有碍于现代化的顺利进行。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为没有差别的平面结构，水平性的社会结构满足了平均主义者的价值追求，但是同时也抽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活力。这段时期唯一的结构差别是城乡差别和阶级差别。社会发展急需的知识和技术不再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整个社会处于停滞不前的巨大的静止状态。
而追求现代性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主题。追求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又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是意识到坚持道德型的社会建构和原有意义上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原则在当代中国的时差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才开始重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新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打破水平性的社会结构，创造合理的分层型结构；重新定位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化战略。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PRC，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opted a zigzag and repeated policy in dealing with intellectuals. Thi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sequence dislocation between soc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PRC，as a newly established socialist country， completed the historical premise of state build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ts ultimate goal is to establish a new classless society. However， the historical theme of PRC is modernization， which makes it necessary to respect intellectuals and to improve the status of intellectual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at means the new China should fulfill both tasks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modernity reflection at the same time， which brought about sequence dislocation between soc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ups and downs of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concept game of soc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socialism；intellectuals；sequence dislocation
